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个学校，《语丝》原不想费许多篇幅的。但已经“谈”开了，就也不妨“谈”下去。这一篇既是近于对前一文^〔２〕的辩正，而且看那口吻，可知作者^〔３〕和复旦大学是很关切，有作为的。所以毫不删略，登在这里，以便读者并看。

八月二十八日，记者附白。

备考：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　　潘楚基　　在没有谈到本文以前，我有两个声明：

第一：我也是一个已经脱离了复旦的学生。我做这篇东西，绝不参一点主观见解替复旦无谓吹牛。

第二：冯珧君的名字虽然遍找同学录都找不出；然而我决不因为作者没有署真名，因此轻视了他的言论。

冯珧君在本刊四卷三十二期，做了一篇《谈谈复旦大学》的文章。内中他列举复旦腐败的事实，总括起来，有：

（一）学校物质设备的不周到：如住室及阅书室的拥挤，饭馆的污秽，参考图书的不充足。

（二）教授的没有本领：如胖得不好走路的某文学教授，乡音夹英语，北京话夹上海腔的某教授，上课考试妈妈虎虎的某教授。

（三）学校对学生的括削：如图书费的两重征收，新宿舍的多缴宿费，膳费的必缴银行，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

（四）学生的不肯读书：如上课时每人手小说一本，杂志一本，小报一张，做成绩报告时的请人代替，考试时的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偷看书。

（五）学生的强横：如对好教授的“十大罪状”，“誓驱此贼”。

（六）学生的浪漫：如“左边先帝爷下南阳”，“右边妹妹我爱你”，“楼板上跳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霜”，“量制服停课三天”之类。

（七）学生的懦弱：如对小店的索帐，无抵抗如羔羊。

因为上面这几点，所以冯君（？）的结论就说“复旦大学已经一落千丈！”就说“量不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

我以为冯君所讲的有些是事实。但是“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而且在整个中国教育并未上轨道的情形之下，若是我们对这几十年前有光荣产生的历史，与现在有法子可以救药的复旦，全然抹杀它的优良点。仅仅列举一二事实为图文笔的生辣可喜，放大起来，以定它全部的罪状，使得它受一个永远的猛烈的创伤，间接给萌芽的中国教育之一部以一个致命打击。我想：这不是冯君的原意。因此，我愿意把我所晓得的复旦大学，全凭着客观的事实来谈一谈：

讲到物质设备，复旦因为负债十余万，最近几年学校竭全力在休养生息，偿清旧债（现在每年可还三万），所以完美的设备，实在不能跟随着学生人数的发达而增加。可是这一点并不是不注意。今年暑假中的加辟阅书室，和添建将近可容二百人的新宿舍，就是事实。我希望今后同学不致于再住在乡村的小屋里，终日奔走风雨烈日尘沙中。讲到伙食，我一方面希望学校和学生会能够尽力整顿校内的厨房，一方面希望同学不要再在学校能力所不及的校外污秽饭馆里去吃价钱较昂贵的饭。

讲到饭桶教授，在几十个教授当中，有几个确实是如冯君所讲。我因为听了同学的批评，在去年放假时曾一再要求学校当局彻底破除情面，一面驱逐这些无能力或不负责的教授；一面加聘确有学问的学者。可是学校当局的答复是：教授订聘都是一年，在任期未终了而多数学生并未有明显表示时，不能解雇。至于加聘薪水特大的著名学者，则在最近的学校经济情形之下，实在难于实行。下期新聘的教授怎么样我不得知，可是在冯君那篇文章没有发表之前，冯君所举的那几个著名饭桶教授，业已决定辞退，则是事实。

讲到学校的剥削学生，学生在总图书费之外，因各科另设图书室，而别征图书费那是事实。但是我在文科记得只交图书费一元。我想牺牲一块钱能够看到若干书，这个牺牲是有价值的。因此，我所注意的，不在图书费的本身，而在图书费的处置得当。我去年极力主张同学组织图书委员会，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学校有一个师生合作的图书委员会）讲到新宿舍宿费的多征三元，据闻是因为设备比其他宿舍特别好，学校想弥补经济上损失的原故。讲到膳费的必缴银行，这是因为学校与银行借款时合同上注明“全缴”“透支”的原故，假若在三年内把银行债款还清，这个不平等条约当然可以取消。讲到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则第一，补考并非给教授；第二，补考不一定可以及格，我有一个同学就是重读的一人；第三，学校每届假期，平均要开除几十个成绩不好的学生，足以证明学校并非唯利是视。至于同乡会是自由加入的机关，募捐处则并没有这个名义。

讲到学生的不肯读书，上课时每人都看小说或小报，那全不是事实。复旦因交通关系，小报销买极少，在课堂上则我在复旦时，从没有看见人挪起过，就是小说杂志也是极少，血滴子，红玫瑰的名字，我还没有听见过。

冯君下一个“每人”都看小说杂志或小报的肯定语，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要替复旦同学叫屈！讲到成绩报告请人代做，这是在各校都可能的事，但是我相信肯代做的人很少，因为大家忙于预备自己的考试，专门牺牲自己来做人家的工具，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阿木林。讲到考试时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看书，我想这在那少数的饭桶教授面前是容易办到，而在多数的肯负责的教授面前是绝对不可行，这是我很久观察的事实，自问没有多大错误（我去年曾建议排定讲堂座位，不久或可实行）；而且我还有一种观察：觉得复旦虽滥收了许多非以读书为目的的公子少爷，然而勤奋读书的同学，却一天一天的加多，拿过去一个阅书室尽够应用，现在七八个阅书室的尚形拥挤，及过去成绩超过Ｂ者不过数十人，现在成绩超过Ｂ者竟超过两百的事实一看，就可以作个证明。

