约翰内斯堡，三月六日。
这里的形势有些不妙。用书里常用的、大家都熟悉的说法就是，我们正处在火山边缘。成群结队的罢工者，或者说所谓罢工者，在街上游行示威，他们怒视着周围的人，眼里充满杀机。我想他们是在寻找脑满肠肥的资本家，等待大屠杀开始时就下手。不能叫出租车，罢工者会把你拖出来。酒店也都给出友好的暗示，一旦上完了菜，他们就不对你负责了！
昨晚我和里夫斯见了面，他是我在基尔默登堡号上认识的工党朋友。他是目前我在这里见过的最恐惧的人了。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之前为了政治目的到处发表煽动性演讲，现在十分后悔。我见到他时，他正准备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开普敦。他准备在那里用荷兰语做一个长达三天的演讲，为自己的清白申辩，说明他原来讲过的那些东西其实有另外的意思。我庆幸我不是南非立法会的议员，国会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起码我们只用一种语言，对于演讲长度也有一些限制。离开开普敦之前我去过一次立法会，听了一位先生的演讲。他头发花白，长胡须，活像《爱丽丝漫游记》里面的老乌龟默克。他语调忧伤，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时不时地高喊一句口号，更像是让自己打起精神。喊口号时声音倒是嘹亮清晰，和演讲时形成鲜明对比。每当这时，有一半的观众会用荷兰语跟着应和，而另一半观众则从甜美的睡梦中惊醒。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位先生已经讲了至少三天了，南非人是不是都很有耐心啊？
为了让佩吉特一直待在开普敦，我生造出无穷无尽的工作，但是即便我想象力再丰富，到最后也黔驴技穷了。于是他明天就要来和我重逢，带着忠实家犬誓死也要守护在主人身边的精神。哦对，我的回忆录进展得不错！我杜撰了一些与罢工领袖之间充满智慧的对话。
今天早上有一个政府官员来见我，他彬彬有礼，理性机智，同时又有些神秘。他一上来就奉承我，强调我的地位之高及我的重要性，然后建议我离开，或者由他帮我离开，去比勒陀利亚。
“你觉得要出事了，对吧？”我问。
他回答了一堆空话，于是我知道他们肯定认为要出大事了。我对他说他的政府过于纵容事情的发展了。
“有这么一种说法，尤斯塔斯爵士，给一个人一根足够长的绳子，他迟早有一天会上吊自杀。”
“哦，的确，的确。”
“并不是那些罢工的人要闹事，他们背后有某个组织在支持，把武器和炸药运进来给他们。我们截获了一些文件，所以很清楚这些武器是通过什么渠道进来的。他们有一套常用的密码，土豆意味着‘雷管’，花椰菜是‘步枪’，其他蔬菜代表着各种炸药。”
“真有趣。”我说。
“还不止这些，尤斯塔斯爵士，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制造这场混乱，以及指挥所有行动的那个天才人物，此时此刻就在约翰内斯堡。”
他使劲儿地盯着我看，让我觉得他是在怀疑我就是那个人。这个念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开始后悔我竟然想来亲眼看看这次小小的动乱。
“现在从约翰内斯堡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已经停运了，”他继续说道，“但是我可以安排专车送您过去。为了防止您在路上被拦截，我可以给您两个通行证，一个是联合政府颁发的，另一个能证明您是一位普通的英国游客，与联合政府毫无关系。”
“一个是给你们的人看的，另一个是给罢工的人看的，对吧？”
“没错。”
我对他这个提议不感兴趣，因为我知道一般而言会发生什么事。匆忙之中很容易把东西弄混，我会拿错通行证，最后要么被一个嗜血的暴徒击毙，要么被戴着圆顶礼帽、抽着烟斗、手臂下方夹着步枪，在大街上维持秩序和治安的人杀掉。再说了，我去比勒陀利亚做什么？参观政府大楼，听约翰内斯堡传过去的枪声吗？我很可能被困在那里很久。听说铁轨已经被炸毁了，两天前那里就戒严了，你连杯酒都喝不到。
“我亲爱的伙计，”我说，“看来你还不知道，我正在研究兰特的局势问题。如果去了比勒陀利亚，我可怎么研究啊？我很感激你为我的安全着想，但是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我想提醒您，尤斯塔斯爵士，食物短缺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少吃点有助于我保持体型。”我叹了口气说。
我们的谈话被一封电报打断了，我吃惊地读着电报。
“安妮安然无恙，和我一起在金佰利。苏珊娜·布莱尔。”
我一直都不相信安妮会彻底消失，这个姑娘身上有种特别的、不可摧毁的东西，就像是人们扔给猎犬的那种玩具球。她具备一种非凡的本领，总能绝处逢生，再次微笑着出现在你面前。我还是不明白她半夜走出酒店后怎么就到了金佰利，也没有火车啊。她肯定是戴上了两只天使的翅膀飞过去的。而且我估计她肯定不会解释，没有人向我解释任何事！我总要自己猜，时间一长我都失去兴趣了。我猜她消失的原因是新闻行业的什么紧急情况。“我是怎样战胜激流的”——特约记者报道。
