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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沛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2〕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3〕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4〕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5〕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6〕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7〕

十一月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2〕徐悲鸿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应苏联对外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去苏联参加中国画展览会,曾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席作画。

〔3〕齐如山(1877—1962)河北高阳人。当时北平国剧学会会长,曾为梅兰芳编过剧本。杜衡在《文艺画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十月)发表的《梅兰芳到苏联去》一文中说:“我以为他(按指梅兰芳)最先的急务,是应当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竟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这些工作,恐怕像齐如山先生他们未必能够胜任”。

〔4〕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报·剪影》载犁然的《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一文中,记录梅兰芳谈话说:“中国旧戏原纯是象征派的,跟写实的话剧不同”。

〔5〕这些都是对杜衡等人的讽刺,参看本书《化名新法》。“戏剧年鉴”是影射杜衡、施蛰存合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

〔6〕“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载一九三四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篇首《题解》引用歌德临终时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7〕这里也是对杜衡的讽刺。杜衡曾于一九三二年说左翼批评家“蛮横”,使他们不得不“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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