讲到学生的强横，随便对教授，发十大罪状，誓驱此贼，据我的观察，实得其反。我以为复旦同学只有在课后对教授作消极的零碎的闲谈式的批评，绝没有把自己的态度积极地具体地有条理地向学校当局表示过。我记得去冬我根据舆论去要求当局撤退那几个饭桶教授时，因为没有旁的同学响应我，当局竟怀疑我对他们有私人恶感，结果，对我的话不信任，这里就足以证明同学负责任的对教授“发十大罪状，誓驱此贼”，是不会有的事了！

讲到学生的浪漫，那些“先帝爷下南阳”“妹妹我爱你”普遍着全上海的靡靡之音，在每晚七时自修以前的复旦，确是到处可闻的。可是“楼板上跳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霜”则不是事实。讲到假期太多，则我也确实认为春季假期太多。但是冯君所说“量制服停课三天”则不尽然，因为那是在五三后全上海各学校为着游行演讲等事而起的一致行动，而不是复旦单独为量制服而起的行动。

讲到放假时学生受小店逼迫，懦如羔羊，这件事我也看不过眼。不过我以为如果禁止赊账，则同学必感不便，如果禁止讨账，则小店又要骂我们强横，所以确实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法子。

讲到复旦为什么还能存在，冯君以为由于已往出了几个商人，及做了很多广告和闪金的年鉴。我想这也不尽然，我也是一个看不惯大马路商人气的样子因而从商科转到文科的人。但是我又想在今日中国，无论甚么东西，都是需要人读的，上海为全国商业中心，商科自然有特殊的发展。但是说复旦之存在全靠几个商人，那却不是事实。至于讲到广告和年鉴，据我所知复旦发的广告并不异于其他各学校，特别有吸引能力；年鉴则已经停办了两年，更不足以眩耀人了。我以为复旦的不仅能存在，而且近年学生陡增，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它是中国第一个反抗宗教教育的学校，它的产生，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时代潮流中这一点光荣历史，受了青年的崇拜。

（二）它有六科，六科的课程，总计超过了两百，这样多的课程，据我所知，在上海没有人与它一样。我是从Ｓ教会大学转学复旦的人，我尝说如果那个人要被动地受极少数课程——如英文，圣经，——的严格训练（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则不如到Ｓ大学；如果他想要由自由意志选择很多种类的东西，作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４〕，那还是来复旦好，我想不甘读呆板板几本书，也是学生进复旦的原因。

（三）它既不如官立学校有政治上的派别，也不如教会学校，有特殊的使命；它又不是那一个私人办的，有造成学阀之可能。因此学生在复旦，思想言论行动，都有比较的自由。我以为只要在小学与中学受过严格的训练，大学自由一点，也无妨害，这里许多同学的心理，恐怕也如此。

（四）在已往发展的过程中，它不仅出了几个商人，而且各科都有举业的同学，在社会上能得相当的信任。

（五）在校学生的社会活动力（如参加政治活动的，与专门的运动家，我并不是赞成那种出风头的特殊阶级，但我以为这也是普遍现象，不仅复旦如此）引起社会的注意。

（六）在过去与现在的复旦，虽然因为没有政府的津贴，教会的年金，资本家的捐款，感受着严重的经济压迫，以致进步很慢；但是这种压迫，一天一天的减轻，只要大家多努力一点，复旦的发扬光大，就在最近的将来，所以有许多青年仍旧愿意进去共同努力。

以上所讲，把冯君对复旦的批评更正了若干，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满意复旦的人，我对整个复旦的批评，是：

（一）在精神方面学校当局对教育没有甚么主义，他们的目的只在传授学生以书本上的智识，而许多学生进去，也急急于猎取文凭，但是金钱与文凭的交换，实是今日中国整个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复旦的单独现象，所以我以为要纠正复旦美国化商业化的趋势，最要紧的还在确立全中国的教育方针。

（二）在物质方面，设备太不够用了。因想要还清债务，不得不多收学生（据我所知，今秋招收学生，比去年严格得多了），学生增加，而住室图书等不能比例地增加，在别校住惯了舒服房子和看惯了充量图书等的同学，当然极感痛苦。不过在负债过钜，元气大伤之后，学校只能一步一步改良而不能突飞猛进，却也有其苦衷。

总之，我拿着复旦廿几年的历史看一看，我觉得复旦仍旧是在进化，不过这种进化，是比较的缓慢，并未达到它应当进化的地位，假使学校当局与同学肯一心一德的大家负起责任，拚命地努力地干，我相信复旦的发展一定不止于此。至于冯君说“复旦已经一落千丈”，“量不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我根本就看不出过去甚么是复旦的黄金时代，甚么是复旦的青春时期，冯君在复旦的真正历史外，臆造出一个理想时代，未免有点带主观，质之冯君以为何如？

最后我还是讲一句话：复旦仍旧是在曲线般进化的，假若学校当局和同学肯特别负责加倍努力，它的进化，一定不止这样，望复旦当局和同学们注意。尤其望引用冯君那篇愤慨话，作今后革新的龟鉴，须知这是逆耳的忠言。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七期。

^〔２〕　指冯珧的《谈谈复旦大学》，载《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冯珧，即徐诗荃，湖南长沙人。当时是复旦大学学生。

^〔３〕　指潘楚基，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随即入大学院（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改名为大学院）当研究生，住在复旦大学。

^〔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英语：泛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