我收起电报，打发走我的政府朋友。想到可能会忍饥挨饿，心里有些不爽，不过我并不担心人身安全，史末兹一定能对付这次暴动，但我可能要付很多钱才能喝上一杯酒！不知道佩吉特会不会聪明到给我带一瓶威士忌过来？
我戴上帽子出了门，准备去买些纪念品。约翰内斯堡的古玩店都很不错。我正站在一个挂满各种威风凛凛的兽皮毯的橱窗前欣赏时，一个男人从店里出来撞到了我，我惊奇地发现这人是瑞斯。
我无法欺骗自己说他见到我时很高兴。事实上，他看上去非常恼火，但我依旧坚持让他陪我一起走回酒店。我实在厌倦了身边只有佩蒂格鲁小姐一个人。
“我都不知道你也在约翰内斯堡。”我随意地聊着，“你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晚上。”
“那你住在哪里？”
“朋友那里。”
他不太想多聊，而且似乎被我问得有些尴尬。
“真希望还有人在养鸡，”我说，“我听说过不了多久，吃上鲜鸡蛋，偶尔杀只鸡开荤都会变得非常困难了。”
“哦对了，”走到酒店时，我问他，“你听说了吗？贝丁费尔德小姐还活得好好的呢。”
他点点头。
“她真把我们吓死了。”我轻松地说，“她那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啊，我很想知道。”
“她一直在那个岛上。”
“哪个岛上？不是那个住着一个年轻男人的岛吧？”
“正是。”
“太不成体统了。”我说，“佩吉特知道了肯定会吓坏的，他一直不太喜欢安妮·贝丁费尔德。我猜那个年轻人就是她原本想去德班见的那个人吧？”
“我想不是。”
“你不想说的话就不用告诉我了。”我说，其实是在鼓励他说下去。
“我想那个年轻人正是我们都想抓到的小伙子。”
“不会是……”我兴奋地叫道。
他点点头。
“哈里·雷伯恩，也就是哈里·卢卡斯——这是他的真名，你知道的。他又一次从我们眼前溜掉了，不过我们很快就会抓到他。”
“天哪，天哪。”我低声嘟囔。
“原来那女孩和整件事毫无关系，对于她来说只是……恋爱了。”
我一直觉得瑞斯爱上了安妮，他说最后几个字时的样子让我坚信了这一点。
“她去了贝拉。”他语速极快地补充道。
“是的。”我盯着他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在布拉瓦约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说她要从那里回家。她只能这么做，可怜的孩子。”
“不知为何，我觉得她不在贝拉。”我沉思着说。
“她在信里说这就准备出发了。”
我很困惑。有人在撒谎。不过此时我没去深究，安妮很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写了封故意误导的信，而且忍不住因为打败了瑞斯而窃喜。他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封电报递给他。
“这个你怎么解释？”我冷漠地问。
他似乎惊呆了。“她明明说她要去贝拉了啊。”语调都仿如梦呓。
我知道瑞斯很聪明，但在我看来，他是个笨男人。他好像从没想过女孩子有时会撒谎。
“金佰利？她们去那里干吗？”他嘟囔道。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我还以为安妮小姐会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来这里，为《每日预算》写报道呢。”
“金佰利。”他又念了一遍，这个地名好像让他有些忧伤，“那边没什么可看的——矿都废弃了。”
“你知道女人的。”我含糊地说。
他摇摇头，走了。我给他看的东西显然需要他好好思考一下。
他刚刚离开，我的那个政府朋友又出现了。
“希望您能原谅我再次打扰您，尤斯塔斯爵士，”他抱歉地说，“但是我想问您一两个问题。”
“当然，我亲爱的伙计，”我兴高采烈地说，“问吧。”
“是关于您的秘书的……”
“我对他一无所知，”我马上说，“他在伦敦时自己找上我的，偷走了我的一些重要文件，为此我真该好好反省一下。然后在开普敦，他又像变戏法似的消失了。虽然我和他同时出现在瀑布群，但我住在酒店里，而他在一个岛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在那边时一次都没见过他。”
我停下来喘口气。
“您误解了，我说的是您的另一个秘书。”
“什么？佩吉特？”我吃惊地叫道，“他跟了我八年了，是个最可信的伙计。”
对方笑了。
“我们说的还不是一个人，我指的是那位女士。”
“佩蒂格鲁小姐？”我问。
“是的，有人看到她从阿格拉撒陀古董店里出来。”
“上帝保佑！”我打断他，“今天下午我也去了那里，你可能也看到我从里面走出来了！”
看来在约翰内斯堡，你无论做什么都会被怀疑。
“啊！但是有人看到她不止一次出入那里——还形迹可疑。我可以私下告诉您，尤斯塔斯爵士，我们怀疑那家店是这次暴乱的背后主使，那个秘密组织的常用集会点。所以我才来向您请教关于这位女士的情况。您是在哪里、又是怎么找到她的？”
“她是我租来的，”我冷冷地说，“你们的政府租给我的。”
他完全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