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塞防的来历
1871年11月30日，琉球王国两艘向日本纳贡的货船遇上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牡丹社地区，“太平山”号货船在北瑶湾触礁沉没，3名船员死亡，66名船员泅渡上岸，与当地高山族人发生冲突，54名船员被杀害。“八重山”号货船在台湾南部地区靠岸，45名船员被台湾地方当局扣押。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1874年2月6日，日本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以惩办台湾高山族人伤害“日本属国难民”的名义出兵台湾。1874年5月7日，日军在台湾南部的琅峤登陆，军机处派沈葆桢赴台湾交涉。日本人想敲诈，沈葆桢想耍赖，说出一句雷人的话，“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本代表大隈重信抓住了话柄，既然你们都认为台湾是“无主野蛮之地”，那我们就抓人治罪了，“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
话是这么说，那时候的日本还没有强大到直接暴打大清国脸面的程度，日本派代表大久保利通到北京和总理衙门交涉，在英国公使托马斯韦德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于1874年10月28日签订《北京专约》，满清政府向日本赔款白银五十万两。
这件事，对清王朝刺激很大，自明清以来，还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敢公然向中国叫板，清政府意识到海洋时代已经无可避免地到来。《北京专约》签订后的第六天，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上奏，提出关于海防建设的若干意见，史称“海防议”，从迫切性、现实性、必要性三个方面，强调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军机处请求两宫皇太后旨意，于当日发布上谕：
“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李鸿章、李宗羲、沈宝桢、都兴阿、李鹤年、李翰章、英翰、张兆栋、文彬、吴元炳、裕禄、杨昌溶、刘坤一、王凯泰、王文韶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复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奏陈。总期广益集思，务臻有济，不得以空言塞责”。
名单上的各位大臣，都是南方沿海地区的主政官员，目的是征求海防建设意见，不涉及塞防。左宗棠肩负西北军务要职，军机处也给左宗棠抄送一份，但不在要求发言的名单中。所以，海防和塞防争论初期，只是在讨论海防建设怎么搞，并不是讨论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的问题。各地官员呈送上去的奏折，也全部围绕海防建设在谈，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几个议题。
在讨论“筹饷”议题时，李鸿章建议开采矿产，开放烟禁。这个烟，不是鸦片，而是土烟。李鸿章认为，国家明令禁止鸦片，却禁而不止，部分地区仍然违法种植罂粟。不如放开土烟，既满足烟民需要，又能征收烟税，增加国家收入。说到这里，李鸿章话题一转，建议暂缓出兵新疆，可以节流一部分海防经费：
“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心腹之大患愈棘，孰轻孰重，必有能辩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需略加复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左宗棠一听李鸿章建议挪用新疆军费，终于按捺不住了，给总理衙门呈上他的第一份奏疏：
“愚见，现在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甘肃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筹办防务急于自顾，纷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而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谚云：‘扶起东边，倒却西边’。斯言虽小，可以喻大。且即海防言之，凡所筹画，宜归久远。始事之时，即悉索以供，不留余力，设此后厘税衰减，经常之费又将何出”？
这才引出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而所谓塞防，也不专指新疆一个地方，在后面越来越激烈的海防塞防争论中，东北地区也加入进来，有奏事权的官员纷纷上疏陈述东北塞防的重要性。通政司于凌辰的上疏最具代表性：
“夫外患莫大于俄夷，莫急于东北。东三省为根本之地，俄夷心怀叵测，觊觎已非一日。现在逼近吉林所属之宁古塔、珲春等城，举足可到。兵法声东击西，声西击东，我刻下西事方殷。若再以全力注重于东南，三省空虚，该夷诡谋秘计万一乘间窃发，尤为可虑”。
这才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由来，既不是卖国、爱国之争也，不是淮系、湘系之争，是中国在危机存亡之际，发愤图强的一次集体大讨论，也是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地方利益之争和个人见识之争。
一百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性地从根本上否定和批判清朝政府，因为清朝已经死了，死了的人不会再站起来为自己说话。人们对清朝一味地谩骂、嘲讽和幸灾乐祸，对这个王朝为救亡图存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后来在思想、工业、宪政、民主、言论等种种方面进行的变革，都视而不见的，装聋作哑，很少有人站在公正立场上为清朝说话。这种意识形态历史观持续到现在，使很多人无知地以为，在今天大街上随便抓个二流子，穿越送回到清朝，他们干得都比满清皇帝好。
金一南在一次演讲中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彻夜不眠，在紫禁城里走来走去。太监听到道光在长廊下驻足长叹，“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金一南居高临下地批评道光皇帝，“这就是他的局限性，他只想到对不起列祖列宗，他没想到如何对得起中华民族，如何对得起这个国家”。这何尝又不是意识形态的局限、活在当下的局限和金一南自己的局限？满清王朝完整融入中华民族，他们以继承了中国正统皇权而自豪，国家意义上的“列祖列宗”，已经包括了“三皇五帝”和“孔孟颜曾”。今人不知道天下何以为家、天下何以为公，把自己的偏执和狭隘当成学问，三观不正，却振振有词。看看留言区的一些言论吧，有些人，热爱历史比不热爱好，他们以爱国的名义，肆意侮辱先辈们曾经创造的辉煌历史。
清朝有“失寸土者不得入宗庙”的祖训，道光死后，孤零零葬在慕陵，坟头上还飘着他满脸的羞臊。这种羞愧感和自我批评精神，今天的人已经没有了，指天骂地，毫无廉耻。慕陵是道光皇帝自己取的名字，表达着他对先辈们开疆拓土的仰慕之情。
同治新疆暴乱也一样，大家对历史的了解只是一些片段，连碎片都算不上，碎片至少可以拼出一张残缺的图，而很多人知道的同治新疆暴乱只是碎片中的一小块，以为阿古柏来了，新疆就变天了；以为左宗棠来了，新疆就解放了。两点一线，对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一无所知。再比如左宗棠进疆，在一些人的想象中，仿佛电影屏幕上那种气势恢宏的场景，大军云集，鼓角齐鸣，旗帜林立，数万大军浩浩荡荡走出嘉峪关。大家不知道清王朝在新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坚持，也不知道北疆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以为左宗棠是再造新疆唯一不二的救世主。清王朝代表的国家形象在新疆被淡化了、贬低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代表着汉族历史想象的个人英雄主义，比如左宗棠、刘锦棠和后来的杨增新。简而言之，成绩都是汉族人当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创造的，问题都出在以满清和民国为代表的国家身上。
左宗棠进疆以前，北疆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而左宗棠节制下的金顺、张曜等人，已经在新疆屯兵两年，却迟迟没有发起平叛，连一场小规模的战斗都再没有发生过，为什么？金顺统领的国字号平叛大军没有进疆的时候，是北疆最苦的日子，乌鲁木齐东西两线一直在和暴匪作战，从来没有停歇。金顺来了，从巴里坤到塔城的北疆战线全面熄火，为什么？
1873年11月清军攻克肃州，1876年5月刘锦棠率湘军出关。整整两年半时间，刘锦棠大军驻扎在河西走廊待命。书面上的历史忙得够呛，筹粮，贷款，海防和塞防争论，实际上还是利益和名分之争，桃子已经熟了，由谁来摘，是个政治问题。
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揭开了妥明、阿古柏、白彦虎们的真实面目，还原了明绪、平瑞、保恒等一大批满清志士的壮烈赴死。也就有必要把入疆路上的政治斗争说一说，世上没有天然的坦途，人间也没有完美的英雄。
94、西行路迢迢
1861年，李鸿章和左宗棠相继离开曾国藩阵营，各自组军。李鸿章招募安徽兵勇组建了赫赫有名的淮军，而左宗棠组建的楚军仍然是曾国藩划拨过去的湘军老班底，以刘松山、王鑫为主力。因为楚军这个名称始终都不响亮，曾国藩裁撤湘军后，大家习惯于把左宗棠治下的楚军称为“老湘营”。这个名字，既代表人们对湘军的怀念，也说明楚军这面旗帜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提出“先捻后回”平叛方略，调头赴河南平捻。但左宗棠对陕甘军务并没有放手，派刘松山负责军事，先期进入陕西围剿陕回残部；派杨岳斌总揽陕甘全局，推举杨岳斌暂时署理陕甘总督。这两个人进入陕甘初期都不顺利，刘松山在陕北打的拉胯，杨岳斌处理陕甘军务更掉链子，不但剿匪无力，而且激发甘肃绿营军官兵哗变，和多隆阿旧部穆图善、雷正绾等人关系对立。
陕回进入甘肃初期，甘肃回匪还在观望，并没有立刻应声而起发动暴乱。多隆阿战死以后，清政府寄希望于老湘营解决陕回残部，老湘营出师不利，在陇东和陕北处处被动挨打，拉长了时间线。甘肃回民正是在这个窗口期被陕回裹挟，接二连三暴乱。不能因此而认为左宗棠和老湘营应该对甘肃回乱负什么责任，但湘军在陕西和陇东剿匪不力，客观上给甘肃回乱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会，这是事实。
杨岳斌在陕甘平叛的拙劣表现，让大清朝军机处实在看不下去了，顶着左宗棠压力，把杨岳斌撤换下来，由穆图善接过署理陕甘总督职务。
1869年，左宗棠再度接管陕甘军务后，穆图善、雷正绾等多隆阿旧部多数被弃用，只有早早递交过投名状的满族将领金顺，被左宗棠纳入帐下，加入到后来的西征军行列。这个情况，和进疆前后新疆地方军将领的处境一模一样。
1870年3月16日，在攻打金积堡外围回军据点的马五寨时，刘松山中弹阵亡。刘松山殉国，清政府对左宗棠解决西北问题的能力产生强烈怀疑，朝野上下，希望李鸿章更换左宗棠的呼声日益高涨。两宫和军机处也对陕甘新疆局势严重不满，命令湖广总督李鸿章赴甘肃，接替左宗棠，督办西北军务。
这里出现两个争议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左宗棠是不是紧紧抱住西北不放手？第二个，李鸿章有没有染指西北、掣肘左宗棠的意图？
