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这样变成了战国
我们这本讲战国历史的书，自然要从战国的起始年头说起。
可偏偏就是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在历史学界却充满着各种争议。作为东周列国时代中最高潮的一段，战国究竟起于哪一年，放在不同的史料里，却有好几种说法。
比较通用的说法，就是司马迁《史记》里的观点：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元王元年。之所以定在这一年，主要还是为了尊重周天子权威。
而宋朝人认同的说法，则是吕祖谦《大事记》里的说法：公元前481年。这是孔子作《春秋》的终结年份。在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封建社会，这一划分方法也十分流行。
当然宋朝的司马光并不同意，他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把公元前403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之前那么多折腾，都算在了春秋年间。直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了韩赵魏三国的诸侯身份，等于扒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才意味着战国的开始。
当然依照清朝许多学者的说法，公元前453年才是战国真正的开始：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确立了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标志着战国时代正式形成。
同一个时代，为啥被划分成不同的起点，只因在不同年代的史家眼中，战国与春秋之间，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前一代人看不懂的变革，着实太多太多。
但无论哪一种划分，一个真相无可争议：这是一个有别于春秋时代，几乎堪称全新的时代，中国历史将在一场剧烈的厮杀中，完成一次至关重要的浴火重生。
战国就是打
不管怎样划分，战国这个年代，最主要的标志就一个字：战！
而且和春秋年代最大的不同是，春秋虽然不乏战争，但列国诸侯名义上是都还是周天子的臣子，因此讲的是春秋礼数，哪怕是规模惊人的争霸战争，争的也主要是名分。
发展到战国年代，这条才是最大的不同。为什么很多史家眼里，韩赵魏瓜分了晋国，或者田氏取代了齐国，往往被看作战国的开始？那是因为在春秋年间，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春秋时代任何一个强大的霸王，都可以肆意凌辱周天子，但绝不可能取代周天子一样。从大国到小诸侯，春秋时代也没有一家权臣，可以名正言顺地取代原有国君。这基本的尊卑礼数关系，到了战国就彻底没有了。
自家国君，说废就废，自家国君的土地，说分就分。春秋时代大逆不道的事，却在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中，表现得毫无负担。照着教科书里通用的说法，这也就意味着，旧有的奴隶主贵族制度，正在走向瓦解中。
自家的争斗，都能如此地你死我活，国与国的争斗，自然更加凶狠惨烈。
其实“战国”这个称呼，在最初的中国史料里，并不是指这个年代，而是指这个年代七个主要争雄的大国。就如《战国策》里所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对这个年代，一开始《史记》上的称呼，也只是叫“六国之时”，直到西汉《战国策》之后，才开始有了这个叫法。
从称呼国家，到指代这个年代，真正开始这一称呼，还是到了《汉书》上，有了“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一句。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史家论及这段历史，都开始以“战国”来指代。
战国者，正是此时热衷于兼并战争的七大强国：“秦楚齐燕韩赵魏。”
这段列国争霸的历史，论规模和惨烈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之前所未见，而如果再计算上人口与伤亡比率，它的剧烈规模，甚至要远远超过这以后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乱世时期。
对比春秋时代，这个全新的战国年代，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对待战争的态度。以春秋时期的通用说法，国家的大事就两件：祀与戎。也就是祭祀和打仗，而到了战国年间，所有的大事，都是以战争为中心。列国的变法，用人，改革，为的只有一件事：打赢！
孟子的一句话，足以概括当时战争的凶残程度：“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如果再对照一下《史记》，就知道战国时代的战争，惨烈到何等的地步：比如大名鼎鼎的秦国名将白起，亲自指挥的四大战役，杀敌数量就在一百万以上。而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也不过两千万上下。
如果说春秋年代，列国间还有一层温情脉脉的礼节，那么在战国时代，这已彻底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厮杀。
厮杀的主角，正是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大强国。对比春秋年代来说，表面看这其中有熟脸，比如秦楚齐燕，也有生脸，比如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但事实上，无论生脸熟脸，比起春秋时期的他们，这时的七雄早已大不同。
