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杨嗣昌的督师，明朝政府在对农民起义的军事上有了一些起色，暂时还居于优势。到崇祯十三年夏秋之间，将张献忠和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逼到川东，四面围堵，大部分已经投降，罗汝才也正在准备投降，被张献忠及时阻止。张献忠为摆脱明军压力，拉着罗汝才奔往四川腹地。李自成销声匿迹，不再为人注意。然而这只是局部的表面现象。实际上，明朝政权从来没有像在崇祯十三年夏秋间陷入全面的深刻危机。从军事上来看，十三年来崇祯一直陷于既要对付大规模农民起义，又要对付日趋强大的清朝的军事压力。到了目前阶段，四川战事胜负未决，前途变化莫测，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南部、四川北部和河南、陕西各地，到处有农民战争。山东西部、南部和徐州一带的农民大起义，严重威胁着明朝中央政权赖以生存的南北漕运①。在山海关外，崇祯为防备清兵再次南下，催促洪承畴指挥十几万大军向松山、杏山和塔山一带进兵，谋解锦州之围，但是军心不齐，粮饷补给困难，几乎等于是孤注一掷。从财政经济来看，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尤其是黄河流域各省，由于长期战乱，官军纪律败坏，烧杀淫掠，官府横征暴敛，加上各种天灾人祸，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死亡流离，往往村落为墟，人烟断绝。到了十三年夏秋之间，不但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各省的旱灾和蝗灾特别惨重，而且朝廷所依赖的江南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苏州府等地粮价飞涨，城市中发生了多起抢粮风潮。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军费开支反而增加，所以财政方面确实快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军事和财政经济两方面的严重危机，加深了朝廷上的政治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崇祯皇帝因借助军饷问题同皇亲、勋旧展开的明争暗斗，另一方面因对拯救危亡的看法不同，崇须同一些朝臣发生直接交锋。
①漕运——明代将江南大米和其他物资从运河运往北京，称为漕运，为朝廷生命所系。
对于当时明王朝所面临的空前危机，皇亲和勋；日这一个只讲究养尊处优的阶层感受最浅，而在朝臣中却有很多人比较清楚，有些人深为国事担忧。受全面危机的压力最大的是崇祯皇帝。现在他正在为克服这一可怕的危机而拼命挣扎，不过有时他还在幻想做一个“中兴之主”，口头上也时常这么说。尽管他不敢想，更不肯说有亡国可能，但这种深藏在心中的无限忧虑和时常泛起的悲观情绪使他更变得刚愎任性，心狠手辣，决不允许任何朝臣批评和阻碍他的行事。
抄家的上谕下了以后，锦衣卫和东厂自然是雷厉风行，趁机发财。住在京城的所有皇亲、勋旧越发兔死狐悲，人人自危。大地主官僚们也担心将来轮到向他们借助，都觉得皇帝未免太任性行事。但廷臣们都害怕皇上震怒，不敢进谏，只是冷眼看这事将如何结局。皇亲们却不能等待，赶快联名上了一封奏疏，恳乞皇上开恩，念李国瑞已死狱中，停止抄家，使其子存善袭爵，以慰孝定太后在天之灵。崇祯一向迷信鬼神，想到孝定太后，心中不免犹豫，打算借着十几家皇亲联名上疏求情的机会赶快转轘，暂停抄家。但过了半天，他想不出另外的措饷办法，各地军事形势又逼得他坐立不安，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寸步不让，非将这第一炮打响不可。他在奏疏上用朱笔批“留中”二字，扔向一旁，心中叹息说：“唉，你们这班皇亲国戚、勋旧世家，真是糊涂！你们的富贵自何而来？倘若朕的江山不保，你们不是也跟着家破人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又暗恨薛国观，倘若不是他当时赞同向李国瑞头上开刀，另外想一个筹饷办法，何至于今日进退两难！