两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问题。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功臣是曾国藩，镇压捻匪暴乱的第一功臣是李鸿章。无论今天怎么批判李鸿章，至少他在平发、平捻战争中的表现远远超过左宗棠。在这两场战争中，左宗棠只能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但是，作为汉军统领中的第三号人物，清王朝对左宗棠是寄予厚望的，希望他在西北平叛战场上奋发有为。而左宗棠也有自己的心思，他是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使命感的政治家，对建功立业有着天然的渴望。西北平叛，是历史赋予左宗棠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必定会牢牢抓紧，当仁不让。
长期传说，李鸿章在左宗棠背后搞小动作，有染指西北的意图，则是扯淡。坊间百姓习惯于用自己口袋里那三块钱的利益来揣测政治。平捻以后，李鸿章任湖广总督，功成名就，已经攀上人生高位。西北是大清国的西北，就算李鸿章能毕其功于一役，于个人前途又能提升几步？如果左宗棠主动让步，李鸿章或许会接过西北这一盘。现在，左宗棠丝毫没有要退让的意思，他何必要趟西北这个浑水！李鸿章和左宗棠同为地方封疆大吏，李鸿章这时候还没有进入政治中枢，他有什么能力给同为地方大员的左宗棠拆台？
说李鸿章掣肘左宗棠，觎觊西北，是把他定性为一个先天性坏人，以为李鸿章生下来就在政治权力的最中心，
李鸿章显然不愿意承接西北这个乱局，称湖广有事，暂时不能赴任，向朝廷推荐记名提督刘铭传，率淮军主力两万人赴陕甘增援左宗棠。清政府接受了李鸿章建议，命令刘铭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陕西军务”。刘铭传“铭字营”是淮军主力中的主力，共28营。临行前，李鸿章再调淮军12营扩充到刘铭传帐下，共40营，两万人，等于把淮军最精锐的部队全部调往陕甘前线。
刘铭传绰号刘六麻子。据说，李鸿章创建淮军初期，曾国藩到李鸿章军营视察，在人群中一眼看中刘铭传，说，“脸上有麻者，帅才也”。李鸿章从此对刘铭传格外器重，上海整军时，淮军装备的第一批洋枪洋炮全部配备给“铭字营”。
李鸿章又派袁保恒到左宗棠帐下任军务帮办，负责西征军粮务。袁保恒是安徽军务帮办大臣袁三甲的儿子，曾多次僭越上疏，请求朝廷“置军屯田”，被降职处分。李鸿章闻讯后，调袁保恒入军中统兵，袁保恒从文职转军职，在平捻战争中一跃而起，成为军中翘楚。
李鸿章有没有觎觊西北的心思不知道，左宗棠严防李鸿章的态度是公开的。刘铭传统领的淮军“铭字营”，是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武装部队，李鸿章把淮军的家底子掏给左宗棠，却被左宗棠拒之门外，不准进入甘肃地界，在陕西乾县白白吃了两年半的干饭，一战未打。
左宗棠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这样解释：
“李相以淮军久驻秦中，本可不必。弟所以不肯调用者，以淮军异帅，自分彼此”。李大人派淮军长期驻扎在陕西，没有必要。兄弟我之所以不愿意调用，因为淮军由您的人统帅，不便统一指挥。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李鸿章把刘铭传搬走，把队伍完整交给左宗棠，他可能就笑纳了。
“以兵事论，淮好用众，陇右谋食太艰，多则必溃，不宜一也。以饷事论，淮军一岁九月实饷，楚军一岁求一月满饷尚不可得，若调并一处，彼此相形，难以抚慰二也”。从前线情况来说，淮军来人太多，在甘肃这个地方吃饭又很难，人多了必然要出问题（这是善意解读，比崩溃好听一点），这是淮军不能进甘肃的第一个原因。以工资而论，淮军一年实发九个月工资，楚军一年发一个月工资都很困难。如果放到一起，相互有了比较，不好给楚军兄弟们交代，这是淮军不能进甘肃的第二个原因。
“若必言明淮军在秦为赘，则李相本未须秦饷，所遣之军，自裹其粮，以备策应，于陕甘若本无损也。弟之处比，委曲出之，不敢多有论说，天地神明共实鉴之”。我不能明说淮军在陕西给当地老百姓添了负担，因为您根本就没有占用陕西的钱粮，淮军的军备钱粮都是您给提供的，在陕西也没什么损害。兄弟我和您相比，委屈得很呐，不敢在别人跟前说叨这些事，老天爷为我作证！
“平心而论，淮军置之无用之地积年，费饷何下千万？若节此虚糜，以饷我饥军，岂不两利？李相固不肯言，而党李相者亦不言之，岂非俟楚军饥溃见雠者快耶”？这句话就是赤裸祼的讽刺挖苦了：说句心里话吧，您把淮军放到没有用武之地的陕西两年多，花费掉的钱粮怎么也在千万以上。如果您把这些耗费掉的军费节省下来，给我手下这帮吃不上饭的弟兄，这不才是哥俩好吗？您明知道我想什么却不肯说，您的同僚也知道我想什么却不敢说，是不是要等到楚军都饿死了，那些等着看热闹的人才会高兴啊？
“自古用西北之甲兵者，必济以东南之刍粟。弟自东南而西北，所见所闻亦然。及身当西北艰危至极之处，而所为顿异。李相不能谅之，旁人不能谅之，即同局之人亦复因有所受命不肯说一句实话，吁，可异矣”！自古以来在西北用兵，必定要从东南调运粮食。我从福建到西北，看到的、听到的情形也是这样。当我置身于西北战乱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李大人你您不理解我，别人也不理解我，我们都是在为国家出力打仗，却各有各的任务，所以都不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唉，心不往一处想啊！
淮军走不走，李鸿章说了不算，军机处说了才算。1871年，俄国入侵伊犁，军机处命令刘铭传所部淮军开赴新疆，为荣全与沙俄交涉提供武力背书。军机处这道谕令是全局调动，可见收复伊犁心情之迫切、态度之坚决：
“谕令金顺、奎昌等查明确实情形，并令荣全前往收复伊犁城池，妥筹布置。令景廉带兵相机规复乌鲁木齐矣。伊犁沦陷，兵力未能顾及，致俄国从而生心，难免觊觎要求情事，若乌鲁木齐再为该国收复，则更难于措手。成禄本系乌鲁木齐都统，着即统帅所部出关，与景廉会合，力图收复。所有该军饷需，着户部遵照前旨迅速查催，并宽为筹拨，以资饱腾。肃州一带关系紧要，着左宗棠迅即调派劲旅前往扼剿窜匪，替出成禄一军出关剿贼，毋得以兵力不敷稍行推诿。刘铭传所部已谕令鼓行而西，绕赴兰州北路，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左宗棠身任兼圻，本应统筹全局，况镇、迪一带又系该督所辖，尤当妥筹兼顾，以舒朝廷廑系。穆图善如有可拨之兵，并着会商左宗棠酌量调派，以资厚集”。
谕令中有两个要点：一，成禄统领所部立即出关，与景廉会合，力图收复伊犁。二，刘铭传所部淮军从北面绕过兰州，从河西走廊出关，为收复新疆做准备。
应该说，这是新疆暴乱以来军机处发布的第一道从西北调兵的军事命令和人事安排，但被左宗棠的太极连环掌，化解于无形。左宗棠以辞职要挟，弹劾成禄，要求兵部、刑部将成禄治罪法办，派自己属下的满族将领金顺接任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率兵出关不了了之。军机处指示刘铭传“绕赴兰州北路”出关新疆，已经顾及了左宗棠的因素，当时的左宗棠办公行辕在兰州陕甘总督府。左宗棠上了一道折子，把刘铭传的出关之路也挡了回去：
“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着。然当此强邻觊觎，狡焉思逞之时，则固有未可拘执者”。
意思是说，现在出兵远征新疆，不是稳妥的办法。俄国是强大的恶邻，狡诈而且霸道，我们派去的这些将领没有压制他们的能力。言外之意，景廉、刘铭传、成禄都不行，谁行？等我干完手上的活吧。
“臣接谕旨，已飞函穆图善，询其能否派队，一面咨商刘铭传，酌定进兵道路；一面飞饬记名提督、哈西巴巴鲁、赏穿黄马褂徐占彪，统所部马步十二营，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以抵肃州”。
这一段是在表明自己的能力，该安排的我都安排好了。“飞函、咨商、飞饬”，词语极尽夸张，表示在第一时间做了安排。左宗棠上疏中提到的徐占彪“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以抵肃州”道路，正是朝廷谕旨中命令刘铭传“绕赴兰州北路，由甘、凉、肃一带出关”的道路。话都说得这么明了，刘铭传还能从这条道路出关新疆吗？
这个时期，正是老湘营在河州太子寺惨败，又在西宁对马桂源进攻不利、形成胶着的时候。
刘铭传率两万淮军子弟自带干粮过来打工，在陕西白白熬了两年半，进军甘肃受阻，出关新疆再受阻。刘铭传彻底明白“此地不留爷”，向军机处请假告病，称，“河湟未靖，转运艰难，江皖之人，又不宜冲寒涉远”。这个话说的也有意思，河湟回乱还没有平定，但我在这里已经等不到机会了。他有意说自己是“江皖之人”，暗示自己不在左宗棠的湘楚派系内。“不宜冲寒涉远”，这个寒字大有深意，斗不过，所以不斗了。
军机处准予刘铭传休假三个月，“一俟病体就痊，即令督率所部前赴肃州屯扎，毋庸出关”。
刘铭传告病休假的这段时间，左宗棠派湘系将领曹克忠接管淮军，“铭字营”武毅右营官兵集体哗变。奇怪的是，受到处分的居然不是激发兵变的曹克忠，而是告病休假的刘铭传。刘铭传以“举荐非人”的理由被“革职待任”，心灰意冷，他连“待任”都不想再待了，坚决辞职，回老家合肥种地去了。
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刘铭传遭遇的不满，也表达了他对左宗棠心胸的嘲讽，“惟左公无强将劲旅，委蛇撦梧。河湟、甘凉一时未能得手，又不愿推谷待贤”。说，左宗棠手下没有强将劲旅，却像一条美丽的大花蛇，把尾巴盘在梧桐树上不肯松手。河湟回乱、甘凉回乱打成这个屌样子，他都不愿意敞开胸怀接纳有能力的人。
刘铭传一隐就是十二年，在合肥老家闲居，无官无职。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把闲人刘铭传从老家揪出来，“督办台湾军务”。1884年7月，刘铭传身穿微服在基隆港悄悄上岸，率领台湾军民展开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英勇战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于1885年3月，以不败战绩取得台湾保卫战的全面胜利。《台湾通史》评价刘铭传，“溯其功业，足与台湾垂不朽矣”。
96、最后一公里
1874年8月，清政府发布谕令，第二次宣布出关新疆的平叛大军序列。
领导团队：任命颜札·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军事总指挥）；任命伊尔根觉罗·金顺任正白旗汉军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军事副总指挥）。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西征粮台运转（后勤保障）；任命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袁保恒帮办西征粮草事务（军备运输）。
作战部队：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所部，辖黑龙江马队、伊犁将军荣全统领部队、徐学功振武三营、孔才定西各营，共三十九营，约两万人。正白旗汉军都统金顺所部，辖八旗军马队二十营，约一万人；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辖河南嵩武军十四营，约七千人；记名提督徐占彪所部，辖川军五营，约三千人。
预备部队：命令湖南提督宋庆率毅军屯防哈密，为前路援军。命令宁夏将军穆图善到安西、敦煌、玉门驻防，为后路援军。
从乾隆开始，新疆历次平叛的领军统帅一般由伊犁将军担任，为加强对各作战部队的统一指挥，通常会授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两个头衔。不管职务高低，这两顶帽子代表着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这一次例外，荣全是署理伊犁将军，署理的帽子没有摘掉，等于他没有获得伊犁将军实职。荣全长期在西陲边塞，无力统揽新疆全局，由景廉担任新疆平叛最高领导，于事于权都是合理的。