以教科书的说法，这是中国奴隶制制度崩溃，新兴封建制度勃兴的时期。因此能在这历史时期存在下来的国家，都必然做出了巨大的改变，有的像秦国一样变法，有的像田家一样代齐，有的像韩赵魏一样分家。但无论怎样做，目的都是一样，就是要脱去旧日奴隶制制度的外壳，全力向着封建制度狂奔，只有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才有资格在这场角逐中角力。
而作为这个年代里的主角，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在这个热血时代开始初期，版图力量也都各自有了不同的变化。
首先从分完家的赵魏韩三国开始说起。
赵国分到的，是晋国当年北方的主要国土，包括山西吕梁山以西和山西北部与东南部，往南还占有了今天河南、山东、河北的部分领土。地理位置十分好，却摊上了好几位强悍的邻居，比如东北的中山，西北的楼烦和林胡，参考下西汉历史就知道，全是赫赫有名的强悍游牧民族，后来又崛起了强大的匈奴，一直不消停。
但这块地除了给赵国找麻烦，也送了个大礼物，例如北面的代地，不但是战国时代的良马产地，更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战马孵化地，堪称中国骑兵的摇篮。因此胡服骑射发生在赵国，丝毫不意外。
相比之下，魏国的运气表面要好一些，分到了陕西东部至河南河北的大片地区，全是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宝地，可战略位置就悲催了，号称“四战之地”，夹在齐赵秦楚四大强国中间，等于是被挤压住，极容易被包围痛打。
但对早年的魏国来说，这真不算个事，魏国自从分家之后，就是三家里最为自强的一家，首先启动了伟大的变法运动，率先实现了变法图强，坐上了早期战国列强里的头把交椅，且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几乎到了战无不胜的地步。四战之地？它不打别人就谢天谢地，这段光辉历史，后面会详细讲述。
而其中相对较弱的，就是韩国，韩国一开始分家，运气就十分不好，分到了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地区，不但国土狭长无险可守，国力也十分贫弱。所以在整个战国年代里，韩国都是最弱的一家，它不是挨打的对象，而是跟在人家后面做小弟。但韩国也吃柿子拣软的捏这一套，尤其是灭掉了郑国，奠定了自己的大国地位。
而这三家的老邻居，就是春秋晚期曾与晋国争霸的齐国。
齐国的特点是换了马甲，虽然还叫齐国，但已经由当年的姜氏齐国，变成了这时的田氏齐国。田氏继承的除了国君的名分，更有强大的家业，齐国资源丰富经济实力强大，国土在田氏代齐的演变中更加膨胀，领土包括了山东大部分地区和今天河北的一部分，尤其是把春秋时期的大国鲁国，吞并得只剩下几个小城。它有地有技术有钱，这时候的齐国，正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在战国初期，其与新崛起的三晋国家，也开始了相爱相杀的历史。
而另一家与三晋关系密切的强国，就是西部的秦国。
在后人的印象里，秦国在战国早期，国力一直相对薄弱，直到商鞅变法，才真正实现了自强。
而事实上，商鞅变法以前的秦国，一点都不弱，国土的膨胀尤其厉害，战国早期已经占有了关中平原和甘肃部分地区，领土十分广袤，治下民族更十分复杂，以华夏族为主，却也兼有各类少数民族。
但秦国比起中原来，最弱的一条却是经济。虽然坐拥物产丰富的地区，但是经济技术和制度却严重落后，生产力更是极其不发达，反映到战场上，就是战争的支持能力极差，秦国在战国早期的战争剧本，就是一开始尚能取胜，但没赢几次，就粮草接济不上，然后就被人痛打，相似的狼狈，复制了好多回。
早期欺负秦国最厉害的，就是魏国，自从魏国强势崛起后，就把秦国当作了提款机，隔三岔五就要来打一把，打得秦国完全丢掉了西河之地。也正是这番的狼狈，才逼得后来秦国痛定思痛，决心变法。
但要问从春秋到战国，有谁一直保持国土最大的纪录，答案就是楚国。
楚国对比当时北方各国，堪称是战国早期最为嚣张的超级大国。楚国的国土包括了今天河南南部和湖北全部，包括湖南、江西、安徽等部分地区，到了春秋战国之交，楚国更干脆吞并了吴越两国，实力扩展到今天的江南地区，以《史记》的说法，就是“南吞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可以说，当时的楚国，以国土面积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
而要问当时七国之中，谁的国土面积是最接近楚国的，答案恐怕出人意料，并非齐秦这样的传统强国，相反却是一个传统弱国：燕国。
燕国在整个战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被欺负的，但它的国土却十分广袤：既拥有包括今天北京在内的河北地区，更有辽宁西南部，与东胡部落接壤。就像楚国通过吞并百越扩展领土一样，燕国也曾经北击东胡，极大地扩展了自家的实力范围。
从这七个国家的实力说，我们不难看到能成为“七雄”的准入标准：国土面积至少得千顷以上，军队数量更要“带甲数十万”，像楚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更要有百万以上的兵力。战国轰轰烈烈的争霸，就在这七个战争魔兽之间展开了。
这些事情都变了
战国的主旋律就是打，但是对于主要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改变，却不只是战争。
为了能在这弱肉强食的时代里生存下来，列国除了整军精武，就是要变法图强。不变法的国家，不是被推翻，就是被吞并，而变法的结果，却是让这些原本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外壳之下的各种制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有了解这些改变，才能更清楚地了解战国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各个国家的官僚制度。同一类国家，比如齐国秦国楚国，其主要官僚运转制度，从春秋到战国时代的变化，套老百姓的俗话说，真叫“老母鸡变鸭”。
