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姬发东征，把纣王拉下马，为民除害，固然可拍手称快，但除害之后呢？是从殷商遗老中选立新帝，或者是取而代之？以诸侯的身份挑战帝王，这叫以下犯上，既已冒犯，就要一犯到底，推倒旧秩序，建起新秩序。
一个崭新的王朝破茧而出。
这便是周王朝。
纣王死后第二天，姬发正式称王。
这一天，在故殷商王宫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登基仪式。姬发乘坐一辆马车，拉车的是他弟弟叔振铎，周公旦手持大钺、毕公手持小钺分别站在他的两旁，大钺、小钺便是权力的象征。臣僚散宜生、太颠、闳夭等人手执宝剑，站在马车两旁，保护姬发的安全。
到祭祀上天的时候，主持仪式的卜者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天皇上帝。”这是解释革命的合法性，宣布纣王的罪状。这时姬发向上天磕了两个响头，恭敬地接受天命：“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说完后又磕了两个响头。
这样，姬发成为周王朝的第一任天子，称为周武王。武王把父亲姬昌尊为周文王，姬昌虽然生前未称王，但周王朝的基业，实是由他奠定，他也是周王国的真正缔造者。文王的父亲季历被尊为王季，祖父古公亶父被尊为周太王。后世把周文王、周武王并列为最伟大的英雄，同尊为“圣人”。
有两个政治名词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是革命；一个是维新。这两个词，与周王朝都有关系。革命一词，出自《周易·革卦·彖（tuàn）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然，这个意义，与现在我们说的是有区别的。古代把成汤推翻夏桀、周武王推翻商纣称为革命，乃是仁政推翻暴政，仁君推翻暴君，上应天理，下合民心。可以说，汤、武革命，乃是文明进步之体现。维新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一个老诸侯，但其使命却是崭新的。
现在，周武王的革命成功了，接下来就是要做“维新”的事业。
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摆在周武王面前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殷商部众。
要如何处置战俘呢？
周武王想听听诸臣的意见。他首先询问姜太公：“要如何处置战俘呢？”
姜太公是兵法家，又是谋略家，当然颇有雷霆手段，他回答道：“臣听说爱一个人，连他房屋上的乌鸦也爱；恨一个人，也不会喜欢他身边的东西。大王与商纣有深仇大恨，对他手下的那帮人，应该斩尽杀绝，您看怎么样？”
周武王摇摇头，答了两个字：“不可。”然后他又询问召公奭（shì）同样的问题。
召公奭回答说：“把有罪的人杀掉，把无罪的人释放，怎么样？”
周武王还是摇摇头，不认同召公的意见。
下面要看看周公旦怎么回答，因为在所有弟弟中，周武王是最欣赏周公旦，他的意见会不会跟自己相同呢？
周公旦回答说：“战争都已经结束，不如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耕作自己的田地。不论他是旧政府的臣民还是新政府的臣民，只要有仁义德行就能得到器重。如果百姓有什么过错，我作为政府的首辅，责任就由我一人承担吧。”
这一番话，让周武王大为赞赏，叹道：“你所说的话真是博大精深，可平天下矣。自古以来，士人君子之所以受到推崇，正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仁义道德。”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经常改朝换代，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每次政权交替之际，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残杀。但是这种大规模屠戮，在商取代夏、周取代商时却没有发生。中国早期文化传统中，“仁义”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这也使得华夏文明充满人道主义的色彩。
这种仁义的观念有其产生的土壤，在夏、商、周三代，所有的天子，不过是邦联制的首领，中央帝国对诸侯国并没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在军事上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光凭恃武力者，难以服人，必须要辅以道德仁义，充当公正的仲裁人。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是受到了诸侯们的权力制衡，有制衡的权力，自然不能为所欲为。而秦一统天下后，君王再也不受制于诸侯们的权力制衡，不受制衡的制度下，要帝王克己奉公当圣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周朝之后，帝王家再无圣人。
战俘问题得到解决，接下来便是如何处置殷商王族。
在这方面，新兴王朝体现出罕见的宽宏大量。
除了纣王及其几个妃子外，殷室王族并未遭到大规模清洗。纣王死后，他的儿子禄父不仅未遭处决，还继续统治殷城，他也被称为武庚，只不过不再是帝国之王，而降格为普通的诸侯。当然，监视是必要的。周武王把两个弟弟——管叔姬鲜、蔡叔姬度——留在殷地，表面上是辅佐禄父，实际上则是殷地的实际统治者。
纣王的庶兄微子原本已经逃得远远的，周武王攻克殷都后，他担心族人的安危，遂返回殷城。微子手持祭器，脱了上衣，把自己绑起来，左手牵着一只羊，右手拿着一束茅草，跪着走路，前去见武王。这什么意思呢？羊与茅都是祭祀时用的东西，表示我把家族的命运交给你了。周武王当即把微子释放，官复原职，确有大政治家的胸襟与风范。
以前装疯又被纣王囚禁的箕子，也得以重获自由。