从乾隆开始，新疆历次平叛的粮台转运工作都由陕甘总督负责。乾隆平定阿睦尔撒纳（前文有误）叛乱，陕甘总督黄廷桂一步都没有踏进过新疆，因为筹粮有功，累死于任上，获国葬，位列紫光阁功臣像五督臣之首，排名远远高于平叛统帅兆惠。乾隆皇帝评价黄廷桂，“廷桂于西陲用兵，虽未身历行阵，而筹办军需，每有朕旨未到，旋即奏至，与所规画不约而同。体国奉公，精详妥协，而又毫不累民，内地若无兵事，其功最大”。
正常情况下，朝廷命令下达到这个程度，收复乌鲁木齐、进剿阿古柏暴匪的雷霆之锤就应该落下来了。但没有，景廉左等右等，眼睛都等瞎了，连出关大军的毛都看不见一根。
金顺派刘宏发率五个营、两千五百名官兵出关，到古城子应付差事，金顺大军到安西（瓜州）四道沟就停下来不走了，理由是没有粮，要等到新疆粮运启程后，“师随粮行”。张曜队伍从肃州移动到安西，也不往前走了，理由也是在等粮食。清朝两万五千多精锐之师在安西堵车，理由如出一辙，都在等候粮食。
这是个奇怪的悖论，大军停留在甘新边界，难道只喝西北风吗？在哪里都是吃粮，为什么不能前走一步到新疆来吃？从肃州到安西约六百里，从安西到哈密大约也六百里。粮草在前面六百里能走通，后面六百里怎么就出现了骡马车辆民夫等等问题？
权力之争，才是通往新疆的最后一公里，万丈天堑，不可逾越！景廉终于明白，左宗棠弹劾走一个成禄，送来了一堆成禄。一向温良敦厚的景廉忍不住怒火，给军机处上疏：
“伏查后路大军皆以转运不继停留安、玉地方，实属有误事机，除抵坤五营臣已饬后路粮台筹拨口粮两千五百石暂资接济外，相应请旨饬下左宗棠通筹全局、设法转运俾资饱腾，一面函催金顺先行来古面商机宜”。
景廉说，出关部队以粮食转运跟不上为由，都停留在安西和玉门，是在延误新疆军务。已经到达巴里坤的部队，我们从新疆地方军口粮中挤出两千五百石粮食供应接济。请责令左宗棠，承担起统筹全局的职责，设法把粮食转运到新疆。并请左宗棠致函给金顺，让他个人先到古城子，商量军事行动事宜。
这个奏折中有两个要点，“请旨饬下”，是请两宫和军机处责令左宗棠，其他人说了没用。“饬下”这个字用得很重，请求朝廷严厉批评左宗棠。“函催金顺”，说出了景廉的无奈，金顺是左宗棠的人，作为新疆最高军事统帅的景廉，请金顺到古城子商量军务，仍然要由左宗棠发函催促。
左宗棠接到军机处斥责，再次施展太极推手，以退为进，撂挑子要挟。左宗棠给出了一个军费预算，西征军每年实饷六百万两，军火、装备、粮食运费二百万两，共八百万两。而中央财政每年拨付粮饷实数只有五百万两，缺口三百万两，我能怎么办？军务帮办袁保恒还在身边，左宗棠却请求户部派人来专管新疆粮台转运事务，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左宗棠给出的军费预算也用心良苦，八百万两只是左宗棠自己统领的湘楚系军费总额，并不包括景廉领导的新疆地方军费用。以当时乌鲁木齐东西两线的清军人数，每年军费开支大约在五百三十万两，左宗棠在预算中没有提及，所谓的“通筹全局”，只通筹到陕西甘肃，没有通筹到新疆。
左宗棠后来平定新疆叛乱总计耗费白银八千四百万两，仅以海关厘税为抵押，通过胡雪岩向国外洋行借款就达八百万两。
曾国藩从操办团练到解散湘军，太平天国战争十数年，军费开支共两千万两，其中约一千二百万两是自筹经费。一直到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江浙厘税划归曾国藩调度使用，湘军经费才纳入地方财政体系。
左宗棠闹辞职，清政府当然不敢同意，陕甘地界上都是左宗棠带过去的兵，他走了，谁镇得住这帮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活阎王？军机处下诏不许，授权左宗棠直接向各省督抚大员追讨积欠协饷，“务以大局为重，不得稍分畛域”。同时，再次命令金顺和张曜“即刻率兵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懈怠。
经过一番扯皮后，队伍出关了，战还是打不起来。张曜率领的嵩武军在哈密停下来，出关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张曜率领部队在哈密开荒种地，理由还是要为打仗准备粮食。金顺和明春率领二十四营官兵到古城子，加上前期到古城子的刘宏发五个营，所部军兵共二十九营。
古城子一下添了一万五千张吃饭的嘴。他们都是左宗棠部属，在甘肃由左宗棠供应吃喝，到新疆当然向景廉要供养，打不打仗再说，饭一顿都不能少。金顺的队伍喂不饱，徐占彪又率川军五营开进新疆。景廉现在彻底顿悟了，这帮大爷不是来打仗的，是来添乱的。景廉通知徐占彪，古城子已经粮荒，来了我养不起，你也留在哈密，和张曜一起种地去吧。这就是景廉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结果。
东线无战事，荣全在西线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西面有占据伊犁的沙俄侵略军，东面有玛纳斯、白彦虎、乌鲁木齐三股暴匪。库尔喀喇乌苏的防卫力量本来就薄弱，两万人撒在沙山子、下马桥、新渠等漫长战线上，官兵吃饭也成了问题。平叛大军出关以前，新疆地方军同仇敌忾，把白彦虎打得满地找牙。现在，平叛大军来了，北疆形势反而变得乌烟瘴气，仗不打了，一门心思窝里半。
尤其金顺，他在安西四道沟裹足不前，被景廉告过一状，带着情绪到新疆，来了就给景廉找难受。出关清军是从陕甘地区一路征战过来的老兵，献完青春献热血，朝廷还欠着他们几年的军饷，没钱没粮，这个仗怎么打？景廉更是一肚子气，欠军饷你找左宗棠去要啊，几年的军饷也不是新疆欠下的账。再说了，新疆地方军在敌后抗战十年，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谁还知道当兵打仗有发军饷这么回事！
清军出关前两年，并没有出现大家想象中“雄纠纠，气昂昂......”的豪迈景象。左宗棠扛着棺材从肃州到哈密，也是南北疆平定以后才上演的英雄主义剧本。这时候的新疆，暴乱已经平静，内乱正在沸腾。
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新疆，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每一天，每一刻，都有苦难的生命在绝望中死去。沙俄侵略军入侵伊犁，看见瞻德城浓烟四起，还知道在第一时间进城救人。而清军在河西走廊和东疆地区白白消耗掉两年半时间，使哭瞎了眼睛的新疆各族人民又度过了九百多个漫长的黑夜，这难道不是政治冷血吗？出关清军在两年半时间里一战不打，白白浪费掉的军费又是多少？
全国各地不计代价支援新疆平叛，但是，人心和钱粮全部卡在最后一公里。景廉除了让路，已经无路可走。
97、尘埃落定
新疆军务帮办大臣袁保恒拟定的粮台调运大本营仍然设在肃州，计划走的是新疆历次平叛的传统路线，粮食从肃州起运，南路从敦煌方向，进哈密，往南疆解运；北路从玉门方向，进巴里坤，分别调拨到西线各地。
袁保恒的运粮计划，以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平定张格尔叛乱为参照，用兵规模按五万人计算，需要马车七千辆，骆驼三万头。袁保恒从甘凉地区招募工匠，在肃州日夜不停地打造马车。又在凉州、甘州、安西、玉门、敦煌等地，四处购买和雇佣马车、骆驼、骡马等。到1875年2月，已经完成三千辆马车、三千头骆驼、五千匹骡马等运输准备工作。
袁保恒将运粮计划上报军机处，军机处分别转发给景廉和左宗棠，征求意见。景廉没意见，不管什么办法，能让部队在新疆吃饭、打仗就行。左宗棠给军机处写了一封长长的奏折，全盘否定了袁保恒的运粮计划：
“现在制造车辆已成，采买驼骡已到，始筹及喂养维艰”。
这一段是对袁保恒运粮计划的嘲讽，说，袁保恒把车辆、骆驼、骡马等交通工具都准备好了，才开始筹粮，才知道把骆驼和骡马喂养起来不容易。这句话蛮不讲理，筹粮、运粮本来是陕甘总督的职责，袁保恒只是帮办大臣，清朝的帮办大臣说白了就是来帮忙的。职责分工，也是左宗棠负责筹粮，袁保恒负责运粮，怎么能嘲笑袁保恒把车马准备好了却无粮可运？无粮可运的问题不就出在左宗棠自己身上吗？
“意欲仍驻肃州办理车运，并奏陈西路用兵粮台均设肃州引岳钟琪用兵车、粮车，黄廷桂分车驮北过天山为证。不知岳钟琪兵车后此，曾否停止。其过天山或士卒下车推挽，以资轻便，均无从详考。至粮车，则于后起运至玉门、布隆吉，咨止前进，而由巴里坤派余丁三千帮协转运，谓可省车驮之烦，并以节费。当时原有记录，其因天山非车路可知。黄廷桂用兵回部，以车骡驻哈密，一半赴北路巴里坤装粮，运库车重载，返时不逾天山；一半径由哈密运吐鲁番，本是向天山西南行，更不近天山也。袁保恒预存想当然之见，求成必不行之事，牵强往迹，附会其说，臣实未喻”。
说，袁保恒建议把新疆运兵粮台设在肃州，走的是当年岳钟琪在新疆用兵的老路。后来黄桂廷也在这条路上运粮，不得不从马车上卸下来，用骡马驮粮翻越天山。总而言之，说从巴里坤运粮到南疆，要比肃州起运方便。
最后，简直就是在骂袁保恒了，说他想当然地提出建议，做根本就行不通的事，把历史经验搬出来套用，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左宗棠长叹一声，我实在不能理解他啊。
“驻肃运巴里坤，终归无济，大不侔也”。
把粮台设在肃州，往巴里坤运粮，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案，我不同意！
多数历史都采用左宗棠这份上疏，证明左宗棠高明，批评袁保恒愚蠢。这恰恰是历史爱好者望文生议，不了解甘肃、新疆地理和交通，以为只要批评就一定有理，何况批评袁保恒的这个人是左宗棠。
自古新疆两条道，从肃州经安西，过阳关，南线一路坦途，要解决的问题是七八百里戈壁沙漠没有水源，南疆商贸往来和军粮运输多数走这条路。从肃州经玉门关到巴里坤，水草丰茂，人畜饮水不存在问题，骡马牲畜有草可吃，是最适合骑兵的行军路线，道路虽然崎岖，却也是往北疆运输最好的通道。
而反过来，把粮食调集到巴里坤，再运往南疆，要翻越东天山，这才是一条崎岖道路。写历史的人用这份奏折来证明左宗棠慧眼如炬，全然没有人文道德，不尊重新疆地理。
既然左宗棠不同意袁保恒方案，军机处只能要求左宗棠拿出自己的方案。左宗棠提出，转运粮台设在巴里坤。关于粮源，左宗棠计划，从内蒙古地区征购一部分粮食，在包头起运。从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征调现有库存粮食，七七八八下来，大差不差，能解决新疆用兵粮源。
军机处要求户部拿出一份在内蒙古地区采购、运输的预算对比。户部派人调研后，汇总出一份成本报告，左宗棠的筹粮成本每百斤合白银十一两七钱左右，比以往运送到新疆的军粮成本高出三倍。左宗棠上疏解释：
“例载运脚系专指雇佣车驼骡价而言。原奏关内采运由凉历甘、肃达安西计程一千五百六十里，每百斤运价十一两七钱是统算所有杂费在内，系合粮价、车骡驼只脚价及员弁人夫口粮、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费一切费用统算在内”。
意思是说，这十一两七钱的成本，包含了骡马、车辆、驮夫、解押人员的所有费用。过去清朝在新疆用兵的粮食成本也是以到岸成本计算的。从左宗棠的执意坚持中，大清王朝从上到下都已经明白，继续争执下去，只会使新疆平叛一误再误。只能委曲求全，为左宗棠开路。
景廉收到军机处转来的左宗棠运粮方案，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火力全开，给军机处呈送一份言辞激烈的奏折：
“左宗棠筹办粮运未能合宜。阅该督原奏于西疆北路情形均未深悉。如左宗棠原奏以刻下肃州粮台为偏于南路等语”。
景廉连左帅、左公这样的礼貌称呼都没有了，直呼其名，直接开骂。说左宗棠筹粮就是在扯淡，从他的奏折看，他连新疆的地理交通情况都不熟悉，所以才会说出肃州设粮台过于偏重南路这样的话。
“臣伏查由甘肃前赴新疆以肃州为咽喉、以哈密为门户。自哈密分道迤北则西达伊犁，迤南则西达喀什噶尔，中以天山为界，按程而计，肃州至喀什噶尔共计六千零六十八里，肃州至伊犁则四千八百九十里，是南路较北路远至千余里，臣实所不解”。
都是技术语言，陈述新疆的地理和交通情况。
“原奏中又说上年科布多岁收丰稔，北路采买不患无粮。前经查明乌城现无存粮，科面多所储米面除该城备用及支给过往差弁外仅存二千石，即全数运到营不过稍为补苴”。
左宗棠奏折中说，科布多今年粮食丰收，在蒙古地区不怕买不到粮食。我已经派人核实过了，乌里雅苏台现在根本没有存粮。科布多粮食储存除供应本地军备以外，能往外调运的粮食只有两千石。就算全部调拨给新疆，也只够新疆一两天的口粮。
