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土地、货币、工商业改革篇
唐末五代以来，首先，天下战乱不止，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其次，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不向朝廷交税，这两点都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量减少。先说第二点。
柴荣深知土地问题是政权的基石，土地问题不解决，帝国大厦没有地基，随时可能崩塌。因为五代十国的大地主多是军阀、立军功者，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帝国安危，所以柴荣暂时没有动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但还是想办法从他们兜里掏钱。柴荣的办法是：取消所有权贵的免税特权，不管你是谁，你只要占有土地，就必须向朝廷纳税。柴荣在地方上派驻“苗使”，清查土地亩数，然后按亩收税，甚至是至圣先师孔子所在的孔庙，也要交税，一个铜子也不能少！
“历代以圣人之后，不预庸调，至周显德中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
敢向孔子收税，敢与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彻底决裂，柴荣前无古人。
显德五年（958年）十月，柴荣派遣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行前，柴荣把自己对土地的态度告诉艾颖等人：“夫国以民为本，本立则国家安。朕以近代以来，赋租不等，贫者抱虚而无告；富者广植以不言。州县以旧额为规，官吏以相承为准。须行均定，用致苏舒。卿等宜正身莅事，副朕兹意。仍与逐处长吏和顺商榷。但务从长共集其事，无使朕之赤子枉罹于峻法也。”
柴荣的态度再明确不过：绝不允许让少数人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享福，无论他们的口号多么响亮。在少数衣冠楚楚的达官权贵与衣衫褴褛的穷苦百姓间，柴荣毫不犹豫地站在穷人中间。
柴荣出身穷苦，他知道底层百姓生活不易。但要安抚百姓，其实在柴荣并不难，因为战乱连年，导致大量土地荒废，可以让百姓种地。在柴荣的主导下，政府规定，农民可以向政府申请耕种土地，称为“请射”，政府在审查合格后，把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
这些土地以前都是有主的，只是在战乱中或死或逃，如果旧主回来要地，怎么办？柴荣天才地想到了一个办法。
显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柴荣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庄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如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大意是旧主在三年内回来，则交还一半，余者为请射者所有；五年之内回来，交还三分之一；如果五年内不回，则失去土地所有权，不过旧主的坟墓不在此例；而对于逃到境外的土地旧主，柴荣则把期限放宽至十五年内。
但这里还有可能产生一个问题，谁敢保证申请耕地的人不是在冒充旧有逃户？针对这个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柴荣特别规定，一旦有人冒充逃户诈领耕地，旧主回来，则该人无条件丧失土地使用权，没有年限限制。
更难能可贵的是，柴荣还考虑到老百姓文化水平较低，把诏书写得天花乱坠，百姓未必看得懂，会让一些官员钻空子，进而影响到土地政策的施行。所以柴荣在诏书上用的都是极为浅显的白话。南宋人洪迈称赞柴荣此举：“今观周世宗显德二年射佃逃田诏敕，其旨明白，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
农民有了耕地，就会生产出粮食，政府可以在夏天和秋天两次收粮，称为夏税和秋税。但有些官员经常在交税期限没到就上门收粮，百姓怨声载道，柴荣在显德三年的十月下诏：“今后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征，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征，永为定制。”而有时土地歉收，柴荣还会下诏减免税粮。《册府元龟》记载，柴荣在位的五年半时间内，就先后推行十次税收减免，平均半年一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接下来简单谈谈柴荣的货币改革。
因为战乱原因，五代自周之前，已经很少烧炉铸钱了。柴荣就说过：“近朝已来，久绝铸造。”因为钱太少，所以市场上主要还是流通唐朝的钱币，以开元通宝钱最为通行。柴荣深知没有钱就没有活路，为了帝国能活下去，柴荣宁背千古骂名也要铸钱。
显德二年（955年）九月初一，柴荣正式颁布了《令毁铜器铸钱敕》：“国家之利，泉货为先。近朝已来，久绝铸造。至于私下，不禁销熔，岁月渐深，奸弊尤甚。今采铜兴冶，立监铸钱，冀便公私，宜行条制。起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应两京诸道州府铜象器物，诸色装铰所用铜，限敕到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其私下所纳到铜，据斤两给付价钱。”
铸钱，首先得有大量铜料。柴荣除了从寺院里征收铜佛像，还规定民间除了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铜器，如铜盆之外，不允许私存铜器，所有铜器必须在五十天之内上交朝廷，由朝廷按照铜器价值合理补偿，逾期不交者，自有国法限制。