在春秋以前，特别是西周时期，中国的主要官僚制度，就是世袭制。贵族永远是贵族，贵族的儿子生下来就是贵族，大小官职都是世袭继承，老爹过世儿子来，以文言文的说法，叫“世卿世禄”。
这样的制度的改变，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先是一些有实力的卿大夫，开始有了家臣，然后就是一些破落的贵族离开原先的家族，外出闯世界，凭借自身的才能获得任命。但在当时的年代里，这样的情景还是非主流。
而到了轰轰烈烈的战国变法年代，新型的用人制度更成了大潮，所谓的世卿世禄，更成了浮云。各国的主要人才，外来人才极多，其中草根出身的尤众，“举贤”的理念取代了往日的世袭，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才有了更多出头的机会，搅动了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而在各国掀起的变法狂潮中，大家殊途同归的一条，就是确立新的用人制度，废除往昔的世袭制度。以清朝历史学家赵翼的说法，战国时期诸如苏秦、张仪成功与否，商鞅这类人物，他们的功过是非有待评判，但公认的一条贡献，就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布衣为相”的先例。而比这些草根上位已属以往不能想象，而各国官僚制度的改变更是更翻天覆地的。
首先直观的一件事，就是将相分立。最典型的代表，比如“将相和”的典故，老将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留下千古美谈。但实际上这样的千古美谈，也就只能是自战国起才会有，因为之前的春秋时代，将相的职权，基本都是不分家的。
从战国开始，除了楚国之外的几个主要国家，政治制度都有一个类似改革：专门设置了负责行政事务的相和负责军事的将，这也就是“将相”关系的由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战国时代，相的称呼往往是叫“相邦”，直到西汉开国，为了避讳汉高祖刘邦，才改成叫“相国”。今天很多战国题材的电视剧，管吕不韦之流叫“相国”，分明就是要把刘邦穿越来的节奏。
随着这两个部门的分离，相关的新型配套部门，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比如秦国和赵国，就有了掌握财政的内史，赵国的都尉负责管理人事任免，韩国的少府，除了管理税收，还要负责武器铸造与研发。而在武将方面，将军之下也有各种尉职，用以辅佐军务，这类新型官职，对于两千年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影响都非常深远。
与新型官职相对应的，就是新型的官吏任免制度。
战国时期还没有科举，但这并不妨碍草根阶层的出头。国君选拔人才的方式，除了举荐还有招贤，比起春秋时代的世袭制度来，这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的任免权力，完全掌握在国君的手中，特别重要的一条是，国君通过授印来授予官员权力，因此从战国起至清末，官员倘若丢掉官印，都是几乎要掉脑袋的大事。
同样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俸禄制度。
战国时期的官员工资，通常都是用谷物来支付。各国的工资标准也不同，比如在魏国做相国，基本就是“食禄千钟”，标准高工资，齐国相对更大气，齐宣王当年为了挖孟子，许了“万钟”的高工资，但还没留住人。
而除了这种直接支付外，还有一种福利，就是封地。战国有很多高官，在获得官职的时候也获得了封地。可和春秋时代不同的是，大多数官员，对于封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继承权，一旦任期到期下课，封地也大多要原样交回。以韩非子的说法，就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这个关系的改变，才是跨时代的。春秋时代的国君和大臣，虽说是上下级，但彼此却是一种世袭的关系。到了战国时代却不同了，国君和大臣已经是一种完全的雇佣关系。以前是吃祖宗的饭，现在要吃国君的饭。国君说话，比起春秋年代，真是胆大气粗。
而胆大气粗的国君，做另一件事也就得心应手：考核制度。
既然吃着国君的饭，那么就要被国君管，不再世袭的士大夫们，命运也从此被国君捏住。
而官员考核制度，也因此发生变法，掌握考核大权的，首先是相，也就是“相邦”，但除了少数几位权倾朝野的人物，绝大多数的相邦，都是直接对国君负责。以荀子的说法，列国每年都要由相邦主持，对官员进行考核，而考核的结果判定，则完全由国君来主持。这在春秋时期，基本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战国年代，对于地方官来说，这种考核也有一个名称：上计。“计”就是统计的簿册，上面记载着田产、人口、土地等事项，年初时做好规划，年终时由国君一一对照，进行考核。这样的考核模式，也沿用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
也正是从这样的改变里，我们不难看出战国时代战争扩大的重要原因。比起春秋时代的集体负责，话语权更大的战国国君们，自然可以放开手脚，为争霸兼并大打出手，每个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指挥效率，比起春秋时期，可谓高速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高速运转中，战国时代轰轰烈烈的争霸大戏开场了。
而比起三家分晋之类的爆炸新闻，真正催动战国早期战争大戏的，却是另一个劲爆事件：田氏代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