“又原奏内称，袁保恒所拟购买驼只价银已咨明划解乌城，所购驼只由北路巴里坤交收牧放，是北路转运不患无驼等语。查袁保恒所称在张家口及乌里雅苏台采买驼只系甫经办理，能否采买足数尚无把握，尤不知何时方能到营，该督遂以北路转运有驼可恃，是乃揣度拟议之词，边塞军务必须实事求是，设此项驼只一时不能办妥，岂不贻误军糈！”
左宗棠奏折中说，袁保恒计划购买骆驼的钱款已经调拨、解押到乌里雅苏台，骆驼买回来先在巴里坤放养，从巴里坤运粮不愁没有骆驼。经核实，袁保恒所说的张家口、乌里雅苏台等地购买骆驼，还在办理过程中，能不能按计划买到那么多骆驼，根本没有把握，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到巴里坤。这里又出了一个不恭敬的词，“该督”认为粮台设在巴里坤有足够的骆驼可用，只是自己的揣测。解决新疆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如果骆驼不能按时到位，新疆的军兵还吃不吃饭了！
谁对谁错，一目了然。但历史已经不给景廉证明对错的机会了。
1875年4月，军机处下密旨给左宗棠，就替换景廉的人选问题，征求左宗棠意见。军机处这道密折也是在告诉左宗棠，要对新疆人事进行调整了。左宗棠引用了一些典故，明白无误地表达出自己意图：
“景廉方正有学，承平回，翔台阁，足式群僚。惟泥古太过，任用非人。其奏请仿古，徙民实边，欲调取关内户口赴古济耕垦，为寓兵于家起见。不料其经历有年，若不知农之不可为兵，游勇之不足恃也。金顺为人和平宽缓，然平时粥粥无能，临阵尚能奋勉。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称殷浩、房琯，终不失为清流；于金顺，而知古所称宫之奇、董安于，终不失为智士也。若以金顺所任京秩改畀景廉，而以景廉之任畀金顺，令得节制各城办事领队大臣，似于前敌事宜较易措手”。
这段看似简单的文字，内涵实在太多。先说景廉，科班出身，本来应该是个做学问的人，因为抓住了新疆暴乱这个机会，一跃而起，成为新疆的掌门人。景廉为人过于死板，不会用人。他太看重过去的经验，要从内地移民，充实北疆人口，通过农业生产解决新疆军备问题。结果呢，他让种地的拿枪当兵，让当兵的放下枪种地，军不像军、民不像民，这样的部队怎么会有战斗力！金顺是个好人，能力虽然有限，勉强还能打战。我看这个景廉啊，就像古代的殷浩和房琯，是只会说话、不会做事的清流。而金顺嘛，就像古代的宫之奇、董安于一样，总归是个智慧和想法的人。如果把他们两个人的位置调换一下就好了，让金顺领导景廉，让景廉协助金顺，对目前的新疆局势应该更好一些。
左宗棠对景廉在新疆的工作全盘否定。尤其实民充边，是清朝长期坚持的新疆国策，在左宗棠看来也成了问题。左宗棠卡住最后一公里，新疆军民为了求生存，只能种地屯垦，他又说景廉把军队散养成了一群农民。至于建议景廉和金顺对调，只是个说辞，既然要提建议，就给出个任谁看了都行不通的建议，两个踢仗的骡子换个位置就不踢了吗？左宗棠的真实意图，蕴藏在比喻金顺的两个人物典故里面。
宫之奇是春秋时期虞国的大臣，晋国借道攻打虢国，宫之奇极力劝阻虞君不要上当，虞君听不进去，宫之奇留下“饮鸩自甘，开门揖盗，唇亡齿寒”十二个字，逃离虞国。不久，晋国“假途灭虢”，消灭虢国后顺路灭掉了虞国。
董安于是春秋时期晋国赵简子的家臣。在晋国六卿争霸中，董安于预感中行氏、范氏将对赵家动手，建议赵简子早做准备，先发制人。赵简子不听从劝告，一个月后被几大家族突袭，仓皇逃往晋阳。
宫之奇和董安于都是有大智慧的人，因为没有跟对老板，所以没有做成大事。左宗棠用他们来比喻金顺，意思再明白不过，金顺能不能行，就看他跟着谁干。那么，金顺跟了谁，才算跟对人了呢？
今天的人理解古文很吃力，但这些人物典故放在大清朝学富五六十车的军机处大臣面前，就像高中生看小学生写的家庭作业。大家不用说话，对视一眼，相互明白了左宗棠的意思。
1875年5月3日，清政府颁布诏谕，重新调整、也是第三次宣布新疆的平叛大军序列：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调补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军务；景廉调补正白旗汉军都统，回京供职；袁保恒交付军务帮办事宜，回京供职。
大清国出征新疆平叛的军事阵容和人事任命终于尘埃落定。左宗棠接旨，对上呈奏《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对下发布命令，陕甘地区行政事务交由陕西巡抚谭钟麟办理，新疆粮草军饷事务交由陕西布政使裕宽、陕安道沈应奎共同办理。调宋庆毅军出关参战，调曹克忠所率部接防肃州，令刘锦棠所部做好出关准备。
老虎一声吼，西征将士全线而动，新疆平叛战争的号角终于吹响。
新疆同治暴乱最黑暗的十年，阴霾正在消散，黎明已经到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着雪白如洗的巍巍天山，大地深情，绽露出母亲般的微笑。
98、英雄末路
颜札景廉，1858年离开北京到新疆任职，1875年返回，在边疆工作整整十六年，只有一次回家养病，在呼和浩特被责令就地休养，没有踏进过家门一步。之后辗转返回新疆，出生入死，有国无家。和荣全一样，他可能觉得这一辈子也就回不了家了。
景廉在新疆全面沦陷的大黑暗时期逆行上任，不折不曲，领导北疆军民从深渊中一步一步爬出来。他虽然没有完成新疆平叛的最终使命，但在人民书写的历史功劳簿上，景廉仍然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景廉回京后，素未谋面的两宫皇太后对这位从血雨腥风里爬出来的边疆大臣格外恩宠，官阶之高，令人仰目。景廉先后担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光绪二年入阁，成为军机大臣，又进入总理衙门议事大臣，是恭亲王奕訢的重要政治帮手。
景廉于1885年病故，时年六十一岁。
袁保恒，袁甲三的儿子，父子同为科举进士出身。大动乱时期，父子二人先后放弃文职，加入淮军，他们是“提起笔写书、跨上马杀人”的两代狠人，与李鸿章有两世渊源。平捻以后，李鸿章派袁保恒到左宗棠帐下帮办军务，负责粮草后勤工作。左宗棠对李鸿章派来统兵的刘铭传很排斥，却欣然接纳了袁保恒，俩人在平定陕甘暴乱时期合作愉快，为清军出关作战奠定基础。最终在进疆问题上产生矛盾，和左宗棠政治利益有关。袁保恒不走，疏通新疆粮道是迟早的事。景廉手里有了粮，左宗棠只能第三次领取一张最佳男配角奖状。
1874年，袁保恒赴肃州筹办粮运以前，回过一趟老家，有个十五岁的少年，屁颠屁颠跟在袁保恒屁股后面，嚷嚷要跟随他去当兵打仗。袁保恒对这个相貌奇异的大侄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真把他带到几千里外的肃州大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这个人，四十年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名字叫袁世凯。
袁保恒返回北京任刑部左侍郎。这一年，刑部接到杭州府呈送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刑讯逼供案，袁保恒是主审官，他在另一个舞台上大放异彩，为杨乃武、小白菜平反昭雪，一举惩办了一百三十多位涉案官员，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878年，袁保恒赴河南赈灾，病故于途中。
讷尔济，在巴里坤危亡之际从东北到新疆赴任，是暴乱中前期新疆东线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是巴里坤抗战英雄何琯的提携人，暴乱前期收容、安置北疆难民逾五万。在对妥明回匪的第四次巴里坤保卫战中，讷尔济患严重眼疾，几乎失明。战事结束后，告假返回北京养病，领伊犁总兵职衔，但因病没有到任。光绪三年，讷尔济调任兴京副都统，三年后双眼失明，辞职病退，从此脱离军政两界。
讷尔济是晚清皇亲国戚中的优秀代表，科举入仕，出道即巅峰，先后任光禄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都察院副左都御史、盛京将军。讷尔济以文职身份投入巴里坤战场，高职低就，临危不惧，率领巴里坤军民英勇反击维回暴匪，守住了新疆的东大门。讷尔济平淡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他的功绩铭刻在新疆十年抗战的铁血史上。
瓜尔佳荣全，名将世家。荣全的叔爷是乾隆时期的大将军额勒登保，参加过征战缅甸、平定台湾、平定廓尔喀（尼泊尔）等战争，进入紫光阁功臣像，封一等威勇侯。额勒登保子嗣早年夭折，过继了他的侄子哈朗阿继承爵位。道光年间，哈朗阿跟随伊犁将军长龄平定张格尔叛乱，哈朗阿押送张格尔到北京，在午门献俘斩首。
1861年，荣全以乾清门头等侍卫、副都统身份，自愿报名赴疆，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暴乱后，荣全调伊犁参赞大臣，协助伊犁将军明绪，负责外勤、调兵、募粮等工作。惠远城失陷时，荣全赴俄国借兵得以幸存，是伊犁满人官兵中仅存的一棵独苗。荣全家人在惠远城殉难，国破家亡，无家可归。伊犁将军明绪惠远殉难后，荣全署理伊犁将军，长期奔波在塔城、乌里雅苏台、俄国之间，收容难民，招募军兵，重新组建起一支新疆地方军，收复塔城、喀喇沙尔乌苏等北线地区。
1876年，荣全在新疆后期，身患多种疾病，体力已经不支。在玛纳斯攻坚战中，荣全与金顺产生隔阂，战事结束后奉调回京，任护军统领，管理清朝最精锐的王牌近卫军锐键营。这个显要职位，寄托着清朝皇室对这位苦难将军的抚恤和恩宠。
1880年，荣全在北京去世，清廷按一品督统级别赐予厚葬。
锡纶，原籍蒙古族，因祖上战功被康熙赐封满洲籍。父亲保恒任孚远领队大臣，锡纶全家跟随父亲入疆履职。古城子暴乱后，保恒带病指挥城防，病亡于古城子前线。古城子失陷，锡纶率三十多名清军突围出城，逃往科布多，其余家人全部在古城子殉难。
在后面几年，锡纶任布伦托海（福海）帮办大臣，协助李云麟统筹北疆军备事务。李云麟思想作风保守，给军机处上疏要发动乌鲁木齐发收复战，却迟迟不作行动。又对巴里坤前线增援推三阻四，招致锡纶不满，愤而请辞。军机处不准，将锡纶调离布伦托海，任哈密帮办大臣、塔尔巴哈台帮办大臣，与新疆东西两线领导人荣全和景廉都搭过班子。
暴乱中期，锡纶主要负责西线民团的招抚工作，是荣全的得力助手，为清军收复玛纳斯和伊犁打下坚实基础。清朝收复伊犁，锡纶作为中方代表，与沙俄占领军代表在伊犁交还文件上签字。伊犁收复后，锡纶从金顺手上接任伊犁将军，在战火淬炼中，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二品级晚清名将。
锡纶全家忠烈，一门三代殉国。光绪三年，光绪皇帝下旨为锡纶家族建“三忠祠”，御赐对联，“万里显三忠，自应万古；孤城经百战，尚有孤儿”。孤城，指的是东疆小城古城子。孤儿，指古城子保卫战中活下来的锡纶。
1885年，锡纶因病不能履职，清朝皇室送医送药，军机处谕旨字里行间透露着疼惜之情，“本日已谕知色楞额，于文硕接任后，迅速驰赴新任矣。该督所奏锡纶病情，殊深廑系，发去如意金黄散二匣，谭钟麟即派员赍交锡纶祗领，俾资医治。傥锡纶病竟不支，伊犁地方，不可无人统摄，著刘锦棠即行驰往，暂署将军篆务。甘肃新疆巡抚，著魏光焘暂行护理”。军机处命令刘锦棠赶赴伊犁代理伊犁将军一职，命令魏光焘代理刘锦棠所任的甘肃新疆巡抚一职。事体之重，由此可见。
1888年，锡纶在新疆去世。清政府命令新疆，挖掘保恒遗体，与锡纶遗体一起，送回北京，父子同葬。张之洞写《五北将歌》纪念锡纶生平，选其中“簪襄勋门，珠钤将种”八个字，刻在锡纶墓碑上。
伊勒屯，巴里坤满营统领，四次参加巴里坤保卫战。讷尔济离职后，伊勒屯代理巴里坤领队大臣职务，不久转为实职。论职务，伊勒屯是巴里坤总兵何琯的上级，但何琯劳苦功高，作风粗暴，在何琯当职期间，伊勒屯一直是何琯身边的受气包。何琯被免职的第二年，伊勒屯在巴里坤病故。
成禄，乌鲁木齐沦陷后，从陕西调任乌鲁木齐提督，在甘州滞留八年，组建新军，抗击马文禄肃州回匪。从1871年开始，左宗棠多次上疏弹劾成禄，甚至以辞职为要挟，逼迫军机处将成禄免官治罪，被判“斩监候”，也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左宗棠进疆后，成禄被释放，悄悄做了七八年满洲贵族，1889年病故。
新疆同治暴乱前十年，时世艰难，清朝在新疆的将领，多数积劳成疾。他们普遍出生于清朝道光末年，普遍去世于清朝光绪初年，去世年龄多数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