箕子与比干都是纣王的叔父，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如今新朝草创，能马上得天下之人，未必能马下治天下。周武王求贤若渴，亲自登门拜访，向箕子讨教治国之道。箕子做了长篇回答，后来被整理成文，收入《尚书》，这就是著名的《洪范》。这篇文章在古代极受重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哲学、政治、卜筮等。在政治上，箕子推崇仁政与宽容，倡导王道，这些见解对周王朝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可是箕子毕竟是殷商遗臣，不愿意当周的臣民，也不想居住在殷这个伤心之城。虽然这时他已经很老了，可是仍然怀揣着一个梦想。他带着一帮殷商旧民，朝着东北方向而去，最后到了朝鲜。箕子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箕子朝鲜”，把中原先进文明传播到了这里，这也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权。周武王把箕子的朝鲜国列为“不臣之国”，不必向周王朝称臣，表达对箕子的敬重。尽管如此，箕子也没有把自己的小国与周王国平起平坐。数年后，他前往周都朝见周武王，这也是对周武王宽宏大量的感谢。
除了善待前朝遗老之外，周武王也没有忽视殷民们的利益。以前被纣王拘捕的百姓，都被释放。纣王在鹿台库藏的大量钱财，在钜桥囤积的大量粮食，都分发给百姓，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从百姓那儿搜刮来的。
武王还表彰了殷商几个已经去世的贤臣，他下令为名臣比干修建一座高大的坟墓，以示尊崇。另一位贤臣商容也得到褒扬。周武王在他家门前立了一块华表，以表彰其高尚的品德。这样做，无疑使殷民觉得光荣，脸上有光。
应该说，在处理殷商遗留问题上，周武王的做法是明智而谨慎的。正因为如此，避免了许多潜在的冲突，维护了前朝贵族与殷民的利益和面子。光凭这点来看，周武王便堪称伟大。因为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中，没有任何一个君王能像周武王一样善待前朝的王室，并给予他们相当多的特权与自主权。
此时周武王的感受一定颇似于当年的商汤，帝国建立起来了，但这只是开始，远非终点。当年周与八百诸侯能团结一心，乃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当敌人不复存在时，关系便悄然发生变化，当初的盟友，随时都可能成为新的敌人。任重道远啊，当权者能不慎乎？武王西归后，总是闷闷不乐，有时独自一人登上山丘，遥望殷邑的方向，默不作声。到了晚上，又时常难以入睡，秉烛沉思。
一天，姬旦见哥哥的寝室仍烛光摇曳，便入室问道：“为什么不睡觉呢？”
武王看了弟弟一眼，若有所思地答道：“我告诉你吧，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纣王即位时，我还没有出生呢，从那时起，上天就抛弃殷商，到现在大概有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里，殷商朝廷之上，奸臣当道，正人君子却遭放逐。正是因为上天不眷顾殷人，我们才能推翻他们成就今天的事业。想当年殷商建朝时，任用的贤人有三百六十人；可是后来，商王弃贤人不用，因此走向灭亡。现在我还没有完成天命，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哪有时间睡呢？”
谁说国君容易当呢？地位越尊崇，责任就越大。
姬旦听了哥哥这一番话后，非常佩服。这时武王又说道：“我要继续完成上天交给的使命，夜以继日地艰苦奋斗，以安定西土（即周的领地），把周所奉行的道义发扬光大。”
说实话，周武王是够勤政的，怪不得后世儒家人物都要对他竖起大拇指。既然要把德政进行到底，就必须做出表态：裁军！
要知道武王推翻商纣，武功盖世，现在他怎么要放弃“武力”呢？在他看来，“武”的含义，就是由“止”、“戈”两个字构成的，原来武力只是制止战争的手段。在伐纣之役中，武王的嫡系军队多达四万八千人，这当然不是常备军，而是为战争而征召的，如今殷商已灭亡，也不可能养着这么多军队。于是放战马于华山之南，放牛于桃林之野，把召集起来的临时军队解散，把干戈兵器藏入库中。
这是昭告天下：战争结束了，和平年代到来了。
从季历到文王再到武王，周的成长就是军事扩张的过程，如今天下初定，当务之急乃是休养生息。事实上，周武王并不过多忧虑军事问题，因为在伐纣之前，天下就有八百诸侯归附周，殷商灭亡后，周王室受到的外在威胁并不大。
他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迁都。
自古公亶父迁到岐下后，周有过两次迁都。第一次是西伯姬昌迁都于丰邑；第二次是武王迁都于镐京。但武王显然对镐京的地理位置不太满意，他要物色一块更适合的土地。为此，他考察了从三涂山到太行山一带的地形，确定了一块理想之地，位于洛水与伊水之间。周武王开始在此地筑城，这就是后来的洛邑，又称为雒（luò）邑。他甚至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从殷邑迁往洛邑，可是迁都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在灭商后六年（周武王十七年），这位新王朝的缔造者便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四岁。
周武王缔造的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王朝，尽管人们对它的兴趣远不及汉朝或唐朝。它是古代最长命的王朝，而且中国古代之核心思想，均奠基于周代，特别是东周时代（春秋战国），更是古代思想文化之登峰造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流派，皆创于此期，自秦以降到清，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学术可以媲美于周代，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谓的“早熟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