周朝的铜禁法比较严，私藏铜料一两至一斤者，并知情者处罚两年有期徒刑，辖区官员和邻居领七十杖刑，举报人赏铜钱十贯。如果私藏铜料逾一斤而不满五斤，相关人员各徒三年，官员等打九十杖，举报人得二十贯。如果超过五斤，私藏者斩，其他有罪人员杖一百，赏举报人三十贯铜钱。
为了引导老百姓上交铜器，柴荣采取了赎买政策，绝不会动用枪杆子去抢老百姓的财富。根据相关规定，百姓如果把私藏铜器主动上交，则每斤熟铜政府补贴一百五十文钱，每斤生铜补贴一百钱。
到了显德四年，柴荣又推出收铜新政策。新政将原来的每斤二十两制，下调为每斤十六两，这样有利于百姓创收，不至于因上交铜器而吃亏。
更让人感动的是，柴荣知道百姓生活中不可能离开新的铜器，便设立了国家铸铜厂，打造铜盆铜镜，然后在京城成立铜器市场，方便百姓购买。同时政府也允许百姓在铜器市场上批发铜器，然后到地方上贩卖，赚取差价。
与此同时，柴荣也积极开展与国外的经济贸易，用中原的丝绸换取高丽国的铜料，所获甚丰，而在显德六年，高丽王王昭就送给柴荣五万斤铜。
手上有了铜料，柴荣就可以大规模烧炉铸钱。政府有了钱，就可以稳定社会、稳定军心人心，天下大定，因此，柴荣积极的货币政策是立了大功的。
接下来再讲一讲柴荣有关工商业的改革。
有一个观点深入人心，即中国历史上工商业最为繁荣发达的时代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这点并不否认，但宋朝工商业的发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上承唐末五代十国工商业爆炸式发展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无论谁在周朝之后建立新朝，工商业都会照常向前发展。
安史之乱以来，黄河流域饱受战乱之害，土地、人口流失严重，而江南地区受战乱影响较小，工商业发展更为迅猛。五代初期，因为财政紧张，政府有意搜刮天下。比如唐庄宗李存勖就任命大财迷孔谦为租庸使，在大小道路上设官方税务机构，务必雁过拔毛、人过留钱，一只蚂蚁也不能放过！
柴荣继位后，深知工商业之利弊，必须对此进行改革。柴荣非常反对官府在本属于全民资产的公路交通设卡拔毛，他在显德五年（958年）六月，就下诏规定：“应有商贾兴贩牛畜者，不计黄牛、水牛，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过往牛只向来是政府抽税的大头，柴荣取消了过牛税，在很大程度上繁荣了商贸流通。如果牛商就地进行贸易，柴荣同时规定税务机构每次只能向交易双方征收百分之二的利益，“如是货卖处，只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二十，不得别有邀难”。严厉禁止乱收费。牛只不收税，推而广之，羊、驴、狗、鸡、兔子也自然都取消了过路费。
除了过牛税，柴荣还取消了酒禁与醋禁，允许百姓自由生产买卖酒醋。五代（除后周）最为开明的朝代梁朝就曾允许百姓私下酿酒，“听诸道州府百姓自造曲，官中不禁”。但到了后唐，虽然也不反对，但却规定每亩必须交纳所谓的曲钱，与夏秋两税同时上交。柴荣对此非常不满，显德四年（957年），柴荣规定：“罢先置卖曲都务，乡村人户今后并许自造米醋。”都说宋朝具有市场经济雏形，实际上唐末五代哪个也不是计划经济。
酒醋其实未必就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但谁都不可能离开食盐，所以盐务改革是柴荣全面经济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历代都对盐实行官营官卖制度，严厉打击私盐贩子。而到了五代后汉，制定了堪称历史上最为严厉残酷的盐法，即使只贩一粒盐，抓住也要砍头，百姓对此意见非常大。郭威建政后，下调了贩私盐者处死的标准，即贩五斤盐以上者才杀头。
当时的食盐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盐池产的盐，称为“颗盐”或“监盐”；另一种是海盐、井盐或碱水煮盐，统称为“末盐”或“散盐”。末盐的重要性不如颗盐重要，原因是海盐距离内地路途遥远，交通运费成本太高，而颗盐产生就在河东的解州，运输方便。
柴荣刚继位时，就规定距离海边较近的曹州、宋州以西十余州弃末盐而用颗盐。柴荣这么做，主要还是考虑末盐的运输成本，毕竟初建国时，国家财力不丰，当时柴荣还没有收缴寺院及民间铜器并铸钱。曹宋以西改用颗盐也是无奈之举，柴荣在改革时从来都会给改革利益受损者留活路的，不像有些改革直接把人逼上绝路，还美曰其名以大局为重。曹宋以东诸州还可以继续买卖末盐，不至于让末盐产户活不下去。
除两盐之外，还有两种盐税形式，即蚕头盐与察头盐。
先说蚕头盐。蚕头盐是指政府把食盐借给农民，然后等到每年蚕丝上市，农民把之前的盐税折成丝绸再还给官府，也就是说政府借盐，收回的却是丝绸。蚕头盐因为涉及国家经济命脉，所以周朝官府对蚕头盐管控非常严，“诸州府人户所请蚕盐，不得于乡村衷私货卖，及信团头、脚户、县司、请盐节级、所由等克折粜卖，如有犯者，依诸色犯盐例科断”。换句话说，蚕盐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但柴荣在蚕头盐的改革上做得有些冒进，他规定沧、棣、滨、淄、青五州农户，无论年收入多寡，都要交相同数量的蚕头盐，即绢一匹。不过后来柴荣觉得一匹绢对收入高的农民太少，又把蚕头盐税提高到两匹，但却没有考虑收入小的农民负担更重了。但相对于宋朝的蚕头盐制度，柴荣已经对得起农民了。宋朝拒绝把盐借给老百姓，却依然强行征收蚕头盐，“自是诸州官不贮盐，而百姓蚕盐岁皆罢给，然使输钱如故”。宋朝所谓的经济繁荣、国库充盈，大抵都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抢过来的。
还有就是察头盐。察头盐是指政府在每年秋播时把盐卖给农民。不过察头盐价格较高，无论家庭收入多少、是否有天灾人祸，每户都要收察头盐三千文钱。柴荣觉得这样做极不合理，在显德三年时，柴荣废除了这一规定，改为每石盐交一千五百文，极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