左宗棠进疆后，民团出身的清军将领多数被裁撤、清洗出局，再没有获得过重用。与十年抗暴的满清将领相比，被革职的民团首领们反而长寿，有人甚至活到了民国时期。
徐学功，1877年被革职，在昌吉五十户（今滨湖镇）种地务农。光绪十九年（1893年），新疆巡抚陶模感念民间对徐学功的神勇传闻，重新起用徐学功，任昌吉游击，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昌吉武警支队支队长。后调任吉木萨尔游击、库尔喀喇乌苏游击，总而言之，四处游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再度革职。
袁大化到新疆后，听说有这么个传奇人物，第三次起用徐学功，任迪化督标右营游击。最后一次游击有督标头衔，官比前面大一些，右为次，大约相当于今天兵团武警指挥部的主要领导。
1912年（民国元年）10月14日，徐学功在昌吉病故，享年69岁。
棍噶札勒参，多次参加塔城保卫战，暴乱中期率蒙古马队收复塔城，使塔城成为新疆暴乱后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地区。
塔城被回匪割据期间，棍噶札勒参率蒙古牧民到阿勒泰游牧，在克兰河边建黄教寺庙一座，取名承化寺，这是今天阿勒泰市的来由。和“迪化”喻义不同，“迪化”是被动接受教化的意思，“承化”是主动接受教化的意思，字意之间，包含着这位蒙古武僧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
1879年，棍噶札勒参因为各种原因逼迫离开新疆，在甘肃临洮回乡省亲后，前往西藏，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棍噶札勒参在拉萨大昭寺受戒讲经，改名嘉穆巴图多普，藏语意思是“仁慈威德”。
1895年9月30日，棍噶札勒参活佛光荣圆寂，享年61岁。
赵兴体，1876年被革职回乡，后半生一直在下马桥务农闲居。
1905年，赵兴体去世，享年77岁。
孔才，祖籍山东曲阜，孔圣人后裔。新疆暴乱后，孔才在吉木萨尔组建民团，是最早进入清军体系的民团领袖，参加并领导了暴乱中前期北疆东线的绝大多数战斗，战功卓著，是景廉在东线最有力的帮手。新疆十年抗战的民团首领中，孔才结局最为悲惨。
1877年8月，刘锦棠部下守备黑万贵带领十八名回民降兵，到玛纳斯西湖采购战马，遇到伊犁将军金顺部下营务处主管俞应钧。金顺是新疆平叛副统帅，手下官兵自然头高半截，飞扬跋扈，他们在肃州、玛纳斯被回匪打得满头包，对回民仇恨深重。看见黑万贵带领回民招兵买马，俞应钧不容分说，把一行人押送到孔才军营，称回人来路不明，要求处置。
言语之间，俞应钧军兵不停地对回兵拳打脚踢。黑万贵等人忍受不了凌辱，从警卫人员手上夺取武器反抗，被俞应钧带领的军兵全部砍杀在孔才大营。
左宗棠闻讯后，追罪于孔才，认为他制止不力，将无辜的孔才和杀人的俞应钧列为同罪，亲自拟帖，奏请朝廷，要求处死孔才和俞应钧。
当时还没有军事法庭这一说，玛纳斯是甘肃行政辖区，案件由甘肃按察使史念祖审理。刘锦棠进疆初期的官职是西宁道员，史念祖向刘锦棠求证黑万贵身份，刘锦棠回复，人确实是西宁道派出去买马的，被伊犁将军营务处的人所杀，买马的钱也被打劫走了。
事情到这就清楚了，金顺的人杀了刘锦棠的人，关孔才什么事？因为玛纳斯是孔才的驻防地，左宗棠认为孔才统军不力，仍然要将孔才和俞应钧一并处决。
甘肃按察使史念祖拒不判决，将案情上报清朝中央政府。史念祖在个人笔记《弢园随笔》记载，“左宗棠先行奏参，意欲重判俞、孔，以为已死十八名回民申冤，并手书迭促”。手书迭促的意思，是一次又一次的写信督促。刑部批，“加系官犯，人命究系十八名之多，不可缓”，意思是要判斩立决。裁决呈报到军机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李鸿藻表示反对，“虽人命多至十八名，究系官犯，得免”。李鸿藻说，杀人虽然多，但终究是官兵冲突，不能判死刑。
此案过后，孔才被免职，发配到张家口军台效力，翻遍史料，再也找不到下落。老兵不死，孔才一直活在新疆人民心中。
99、青山遮不住
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是被屏蔽、断片的十年，历史不应该只记住左宗棠和阿古柏，还有更多的英雄血泪，还有更多的群魔乱舞。
把热西丁、妥明、迈孜木杂特等人、司迪克、阿古柏、哈比布拉这些暴匪首领一个一个呈现出来，是想让大家知道，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持久和平的新疆，这里地缘政治错综复杂，文化宗教冲突不断，从乾隆收复新疆到现在，明着和暗着的动乱一刻不停。
把左宗棠的一些瑕疵呈现出来，是想让大家知道，不要寄希望于一个或两个伟人出现，就能一举解决新疆的所有问题。左宗棠对新疆作出的伟大贡献，不容置疑，但切不可把左宗棠个人无度神话。救世主的神话越多，大家对解决新疆问题的期望就越单纯、越脱离现实。
人无完人。正确看待新疆历史，从清朝到民国的每一个新疆主政官员，对新疆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新疆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新疆，没有被出卖，没有被分裂，也没有被异化。尊重前辈，是对历史的最大敬意。
《三国演义》开篇引用明朝文学家杨慎《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悲惨的新疆历史担不起这样的豪迈，血色天山，民族人民的血泪在大地深处沽沽流淌。如果用一首诗词来总结新疆同治暴乱那黑暗的十年，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更为恰当，虽然场景不一样，那种悲凉和哀伤，如同历史上从天山到东海的万里江山：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英雄远去，一路长歌。
血色天山，回到人间。
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全篇结束！
【终篇内容中的清军出关部分，可能出乎大家意料，既然追求真相，好坏两面都有真相。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篇目主题确定在暴乱以后、平叛以前，这是一个完整的十年。对于众口铄金的公共历史，不想再多说。接下来，会停一段时间，休整以后，三区革命接着写完】
附读：
来源：微众号：山河纪行
同是湘军，曾国藩围城两年屠城泄愤，左宗棠两年内收复新疆彪炳千秋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没有左宗棠的坚持西征收复新疆，中国会丢失 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左宗棠在近古稀之龄，抬棺出征，不惜一切也要收复新疆。
这在积弱积贫的晚清，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左公丰功伟绩彪炳千秋。
01
阿古柏侵占新疆
1862年，陕甘地区爆发回变，新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被阻隔。
1864年，新疆各地豪强也纷纷开始割据自立，新疆局势一片混乱。
新疆的混乱局势给了沙俄浑水摸鱼的机会。
1865年，在沙俄和大英帝国的支持下，浩罕汗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将领 阿古柏 率军入侵新疆。
1867年，阿古柏在新疆建立“洪福汗国”。
1871年，沙俄以“安定边疆代为收复”为由侵占了伊犁。
1871年底，新疆各地的割据武装纷纷覆灭，自此，新疆除伊犁外几乎都被阿古柏侵占。
02
海防与塞防之争
1873年，左宗棠在平定陕甘回乱后，就有意要收复新疆，曾多次上书朝廷请求收复新疆。
可此时的日本已表现出对琉球和台湾的觊觎之心。
1874年5月，三千日军登陆台湾南部，以“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同年10月31日，清廷在 西北边疆 和 东南海防 两头吃紧的状况中，被迫与日本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并赔款军费50万两，以换取日军撤出台湾。
《中日北京专约》提供了清朝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的口实。1879年日本利用这个口实正式吞并了琉球，改为冲绳县。
海陆两个方向都面临威胁，而以当时中国的财力，要么海防要么塞防，只能二选一，于是清廷内部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就此展开。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移塞防之饷增补海防，丧失新疆无关紧要。
李鸿章：“新疆无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
而塞防派代表左宗棠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他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不应当用牺牲边防的办法来办海军。左宗棠坚决要求发兵西征，收复失地。
左宗棠：“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这场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五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择机出塞收复新疆。
朝廷采用了左宗棠的主张，不过朝廷能给的军饷就没那么多了，不足的部分需要左宗棠自筹军饷。
03
自筹军饷
自筹军饷，在古代是个很恐怖的词，就看同时期的曾国藩是如何自筹军饷的。曾国藩的湘军破城后大索三日已是惯例，大肆劫掠，凡可取之物悉入于湘军。
而左宗棠并没有学“曾剃头”去搜刮民财，那左宗棠的军费怎么来的？
开战之前，清廷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合500万两，然后准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共1000万两。
实际上这点经费是不够的，左宗棠又分别于1877年、1878年、1881年三次为西征军借洋款。1874年至1881年间，左宗棠总计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另向华商借款846万两。
左宗棠曾奏称：“自入关后，臣军饷专恃洋商借款。”
而为左宗棠筹办军饷和武器的，正是一代商圣、红顶商人 胡雪岩。清人刘体仁对胡雪岩借外债筹军饷如是评价：
“西征之役，借外债，尤非光墉（胡雪岩）弗可。”
而胡雪岩为了借款，也是豁出自己的身家作为担保，他与洋人商定：
“与洋商各议罚银十五万两,，三个月内开票不到，则罚银归胡光墉承认。如三个月洋款不交, 则罚银归汇丰银行承认。”
对于借款，左宗棠授意胡雪岩尽量向英国人借款，利息高都要借。一是高息引诱英国人尽快放款，其次，英国人是阿古柏的幕后支持，对左宗棠西征很警惕，若西征之事不成，英国人要权衡下高息借款和对阿古柏的支持。
04
收复新疆
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时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
新疆与中原地区距离遥远，存在“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的问题。
缓进，则在出兵前做好筹兵、治军、筹饷、筹粮及转运等准备工作。左宗棠在湖南招募了六万湖湘子弟。有了钱，有了兵，那武器呢？左宗棠在兰州建立了兰州制造局，用来修造枪炮，并仿照德国武器进行改良。左宗棠为战争可谓做足了准备工作。
而急进，则考虑到军饷开支有限，尽量速战速决。
有多神速呢？一年八个月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领土。