又过三天，他正在乾清宫中发闷，秉笔太监王承恩送来了一叠文书。他先看了几封奏疏，都是攻击杨嗣昌的，说了一些杨嗣昌的短处，认为他督师剿贼很难成功。其中有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的一封奏疏，措词特别激烈。他抨击杨嗣昌加征练馆，引荐陈新甲做兵部尚书是为暗中同满洲议和准备，又攻击杨嗣昌继母死后没有回原籍奔丧守孝，而是“夺情视事”。崇祯看了前几封奏疏已经很生气，看了黄道周的奏疏更加愤怒，在心中恨恨地说：
“这个黄道周，才回京不久，竟敢上疏胡言，阻挠大计，博取清直敢言之名，殊为可恶！”
他没有批语，也没有心情再看别的奏疏，站起来来回走动，脚步特别沉重。忽然，他忍不住叹口气，说出一句话：
“朕的为国苦心，黄道周这班人何曾知道！”
黄道周和崇祯一样，一心要维护摇摇欲倒的明朝江山，但是他坚决反对崇祯的几项重大措施。他不敢直接批评皇帝，只好激烈地批评杨嗣昌的误国。他反对加征练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中心目的是害怕朝廷为此而失尽人心，将广大没有造反的百姓逼迫到造反的路上。崇祯为同意加征练饷的事，在去年已引起朝议哗然，但这是出于形势所迫，好比明知是一杯鸩酒，也只好饮鸩止渴。崇祯在心里说：“你们这班朝臣，只会放空炮，没有一个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关于同清朝秘密议和的事，崇祯最忌讳有人说出，而偏偏黄道周在疏中公然抨击。崇祯一直认为：满洲人原是大明臣民，只是到了万历中叶以后，因边臣“抚驭”失策，才有努尔哈赤之叛，逐渐酿成近二十年来之祸。如今同满洲暗中议和实是万不得已。宋与金的历史，对崇祯说来，殷鉴不远，而他绝不愿在臣民心目和后代史书中被看成是懦弱无能的君主。自从前年由杨嗣昌和高起潜主持，开始暗中同清方议和，他就不许用“议和”一词，只许用“议抚”一词。黄道周在疏中直然不讳地批评杨嗣昌同满洲议和，深深地刺伤了他这个自认为“天下共主”和“千古英主”的自尊心，何况他迫切希望赶快能够同满洲休兵罢战，暂时摆脱两面用兵的困境，以便专力围剿农民起义军。这是他的至关重要的救急方略，不料黄道周竟然如此不达事理，不明白他的苦心！他看得很清楚，满朝大臣中没有一个人在做事干练和通权达变上能够比得上杨嗣昌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借弹劾杨嗣昌的题目干扰加征练饷和对满方略，更不许在目前川、鄂一带军事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有谁肆无忌惮地攻讦杨嗣昌，要将他赶下台去。他回到御案前重新坐下，又向黄道周的奏疏望了一眼，偏偏看到了抨击杨嗣昌“夺情”的几句话，不禁从鼻孔冷笑一声，心中说：
“朕以孝治天下，这样事何用你妄肆攻讦！自古大臣死了父母，因国事鞅掌，出于皇帝诏旨，不守三年之丧，‘夺情视事’或‘夺情起复’的例子，历朝皆有，连卢象升也是‘夺情’！倘若杨嗣昌和陈新甲都去守三年之丧，你黄道周能够代朕督师么？能够任兵部尚书么？......可笑！”
他又从御案上拿起来一封奏疏，是礼部主事吴昌时讦奏薛国观纳贿的事。吴昌时原是行人司的一个行人，这行人是正九品的低级闲官儿，没有什么大的出息。朝廷遇到颁行诏敕，册封宗藩，慰问，祭祀，出使藩夷等事，派行人前往或参加。去年，吴昌时趁着京官考选的机会，托人向薛国观说情，要求帮助他升转为吏科给事中。薛国观收下他的礼物，口头答应帮忙，但心中很轻视他这个人。考选结果，吴昌时升转为礼部主事，大失所望。吏部是一个热衙门，全国官员的除授、调任、升迁、降职和罢免，都归吏部职掌。吏科结事中虽然按品级只是从七品，却在朝廷上较被重视，是所谓“言官”和侍从之臣，不但对吏部的工作有权监督，且对朝政有较多的发言机会，纳贿、敲诈、勒索的机会较多，前程也宽。礼部主事虽然是正六品，但礼部是个冷衙门，而主事是“部曹”，即事务官，所以反不如从七品的给事中受人重视。吴昌时没得到他所理想的职位，认为是薛国现出卖了他，怀恨在心，伺机发泄。近来他风闻皇上因李国瑞的事对薛国观心怀不满，并且皇戚们同几个大太监暗中合谋，要将薛国观逐出朝廷，他认为时机到来，上疏揭发薛国观的一件纳贿的事，尽量夸大，进行报复。崇祯正想借一个公开题目将薛国观逐出内阁，看了这封弹章，不待审查清楚，也不待薛国观自己奏辩，便决定从严处分。他立刻提起朱笔，写了一道手谕：
