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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科技史懂得不多,我之所以走上研究糖史的道路,可以说大部分是出于偶然性。与其说我对糖史有兴趣,毋宁说我对文化交流更有兴趣。

糖是一种微末的日用食品,平常谁也不会重视它。可是“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字śarkarā,这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这样一来,糖一下子就同我的研究工作挂上了钩。于是我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后来,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我的手里。大家都知道,敦煌残卷多为佛经,像这样有关科技的残卷,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从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人想啃这个硬核桃,但都没有能啃开,最后终于落到我手中。我也惊喜欲狂,终于啃开了这个硬核桃。

时隔不久,我又写了一篇《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的论文。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它确定了中国制造蔗糖的时间,而在于它指出中国在唐代以前已经能够自制蔗糖了。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法,不过表示当时印度在制糖技术的某一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中国学习的结果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糖“色味逾西域远甚”。文化交流的历史往往如此。在以后的长时间内,中印在制糖方面还是互相学习的。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到了1982年,我又写了一篇《对〈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的一点补充》。补充不牵涉重大问题。到了1983年,我写了一篇《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促成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德国学者O. von Hinüber的一篇关于古代印度制糖术的文章。Von Hinüber的文章引用了一些佛典中的资料,但显得十分不够。我于是也主要使用汉译佛典中的资料,写成此文;资料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丰富得多了,我们对于古代印度制糖术的了解也充实得多了。到了1987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讲的是中国白砂糖传入印度的问题。糖本是一件小东西,然而在它身上却驮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同年,我还有一篇文章《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文章的内容上面已经屡次提到这里不再重复。我在这篇文章里只是更有系统地、更深入地、更详尽地叙述传入的过程而已。

上面提到的这一些文章,加上以后所写的一些文章,我都搜集了起来,准备结集成一部《糖史》。据我所知,迄今世界上只有两部完整的《糖史》,一本是Von Lippmann的,一本是Deerr的,一德一英。二书的写法不尽相同,德文的谨严可靠,材料也丰富。英文的则差一点。二书都引用过中国资料,英文的引用时错误多而可笑,可见作者对中国以及中国材料是颇为陌生的。我的《糖史》既然后出,应当做到“后来居上”。至于我做到了没有,则不敢说。反正我除了参考以上两书外,有些东西我不再重复,我的重点是放在中国蔗糖史上,在我的《糖史》成书时,编为上编,国内编。我不讲饴糖,因为在饴糖制造方面,不存在国际交流的问题。我的第二个重点是文化交流,在蔗糖制造方面的国际交流。这方面的文章在成集时,我编为下编,国际编。上编已收入我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中,改名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已于1997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将来出《季羡林文集》时,仍恢复原名:《糖史上编国内编》。

我现在想讲一讲我写《糖史》搜集资料的情况。写文章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是决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我决不敢有违。如果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我自知不是大鹏,而只是一只鹪鹩,不敢做非分想,只能低低地飞。即使是大鹏,要想开辟新天地,也必付出巨大的劳动,想凭空“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结果必然是一个跟头栽下来,丢人现眼,而且还是飞得越高,跌得越重。搜集资料,捷径是没有的,现有的“引得”之类,作用有限。将来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书都输入电脑,当然会方便得多。可是目前还做不到。我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我的《糖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节选自《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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