肃州誓师
1876年4月，清军在肃州（今酒泉）誓师，湘军将领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军进疆，不久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
1877年4月，清军兵分三路进军南疆，半月之内连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南疆门户洞开。5月，阿古柏暴卒。10月起，清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又趁敌内部变乱，挥兵急进西四城，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率残部逃入俄境。
1878年1月2日，清军收复和田，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
05
收复伊犁
1878年底，清廷派出完颜崇厚去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但完颜崇厚竟与沙俄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回来，以丧失大片领土和赔款五百万卢布为代价“收回”了九座空城。
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大哗。左宗棠也极为愤慨，他痛斥崇厚的卖国行径。清廷迫于舆论，拒绝批准条约并派曾纪泽再去沙俄重新谈判，同时命左宗棠备战。
1880年5月底，左宗棠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带病的身躯，抬棺出征，誓与沙俄决一死战。
沙俄认为中国有“动兵之意”，迫于形势，曾纪泽的主要谈判对手若米尼承认：“战争对于我们将是耗费巨大、没有止境而又无益的。”，于是在1881年2月21日重新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虽仍是个不平等条约，总算保住了大片领土。
一个英国外交官评论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
1880年，左宗棠上书建议清廷在新疆设省。1882年，左宗棠又一次上奏请求清廷在新疆建省，这一次清廷同意了他的奏请，两年后的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
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修改和增补）历史的侧面
1
《血色天山：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落笔一个多月了，对文本作了全面修改，删掉了一些内容，也增补了一些文字，让大家更清晰的知道问题的来源和根由。把过于情绪化的内容删除掉，不再那么滥情，让历史叙述更接近事实，作为一个成熟文本留给后人，让一百年、两百年以后的人们知道，新疆曾经发生过什么。
文章发布过程中，不断收到留言和私信，指出漏洞，指正错误，特别感谢。尤其一些地名，位置出错，整个事件都连贯不起来。比如，有网友留言指出，沙俄入侵伊犁这一段，“博罗胡吉尔”地名有误，不可能在尼勒克县，否则沙俄进军的路线就有问题。经过反复查找，最终确定这个地方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潘采洛夫地区西北部。
博罗胡吉尔是清朝时期中国西部边界一个重要的边境卡伦，一直由索伦营驻防屯田，1882年《中俄伊犁条约》后被伊犁割占。这个位置厘清以后，沙俄入侵的进军路线就清晰起来。本来是把情绪化的文字进行砍减，但经常忍不住愤怒。文章中出现的地名，多数来自清史资料。清代文史有特定的时代局限和地域局限，一方面，清代新疆人口偏少，很多地方在当时还没有地名，历史事件只能记录到什么河、什么山这样的大致范围。另一方面，当时的少数民族地名和现在有差异，语言音译和现在也有差异。地名和位置对应不上，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资料、看地图。
我接触网络很早，在我这个年龄，比我更熟练使用电脑和网络的人，不多，只要网上有过印迹，一般都能找到。但有些地名根本找不到今天的对应位置，说明新疆人文社科研究长期不作为。沙俄入侵伊犁是新疆近代史重大事件，像历史中多次出现的“克特缅村”，又是沙俄入侵伊犁的重大事件发生地。这么重要的地名都没有过考察研究，新疆近代史的缺失情况可想而知。
前几天，遇上一位新疆社科院的老师，问了一下，新疆社科院有多少人？他说，不确定，可能有两三百吧。两三百人啊，拿着国家的工资、福利、住房，几十年来，他们在忙什么？
2
抽空看了一些博史馆的文章，说实话，他们做得比我们好，执着，团结，坚持。
博史馆不开留言评论区，他知道留言等于找骂。但他认定自己是对的，坚持不懈地搜集、整理各类文史，为回乱洗白，为自己的群体辩护，从一而终，难能可贵。抛开历史观、民族观和宗教观，他们的执着令人尊敬，至少，他们有逆流而上的勇气，坚持信念的精神，这是当下很多人缺失的品格。包括我自己。
在修订过程中，对妥明的失败有一些总结，比原文理性和冷静。对他们的分裂企图和残暴行径旗帜鲜明作出批判，对回匪顽强的战斗意志也不吝笔墨给予肯定。乌鲁木齐从过去到现在，只是新疆的地理和行政中心，从来都不是战略要地。妥明如果有一点点战略思维，无论西进伊犁还是南征喀什，可能拯救了新疆，也拯救了他个人，至少不会造成英国殖民渗透、沙俄入侵等重大地缘政治灾难。
如果回匪往西占据伊犁，不会有后来的沙俄入侵；往南占领喀什，阿古柏也不会形成气候。新疆回匪在暴乱初期，有这个实力。新疆暴乱死了很多人，不是阿古柏有多能打，是南北疆的暴乱维匪实在太菜，又遇上了阿古柏这么个政治诈骗犯，被一个一个切菜下酒。如果妥明占据这两个地方中任何一个，至少在清朝平叛大军进疆以前，他能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有稳定的根据地，有和清朝讨价还价的本钱，有被清政府统战的可能。
博史馆不讨论这些，他们还在讨论农民起义、阶级压迫和残酷镇压。阿古柏是个外来户，他能在南疆站稳脚跟，因为那里有广大的单一民族人口。伊犁的情况也一样，暴乱以后，伊犁暴匪一直都在自相残杀，却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内卷圈子，也是这个原因，有人口基数。回民散布在西北各地区，人口总量大，但在哪个地区都是少数，陕西如此，甘肃如此，在新疆也如此。更何况，这里有汉文化养育了几千年的强大文明，无论王朝由谁当家，都改变不了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事实。
人是杀不完的，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搞分裂割据，除了向汉文化全面屈服，没有第二条出路。而他们的宗教又不允许他们像无拘无束的满人那样，旗帜鲜明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供上神坛。在这样的人口和文化背景下，无论把西北回乱说得多么理直气壮，都毫无意义。
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就算把手里的变天账翻透了、翻烂了，又怎么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北马家军才是真正的觉醒者。虽然他们的觉醒有利益驱动。但他们深刻领会了中国，信奉伊斯兰教，尊崇儒学，树立起了以君主天下为核心的国家观。老三马的后代，熟读四书五经，汉文诗词写得一个比一个好。
民国年间甘肃各地开办学堂，回族精英投资办学占了很大一部分。清末民国初的民族融合工作，做得比现在好，和同治暴乱一样，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些历史，一提起过去，就是万恶的旧社会。
3
批评的声音有两种。
有人说，你是满清走狗。有人说，你对左宗棠有偏见。这是网络常态，你说的事情我不知道，要骂。你说的事情让我不高兴了，情绪受到影响，更要骂。都理解，但不改变我的个人立场。
电视剧和自媒体上的历史最好不要拿出来讨论了，就像博史馆，他明知道煤球是黑的，不也在翻来覆去地洗吗！能把自己想象得多好，就能把清朝说得多坏。别人的历史是从哪里看来的，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一天在办公室扒《清实录》，从早上到下午四点多，出来在马路上打车，感觉路上走的人都有重影。从四千四百八十卷书里面找自己需要的一小段资料，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清实录》是一手资料，在自媒体上评价清朝的很多人，他们连这样的资料书籍都没有接触过，就因为是清朝，肆无忌惮地骂。修补过程中，对清朝的赞扬不但没有删减，而且增加了很多内容。其中一个章节，写到了满清皇帝对汉族人的评价。我们不是一直骂满清专制吗？看看清朝皇帝是怎么评价汉族的。那是档案资料，造不了假，很多人看了，脆弱的玻璃心可能会碎成一地，人家说的都是实话，边塞用兵，不是不派汉族将官，汉族人圆滑世故，人家不去啊，要么说家里有事，要么说不会骑马。乾隆皇帝更是直接开骂，让你们去当官，又不是让你们去死，就这都躲得远远的。
满清皇族在新疆死了多少，今天已经没人知道。在新疆写历史，如果再不敢说清朝的贡献，那才是真正的没良心，没有人文道德。站在纯粹的历史角度，我愿意做清朝的走狗。一个坚持不懈开疆拓土的王朝，一个坚定维护祖国统一的王朝，做他们的走狗不可耻。和今天一群又一群的西方走狗相比，清朝的走狗更珍贵，也更光荣。关于左宗棠，是另一个问题。我在补充内容中明确说，清朝收复新疆，是国家行为，不是哪一个人的个人行为。
新疆的事从来都是国家的事，也不是汉族或者哪一个人自己的家事。民国初年，对清朝的历史继承总体还是好的，五四以后发生转折，否定清朝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成为主流。不彻底否定清朝，怎么彰显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
而近代以来的历史话语权一直掌握在南方知识分子手上，一大批南方清史人物的历史功绩被无限拔高，包括林则徐和左宗棠。满清官员、北方籍汉族官员几乎没有人被正面书写，要么抹杀，要么抹黑。这样的历史逻辑，很多历史爱好者并没有意识到，以为课本历史就是所有真相。新疆同治暴乱写到清军出关为止，也是这个原因。在原文书写的时候已经很克制了，左宗棠进疆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进疆前后一直在斗争。
新疆同汉暴乱前十年的清军将领和民团首领，清军出关后集体消失，用后来的历史语言说，就是被清洗掉了。如果左宗棠在甘肃期间尽到陕甘总督的职责，新疆问题至少提前两年得到解决。增补中用了一句粗话，“牛刀割卵子”，卵子是有骚臭味的，阿古柏只是那股骚臭味，本来用不上杀牛的刀。
上世纪以前，新疆一直有个传说，王姓治新疆。煞有介事，说三山夹两盆，写的是一个王字。这样的宿命论调，对新疆极其有害。新疆统一和稳定，依靠的是国家力量，从来不是哪个人的力量。指望一个人的出现，来拯救一个地方的命运，是对国家力量的漠视。我后面的公号写作，仍然围绕西北边疆史，会一直坚持下去。而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版图奠定时期，是清朝。
汉唐再伟大，和今天的中国版图只有文化关系，没有法理关系。明朝以前，越南和朝鲜都是中国的藩属地区，我们今天能说越南和朝鲜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中国地缘边界的形成，从《尼布楚条约》开始，平定准噶尔叛乱正式拉开中国边疆战争序幕。过去几千年历史很伟大，但不算数，那不是边疆史。在这个定位下，对清朝必须给予正面的、积极的、高度的评价。这是我的个人立场，不管你怎么看。
下面，是同治暴乱的一部分增补段落。全文不再重复发布，修改只是力求完整地结束一项工作，看以后什么情况再说。发现的问题，在后面的《三区革命》写作中尽量改正。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还有养家糊口的事要干，所以耽误了一段时间。