薛国观身任首辅，贪读营私，成何话说！着五府、九卿、科、道宫即这议处奏闻！
崇祯命一个太监立刻将手谕送出宫去，又继续批阅文书。有十来封奏疏都是畿辅、山东、河南、陕西、湖广和江南各省地方官吁请减免钱粮和陈报灾情的奏疏，其中有一本是畿辅和山东士民一千多人来到京城上的，痛陈这两省地方连年灾荒，加上清兵焚掠和官军供应浩繁的情况。他们说：“百姓生计，已濒绝境；倘不速降皇恩，蠲免新旧征赋，杜绝苛派，拨款赈济，则弱者辗转死于道路，而强者势将群起而走险，大乱将愈不堪收拾矣。”崇祯看完了这个奏本，才知道畿辅和山东土民有千余人来到京城上书，一时不知道应如何处理。恰巧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来乾清宫奏事，崇祯就向他问道：
“曹伴伴，畿辅和山东有千余士民伏阙上书，你可知道？”
曹化淳躬身回奏：“奴婢知道。这一千多士民在三天前已经陆续来京，第一次向通政司衙门递本，因有的奏本不合格式，有的有违碍字句，通政司没有收下。他们重新联名写了一本，今日才送到御前。”
“都是真的良民么？”
“东厂和锦衣卫侦事番子随时侦察，尚未见这些百姓们有何轨外言行。他们白天有人在街上乞食，夜间就在前门外露宿街头。五城御史与五城兵马司随时派人盘查，亦未闻有不法之事。”
崇祯向站在身边伺候的秉笔太监王承恩问：“朕不是在几个月前就降旨恩免山东和畿辅的钱粮了么？”
秉笔太监回奏：“皇爷确实兔过两省受灾州、县钱粮，不过他们的本上说‘黄纸虽免，白纸①犹催’。看起来小民未蒙实惠。”
①黄纸、白纸——黄纸指皇帝诏书，白纸指地方官吏的文书、告示等。
崇祯不再问下去，挥手使曹化淳和王承恩退出。他知道百姓们所奏的情形都是真的，然而他想：目前军饷无着，如何能豁免征派？国库如洗，如何有钱赈济？他提起朱笔，迟疑一阵，在这个本上批道：
览百姓每①所奏，朕心甚悯。着户、兵衙门知道，究应如何豁免，如何赈济，妥议奏闻。百姓每毋庸在京逗留，以免滋事，致于法纪。钦此！
①每——同“们”。元、明人常把“们”字写成“每”字。“们”是当时人民群众新造的字，尚不十分流行。
他下的这一道御批只是想把老百姓敷衍出京，以免“滋事”。他深感样样事都不顺心，无数的困难包围着他，不觉叹口长气。为图得心中片刻安静；他竭力不再想各省灾荒惨重的问题，略微迟疑一下，另外拿起一封洪承畴从山海关上的奏本。每次洪承畴的奏疏来到，不是要饷，就是要兵，使他既不愿看，又不能不看。现在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看完引黄，知道是专为请求解除吃烟的禁令，并没有提兵。饷的事，才放心地打开奏疏去看。原来在半年以前，他认为“烟”和“燕”读音相同，“吃烟”二字听起来就是“吃燕”，对他在北京坐江山很不吉利，便一时心血来潮，下令禁止吃烟，凡再吃烟和种植烟草的杀头。但烟草从吕宋传进中国闽。广沿海一带已经有八十年以上历史，由戚继光的部队将这种嗜好带到长城内外，也有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他的上谕不但行不通，反而引起驻扎在辽东的将士不满。现在洪承畴上疏说“辽东戍卒，嗜此若命”，请求他解除禁烟之令，仍许北直和山东民间种植，并许商人自浙、闽贩运。崇祯将这封奏疏放下，心中叹道：
“吃烟，吃烟！难道真有人来吃燕京？唉，禁又禁不住，不禁又很不吉利！”
两天以后的一个早晨，五凤楼上传出来第一通鼓声。文武百官陆续进入端门，都到朝房等候。有些人在窃窃私语，议论着新增的练饷所引起的全国舆论哗然，百姓更加同朝廷离心的情况；有的在闲谈着湖广和四川等地的战争消息；还有人在谈论着近来的满洲动静。但人们今天最关心的是练饷。尽管许多人嘴里不谈，心上却挂着这件大事。他们避而不谈，只是怕惹祸罢了。
