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孔子六十八岁那年发生的事。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亦即在“三十而立”的基础上，达到了他自己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发展阶段。所谓“耳顺”，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在思想上、学问上、品德修养上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地步。然而，孔子并非不真正了解人生与社会，从古到今，有几个人喜欢听坏话呢？有几个当权者喜欢别人批评他，反对他呢？真是微乎其微呀！这就注定了孔子无法与季康子合作，他坚守自己的政治贞操。

自古以来，政治家多具有演员的才干，既喜怒无常，又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季康子就是这样的一位政治家。他迅速转怒为喜，转恨为亲、为爱、为尊，主动地转移了话题，向孔子讨教治国之道。因为，孔子毕竟是举世闻名的圣人，“尊贤”、“礼贤”这是政治家的美德，他要超过自己的父辈与祖辈。孔门三千弟子，人才济济，这是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力量，犹若滔滔洪流，鲁国这只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舟，还需这洪流的驮载与推动。因而，他不能意气用事，他必须宽宏大量，腹能撑船。季康子迅速地冷静下来，他睁圆了眼睛，满脸堆笑地问孔子道：“孔老夫子力倡‘仁政’‘德治’，莫非是不要刑罚的吗？若盗贼蜂起，逆民暴乱，不施以刑，如何平治呢？”“率先行正路”、“不贪财货”、“尽做好事”，这些话孔子只是就一般道理而论，并非实有所指，更非专指季康子而言，所以，季康子的不悦，恼怒，实在是轻浮、过敏与心虚。孔子在外十四年，周游十多个国家，见过各色各样的人物，自然不会将季康子的这一番并不精彩的表演放在心里，他从容镇静地回答说：“丘倡导以仁化民，以德治天下，并非废除刑罚。治国，当宽猛相济。政宽则百姓慢，慢则当慑以猛；政猛则百姓苦，苦则施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则政和而民服了。《诗经》云：

民亦劳止，（人民不停地辛勤劳动，）
汔可小康。（庶儿能实现小康的理想。）
惠此中国，（先施惠于中原人民。）
以绥四方。（再传播于东西南北四方。）

这是说政猛当施以宽。又云：

毋纵诡随，（且无放纵奸诈善变之徒，）
以谨无良，（莫让不善之辈猖狂，）
式遏寇虐，（盗贼歹徒需绳之以法，）
惨不畏明。（人民才有明确的方向。）

这是说政宽当慑以猛。又云：

柔远能迩，（远近的人民俱都安居乐业，）
以定我王，（我王的天下安定盛昌，）
不竞不絿，（没有争逐，没有急躁，）
布政优优。（政清民和一派繁荣景象。）
百禄是道。（福寿安康，道路宽广。）

这就是说政和则民服。

季康子听罢，肃然起敬，方才的一场不愉快的心境俱都烟消雾散了。孔老夫子确实名不虚传，单就这一席“宽猛相济”的理论就是自己闻所未闻的，以此执政治国，定会收到“政和民服”的效果。心爽则话必多，季康子向孔子说了许多恭维溢美之辞，设便宴为孔子洗尘，然后命冉求驾车送孔子回府休息。

照此看来，季康子与孔子该同心协力共治鲁国，彼此配合得十分默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