最近，把几年来最大的一桩闲事处理完毕，换了一个新地方，逐步回归正常。
在这个断档期内，朋友提供了大量三区革命的油印资料，极其难得。缓一缓，也是好事。有人留言，说我的公号文章文字量太大，看着累。这是我的秉性，因为开通了打赏功能，所以总想多写一点，生怕对不住热心打赏的朋友，不想卖注水肉。这个毛病暂时改不了，每期更新一万字左右，还会一如既往。
壹
妥明，出生于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东乡族，字得璘，又叫妥得璘。经名乌德·穆萨，河州回民教派虎父耶门宦教首之一。叶尔羌是中国伊斯兰教苏菲派四大门宦（卡迪林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虎夫耶）的起源地，称叶尔羌道堂，被西北地区回民教众尊为伊斯兰教总教堂。叶尔羌道堂今天依然存在，已经传承到第七代，目前的掌教人是阿布都勒·艾则孜汗，教徒们在他的名字后面缀了“霍加”两个字，代表他的宗教身份。
阿布都勒·艾则孜汗还有一个更长的名称，叫“毛俩纳·夏·华者阿布都勒·艾则孜汗·牙热干地”，是把祖上名字简化以后叠加起来的一个尊称。汉语要尊敬一个人，有伟大、英明、杰出等很多词语，印欧语和突厥语是表音语言，他们要称赞一个人，要么一竿子捅到天上，说宇宙最大；要么就把一堆牛逼闪闪的祖先名字堆积起来，跟绕口令一样。总而言之，这个人了不起，天下无敌，宇宙第一。
苏菲派是典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又被称为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奉行清贫、禁欲、功修，早期成员多数穿一种粗织的羊毛衣服。羊毛在阿拉伯语中的发音为Sufi（苏夫），1821年，法国东方学者托洛克第一次使用Sufism（苏夫主义）称呼该教派，中国伊斯兰学者用汉语修饰和美化，翻译为“苏菲行知”。和“奔驰”、“伊丽莎白”、“特朗普”一样，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国有了一个很好听的名称，“苏菲主义”。托洛克在解释“苏菲主义”的文章中说，“神秘主义者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将其自我体验为永恒的、不死的和没有时间的。
作为一个穆斯林，他太了解除了神之外没有人是永恒的”，“自身个体性消散和融合到神性之中的程度，就如同一滴水融在大海之中，而与那唯一的存在实在性融为一体”。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不惜牺牲自我肉体，追求天堂与神性的精神动力。苏菲主义实际起源于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合台汗国，由巴哈乌丁·纳格什班德创立，他的陵墓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那里曾经是东察合台汗国的领地。
苏菲主义最早的教派是纳格什班底耶教派，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反向传播，在开罗、也门、麦地那等地建立宗教学校，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产生重大影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过程中，信奉苏菲派的贝克塔西教团渗透到土耳其军队高层，掌握了土耳其的宗教权。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专家哈里尔·伊纳尔哲克在著作中说，“到十六世纪末的时候，哈吉·贝克塔西已经正式地被当成了保佑禁卫军的圣人，会有一个贝克塔西教团的首领常驻军营。贝克塔西教团和禁卫军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每当有新的教团领袖即位的时候，他都要去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军营中，接受禁卫军阿加的加冕礼”。
1919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被称为“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禁止苏菲教派在土耳其的一切传教活动，土耳其进入世俗社会时期。埃尔多安当政后，伊斯兰宗教势力在土耳其重新抬头，究其根源，土耳其在过去五六百年历史上长期信奉苏菲派，宗教极端思想在土耳其有深厚土壤，根深蒂固，并且对新疆产生过直接的、恶劣的影响。
从清朝乾隆中期开始，中国西北地区出现的宗教暴乱，有教派、区域、时间三个分界点：甘肃河州阿訇马明心、马来迟同时期赴中亚地区学习经文，把苏菲主义带入甘肃，传播到今天的陕甘宁青地区。
从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到1928年，甘肃河湟回民先后发动四次大规模暴乱，只有马仲英领导的第四次河湟暴乱是反抗冯玉祥国民军对西北地区残暴统治的军阀战争，前面三次河湟暴乱都具有典型的宗教性质，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圣战”。
新疆毗邻中亚，但在阿古柏出现以前，各民族长期信奉和卓体制下的传统伊斯兰教，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甚至信奉更为世俗的礼拜宗教。除回民以外，苏菲主义在新疆没有市场，历次和卓暴乱虽然有宗教领导背景，本质上仍然是割据、分裂行为。阿古柏濒临灭亡的最后时期，投靠土耳其，将苏菲主义信仰体系导入新疆，这才是新疆伊斯兰教走向极端化的分水岭。
叶尔羌道堂的创始人夏·奥里亚，是浩罕国（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人，纳格什班底耶教派成员，自称是穆罕默德第二十八代后裔。十八世纪中期，夏·奥里亚到新疆传教，在叶尔羌创办道堂。1812年，河州大阿訇马葆真到叶尔羌，拜入纳格什班底耶教派门下，学习经文，自称顿觉参悟，赴麦加朝觐。1814年，马葆真回到叶尔羌，获得纳格什班底耶教派授予的传教权，号称“哈里发”，返回河州东乡北庄设立道堂，自创门宦，成为与穆夫提门宦、华寺门宦、虎父耶门宦齐名的新教派。
妥明在十八岁那年拜入北庄门宦马葆真门下，成为马葆真五大门徒之一。马葆真把叶尔羌批发来的传教权零售河州人妥明，妥明从马葆真手上获得传教权力，到新疆吐鲁番，创立了自己的道堂，称“东道堂”。妥明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伊犁、塔城有广泛信众，回民称他是“口外哈里发妥爷老人家”。贰清朝时期的新疆，不是大家今天想象的样子，那时候的新疆遍地都有大清国中流砥柱的栋梁。比如在肃顺党争中帮助慈禧获得权力的胜保，长期在伊犁担任帮办大臣；比如在鸦片战争后被治罪的奕山，是传说中和雍正争夺过帝位的皇十四子胤禵四代玄孙，贬职到新疆出任叶尔羌（莎车）办事大臣。另一个在鸦片战争后获罪的钦差大臣琦善，世袭一等侯爵，妥妥的贵族出身，被判斩监候，后发配到新疆，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和田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等职。撇开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卖国”行径，这两个人在新疆的政绩和官声还是不错的，返回北京后又都成为朝廷重臣。
再比如，巩宁城沦陷当夜逃出乌鲁木齐的长庚，是容妃的堂兄，是光绪皇帝的大舅哥。新疆建省倡议，并非从左宗棠开始，乾隆收复新疆起就已经在酝酿。人力资源和行政资源配套不上，是迟迟不建省的主要原因，简言之，无人可选，无官可派。降职和流放是解决新疆官员补缺一种方式，清朝的流放地主要在岭南、东北、新疆三个地区，流放到其他地区的罪员是真正接受处罚，只有流放在新疆的官员治罪待用。也就是说，流放到新疆的大多是有能力的官员，戴罪时期填补新疆官员空缺，迟早还有回到权力核心的机会。今天的人不了解这些情况，以为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是清朝对汉臣的区别性打压。相比于琦善的斩监候，林则徐是鸦片战争后被处罚最轻的戴罪大臣。清王朝奖罚制度非常严苛，有功必奖，有罪必罚，皇亲贵族概莫能外。
同治前后，曾经主持与西方列强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曾经扶持慈禧太后掌握权力的胜保，先后被赐死，可见清朝法度之严明。因为这些特殊性，有清以来，在新疆死难的名官重臣居全国之冠，一种战死，一种病死，而最大的一个人群，是暴乱死。比如伊犁暴乱，流放待用的几十名官员被一锅端掉，这些人在今天的历史上已经名不见经传，但在他们那个时期，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叁
康熙皇帝和身边亲信聊天，感叹说，“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如故”。在另一个场合下，康熙皇帝说，“汉官但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至于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尽责。如有紧急之事，边塞地方更须兼用旗员，方有裨益”。对边疆官员配备，康熙说，“汉人出口，一二从仆，何济于用？遇劳苦之处，旋亦逃亡，纵令参处何益”？康熙说，“汉人率以为塞外辽阔，地少水草，行走艰难，以不乘骑为辞。如蒙古满洲，每岁塞外居住，汉人何以不能”？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收复大小金川，往甘肃派驻官员，汉族官员纷纷躲避。乾隆皇帝公开怒骂，“向者金川及近日甘省候选人员，无不规避者。此不过用备差遣，并非责以军旅之效。若使之临阵，将抱头鼠窜乎？可见惟利是图，与国事漠不相关”。只是派你们去当个官，都一个个躲起来。如果让你们上战场打仗，你们是不是就抱头鼠窜逃跑了？你们啊，唯利是图，好像国家的事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近代以后出现一种悖论，说那时候的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如果这样的理论是对的，怎么面对外蒙、新疆、西藏、台湾这万里疆土？金一南冒着唾沫星子批评清朝腐朽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外蒙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独立出去的，外蒙认为他们的尊主是满清皇帝，而不是辛亥以后的中华民国。康熙皇帝私下评价汉族人，“口不离道德，考其究竟，言行都不一致”。清朝的宿命，他大概早想到了，干活的不说话，说话的不干活。在后来的海防和塞防之争中，如果没有慈禧太后这个满族女人的强力支持，一万个左宗棠也挡不住汉人们会讲理的嘴。“满人当政”，不是歪曲历史的借口和理由。
肆
同治暴乱中的新疆官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人群，卑微，孤独，而又坚如磐石。他们是一群被罢了职的官员，朝廷已经给他们发不了一分钱的工资，背负着一身的骂名，却没有人逃往内地。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群乞丐，每个人都像丐帮帮主，神出鬼没，来去无踪，打散了去找人，找来人再打散。长期抗战，不屈不挠。扒掉官衣的他们也是平民，无钱无饷，只剩下一张三寸不烂舌，自己要吃饭，招来的乡勇队伍也要吃饭，每个人都养活着上千张嘴。这样的历史让人悲怆，那些衣食无着的人们，在苦难面前依然目光如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做得比今天的人更加卓绝而伟大。而历史书写总是那么的风淡云清，那些顽强的生命在今天的人看来个个都是笑话，他们被书写清朝历史的人们反复诟病和嘲笑。他们大多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几十万人里面才能挑选出这样一个精英。他们本来是戴着大红花上任的朝廷命官，不幸活在人不如狗的乱世，他们践行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历史却没有给他们一点点起码的尊重。