今天是常朝，比每天“御门决事”的仪制隆重。早在五更之前，六只大象就已经由锦衣官押着身穿彩衣的象奴从宣武门内西城根的象房牵到，在午门前的御道两侧悠闲地走动着。午门上二通鼓响过之后，六只大象自动地走到午门的前边，站好自己位置，每一对左右相同，同锦衣旗校一起肃立不动。三通鼓响过以后，午门的左右偏门掖门一齐打开了。（中门是御道，平时不开。）一队锦衣将军、校尉和旗手走进午门，在内金水桥南边，夹着御道，分两行整齐排列，肃立不动。校尉手执仪仗，旗手专执旗帜。同时担任仪仗的一群太监从宫中出来，在丹墀下边排班站定。班尾是两对仗马，金鞍、金镫、黄丝辔头、赤金嚼环。尽管崇祯在上朝前总是乘辇，从不骑马，但是四匹漂亮而驯顺的御马总是在三六九上朝前按时牵到伺候，成为仪仗的组成部分。另外四个太监拿紫檀木雕花马凳，以备皇帝上马时踏脚，站在仗马旁边。夹着丹陛左右，肃立着两行扈驾侍朝的锦衣将军，穿铁甲，佩弓、矢、刀、剑，戴红缨铁盔帽。又过片刻，午门上钟声响了。文武百官匆匆地从朝房中走出，从左右掖门人内。当最后一个官员进去以后，一对一对大象都把鼻子互相搭起来，不许再有人随便进去。
文武百官到了皇极门外，按照文东武西，再按照衙门和品级区别，排成两班，恭立在丹墀之上。四个御史官分班面向北立，负责纠仪。
当文武百官在五更人朝时候，一千多畿辅和山东土民由二十几位老人率领，来到长安右门外边。曾经率领乡里子弟打过清兵的姚东照老先生也参加了。他们绝大部分是濒于破产的中小地主，但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大大超出了他们所属的阶级，也反映了农民、中小商人和手工业主的利益。昨天上午他们见到了皇上的御批，使他们大为失望。他们这一群老人当即又写了一封痛陈苦情的奏本，送往通政司。通政司因皇上已有旨叫他们“毋庸逗留”京城，且见奏本中有些话说得过于激切，不肯收下。他们不管如何恳求，都无用处。他们无奈，便趁着今天是常朝的日子，头顶奏本，“伏阙上书”。古代的所谓阙就是宫门。拿明朝说，就是午门。但如今老百姓向皇帝“伏阙上书”，不惟望不见午门，连承天门也无法走近，只能跪伏在长安右门以外。明代的文武官员多住西城，从长安右门人朝。百姓们原希望有哪位内阁辅臣、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或哪位尚书、侍郎大人怜念小民，收下他们的奏本带进宫去，呈给皇上，谁知守门的锦衣官兵压根儿不许他们走近长安右门，用水火棍和刀、剑将他们赶散。一见大官来到，把他们赶得更远。长安右门外有一座登闻鼓院，小厅三间向东，旁有一小楼悬鼓，有科。道官员在此轮流值日。按照明朝法律规定：百姓有冤，该管的衙门不替申理，通政司又不为转达，百姓一击登闻鼓，值日官员就得如实上报皇帝。但是今天，登闻鼓院附近站立的锦衣旗校特别多，一个个如狼似虎，打得百姓们不能走近。百姓们见长安右门不行，就从棋盘街转过大明门，来到长安左门。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情形一样。有些老人已经完全绝望，但有些老人仍不死心。他们率领大家避开中间的路，跪得离东长安门稍远一点，见从东城上朝的官员过尽，只好恳求守门的锦衣官员收下他们的奏本送进宫中。锦衣官员惟有斥骂，并不肯收。他们想，就这样跪下去，迟早会有人怜悯他们，将他们“伏阙上书”的事上奏皇帝。他们跪得很乱。有人过于饥饿，跪不稳，倒了下去。有人身体虚弱得很，发出呻吟。
在紫禁城内，文武百官排班站定以后，有一个太监走出皇极门，手中拿一把黄丝静鞭，鞭身一丈三尺，梢长三尺，阔有三寸，用蜡渍过，安着一尺长的朱漆木柄，上刻龙头，涂以金漆。他走至丹墀一角站定，挥起静鞭在空中盘旋几下，用力一抽。鞭声清脆，响彻云霄。连着挥响三次，太监收起静鞭，走下丹墀站定。于是，午门内寂静无声，仪仗森森，气象肃穆。
过了片刻，内官传呼“驾到！”崇祯头戴翼善冠，身穿圆领绣龙黄罗袍，面带忧容，在一大群服饰华美的太监们的簇拥中乘辇出来。由翰林、中书、科、道各四人组成的导驾官员，从皇极门导驾而出，步步后退，将龙辇导向御座。文武百官躬身低头，不敢仰视。崇祯下了辇，升人御座，这御座在当时俗称金台。在他的面前是一张有黄缎绣龙围嶂的御案。离御案三尺远有一道朱漆小栏杆，以防某一个官员正跪在地上奏事时突然扑近御座行刺。当崇须坐下以后，有三个太监，一人擎着黄缎伞盖，两人擎着两把黄罗扇，从东西两边陛下上来，站在崇祯背后。他们将黄伞盖擎在御座上边，那两把黄罗扇交叉着擎在他的身后，警惕地保卫着他的安全。如果看见哪一个臣工在御案前奏事时妄想行刺，两个执黄罗扇的太监只须手一动，一道铁线圈会自动落下，从扇柄上露出利刃。原来还有九个锦衣力士手执五把伞盖和四把团扇，立在御座背后和左右。后来因为皇帝对锦衣力士也不放心，叫他们都立在丹陛下边。在“金台”背后和左右侍立的，如今只有最亲信的各种执事太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