以饱受诟病的文麟为例。乌鲁木齐巩宁城沦陷后，镇迪道伊昌阿遇害，军机处命令兰州道尹文麟赴新疆接任。文麟长期滞留在东疆地区，为巴里坤清军募集粮食，拉起一支民团队伍。色谱诗新率领的两百名清军被包围在富家塘那一天，文麟率领民团已经到达现场，他看见前面有上万回匪，没有参战，转移到哈密三塘湖，被库车维匪伊斯哈克打散。文麟上疏请求援兵，被军机处斥责，革去官职。文麟在大半年时间里消失不见，再出现的时候，已经从安西、玉门拉来一支一千多人的民团。他把队伍带到哈密，又返回甘肃，去张掖高台县找滞留在那里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要钱要人。
那时候，清军主力被太平天国残余势力、捻匪、西北回匪死死纠缠在黄河两岸地区，通往新疆的道路完全断绝，人、钱、粮都过不来。清政府从炮灰里面刨弹药，千方百计接济新疆。乌鲁木齐提督业布冲额被索焕章杀害，前来接任的文祺病亡于巴里坤，军机处再命陕安镇总兵成禄赶赴新疆接任。成禄走到高台县，屁股一缩不走了，一蹲就是八年。成禄是醇亲王奕譞的小舅子，跟随清朝名将胜保从河南平捻前线到陕西平定回乱，也算是一名悍将。他长期不到新疆履职，被左宗棠三次弹劾，后来的历史普遍说他贪生怕死，畏缩惧战。左宗棠1968年接任陕甘总督，1876年出兵新疆，这中间不是也间隔了八年时间吗？无论汉族知识分子怎么抹黑清朝，翻遍清史，几乎找不到一个贪生怕死的皇亲国戚。成禄对新疆局势有自己的看法，甘肃回乱炽盛，肃州门户堵塞，左宗棠在甘肃地界被回乱绊了六七年，陕甘问题不解决，小股部队进入新疆只能被劈成柴火烧。
清军出关以前，前后有三支援军抵达新疆，黑龙江马队二营、吉林马队二营，绕着蒙古草原到新疆，共两千多人；文麟从甘肃带入新疆两千多人，恰恰是成禄在甘州招募、编练出来的新军，兵源全部来自凉州以西的河西地区。左宗棠进疆，陕甘回乱平定已经两年，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在和平条件下准备了两年多时间。成禄带着十几个亲兵到甘州，被免职的时候交给金顺二十五营训练成军的官兵，按照清军标准编制，差不多是一支一万五千人的队伍，还不包括此前由文麟带队入疆的两千多人。这可是在战乱条件下完成的工作，历史的对错，谁能说清楚？
大清国的军机处不是戏班子，如果贻误战机，轻则免职，重则杀头，清朝的皇亲国戚他们不是没杀过。对鸦片战争负有责任的奕山和琦善，被发配到新疆效力；对《南京条约》和《穿鼻条约》负有责任的钦差大臣耆英，结局更惨，被咸丰皇帝赐死。汉族知识分子编写的历史著作中，对满清官员遭受的惩罚几乎不提，这些历史当事人被避重就轻地从文字中抹去，大家只记住了他们卖国，却不知道卖国的真相和付出的代价。以鸦片战争当年的爆发根由，林则徐应获首罪，但这样的历史今天已经不能言说，说多了就是挨骂，大家一直在为林则徐流放伊犁耿耿于怀。伍维匪同样看不起回匪，认为他们是一群念着《古兰经》的汉人，本质上还是“卡菲尔（kafir）”。这个词语最早的英文本意是“愚昧的、隐蔽的”意思，是中性词，没有贬义成分，后来被天启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信徒们相互仇恨和叫骂，用滥掉了。表意语言的词语极度匮乏，骂人都翻不出新花样。不像表意汉语，日娘操老子都能有几百种骂法。他们只会相互指着鼻子叫骂，你是卡菲尔，你才是卡菲尔，你们全家都是卡菲尔。一来二去，这个词语在天启宗教圈越来越极端，成为“异教徒”代名词。“卡菲尔”《古兰经》中的出现比《旧约》要温和得很多：古兰经：“不信道的人们啊（卡菲尔），今日，你们不要托词，你们只受自己行为的报应”。旧约：“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卡菲尔），无论大小，男女必被治死”。从这些宗教历史中，基本就能看清楚今天中东问题的本质，杀人者和被杀者，都不是善良之辈。
伊斯兰世界最早出现“卡菲尔”这个词，主要针对麦加城里那些迫害穆斯林的犹太人和古莱氏部落的神教徒，后来被极端宗教泛滥应用，扩大到非穆斯林、甚至非同种族人群。陆《伊米德史》的作者穆萨·赛拉米，曾经参加库车热西丁暴乱团伙，负责文书工作。热西丁灭亡后，穆萨·赛拉米继续为阿古柏暴乱团伙工作，负责宗教和征税事务。期间，写下一本蒙古崛起以后的维吾尔人历史，称《安宁史》。1904年，穆萨·赛拉米收集、增补了阿古柏统治时期的一些传闻和资料，续写了阿古柏在新疆发迹和灭亡的全过程，这一部分被称为《伊米德史》，以手抄本方式在民间流传。现存于世的《伊米德史》手抄本共有三本，一本于1955年在阿克苏地区发现，一本于1957年在喀什地区发现，现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另一本由瑞典语言学家贡纳尔·雅林于1930年在喀什发现并收藏，现存于瑞典隆德大学。
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将《伊米德史》手抄本翻译成汉语，分上下两册出版，是目前为止研究阿古柏在南疆中前期的唯一资料。从阿古柏北伐开始，阿古柏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清朝文史中，被称为“阿酋”、“阿逆”等等。尤其《清实录》，以档案为主，资料更加真实、完整、可信。穆萨·赛拉米是拜城人，在阿克苏和库车为热西丁、阿古柏两个暴乱团伙工作过，《伊米德史》关于阿古柏在阿克苏、拜城、库车以及后期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北伐顺风顺水，给了阿古柏一种错觉，他以为大清王朝和他的老家浩罕国没什么两样，都是首鼠两端的官僚，都是贪生怕死的老百姓。如果库车的反抗稍微顽强一点点，阿古柏都不敢再有图谋北疆的企图。直到遇上后来的回匪，他才会知道，这里不是他一直投机倒把就能取得成功的地方，这里有不要命的悍匪，更有国家的尊严和铁血的人民。柒妥明兴建的清真王府，在今天乌鲁木齐团结路中段，乌鲁木齐市第六中学位置。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清真王府被捣毁，夷为平地，长期没有人烟。
1943年，盛世才时期修建人民广场，把荷花池（人民广场附近）周边回民迁往今天的团结路，老一辈新疆回民一直把这个地方叫“皇城”，他们所说的“皇”，指的是同治暴乱时期的回匪分裂首犯妥明。捌今天的历史认识有很多误区，完全不符合基本史实，有些是被刻意美化的，有些是被刻意歪曲的。比如左宗棠被授予钦差大臣、陕甘总督职务，督办的是陕甘军务，事务范围并不包括今天的新疆。左宗棠在同治皇帝和两宫皇太后面前表态，“五年平定回乱”，要解决的是陕西和甘肃地区回乱，以收复肃州结束，提前两个月完成任务。在1875年5月以前，新疆地区军务一直由景廉和荣全负责，并不在左宗棠的事务范围内。今天多数历史，都在混淆了这个事实，以为左宗棠一上来就是西北军政一把手，天降大任于斯人，包揽了从陕甘到新疆的全部事务和权力。这中间有三个时间线：1866年到1868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但没有到任，由杨岳斌、穆图善等人代理；1868年到1875年，左宗棠到甘肃上任，负责平定陕甘回乱，顾不上、也管不了新疆的事。
1875年5月以后，左宗棠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身份，获得督办新疆军务权力。澄清这个认知很重要，新疆的事，从来都是国家的事，既不是哪个单一民族的事，也不是左宗棠的个人家事。英雄站在前面，国家排在后面，这不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一体的精神内核。左宗棠进疆，是汉族精英与满清王朝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左宗棠个人与军机处、与李鸿章、与景廉等人权力斗争的结果。简而言之，左宗棠进疆是争来的，是斗来的，不是大清王朝认为非左宗棠不可，自然而然赋予的责任和权力。左宗棠在甘肃，对新疆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提前撞到枪口上的两个人，是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巴里坤提督何琯。玖左宗棠在陕甘地区平叛不力，刘松山死难，朝廷派李鸿章赴陕甘接任。
整个过程从《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二百七十六卷到第二百九十五卷中都有明确的谕令和公文往来记录，时间跨度约六个多月。
李鸿章行至潼关，清军攻克金积堡，马化龙被处死。天津教案爆发，曾国藩处理不当，李鸿章被紧急召回北京，接任直隶总督，负责处理天津教案。“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酌带各军克日起程，并代奏袁保恒请赴直效力各摺片。……李鸿章现已饬令郭松林、周盛传等军分起起程。并先带亲军八营取道山西驰赴近畿……”“又谕，李鸿章奏，现已督军由陕赴直。所部各军需饷甚殷，请饬催各省协饷……”“又谕，李鸿章奏，请调提督赴营等语。……李鸿章现已遵旨督兵驰赴近畿以备缓急。前任直隶提督刘铭传谋勇兼优，威望素着，该提督深明大义。当此事机吃紧之时，自应力图报效。着英翰即行传谕刘铭传克日兼程赴营，藉资统率……”有人说，刘铭传后来赴陕西，是李鸿章派他到陕西抢班夺权。刘铭传是李鸿章的左右手，从上面这个谕指可以看出，李鸿章一接到直隶总督任命，马上提出要把刘铭传调回自己手下，压根没有把刘铭章打发到陕西去的意思。
那么，刘铭传又是怎么到陕西的呢？“谕军机大臣等，前任直隶提督刘铭传，治军有律，叠着战功。此次一闻宣召，即日兼程北来，其忠勇报国之忱，尤堪嘉尚。现在津案已结，无须用武，该提督年力正强，岂可令其投闲置散？因思李鸿章赴直时，已率郭松林、周盛传、所部全军东来，仅留谭仁芳五营驻扎西安。此时甘军剿匪正当吃紧，陕省兵力空虚，深虞该匪窜突。若令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振旅西征，不特陕境可以安全，即甘军亦可免后顾之虑，似于大局较有裨益。至楚军与淮军虽向不相习，而陕事甘事各有责成，料不敢各存意见也……”在这道谕旨中，朝廷充分肯定了刘铭传能力，特别强调他是一个能打仗的人，既然天津已经无战可打，就不能让他闲着。也考虑到了左宗棠会排斥刘铭传，特别强调各有各的职责，“料不敢各存意见”，这是在敲打左宗棠，不要有想法。谕旨强调，刘铭传去不去陕西，主要看李鸿章态度，李鸿章到底什么态度？“谕，李鸿章奏，遵旨通筹全局、据实覆陈一摺。据称甘军稍振，陕事亦松，似无须别置一军，致左宗棠或生疑忌。若以陕事责成刘铭传，恳请破除常格，兼任地方，以免牵掣等语。所奏不为无见，惟陕事甘事，各有责成。淮楚两军，彼此分办，何至积不相能……”李鸿章的意思，甘肃形势已经有了好转，陕西也已经安稳下来，没必要再安排一支军队进去了，免得左宗棠产生猜忌。如果非要让刘铭传去陕西，请求打破常规，军事方面的事他就不要管了，让他负责管理陕西地方事务，不要落下相互拆台的话柄。但朝廷不同意，说李鸿章的话确实有道理，但陕西和甘肃各是各的事，淮军也楚军也各有各的职责，什么事不能商量着解决呢？
从这些历史文件可以看出，左宗棠猜忌心很重，把陕甘事务当成了他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不容别人插手。
这个情况，李鸿章很清楚，从两宫皇太后到军机处，中央政府核心成员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些谕旨在当时是公开文件，李鸿章、左宗棠等当事人都能看到，从上到下都不藏着掖着。由此再看左宗棠后来弹劾成禄、排挤景廉，将新疆同治暴乱前十年的军政官员、民团首领全部清洗出局，性格使然，军机处反而是新疆人事斗争的弱势方。说李鸿章掣肘左宗棠，觎觊西北，是把他定性为一个先天性坏人，以为李鸿章生下来就在政治权力的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