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灵征志》所列的“雾”，主要是大规模和严重的沙尘暴天气，如“雨土如雾”，“黄雾，雨土覆地”，“土雾四塞”，“黄雾蔽塞”等。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十二月，从丙戌日（489年1月28日）开始，连续六天“土雾竟天”，“勃勃如火烟，辛惨人鼻”[《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第3169—3170页。原文作十一月，从校勘记应作十二月，见第3184页。]。该志记北魏这类大雾凡九次，其中七次在宣武帝时期，并总结说：“时高肇以外戚见宠，兄弟受封，同汉之五侯也。”[“汉之五侯”指汉成帝同一天封五个舅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侯，时在河平二年六月乙亥（前27年7月17日）。]《魏书》把宣武帝时期沙尘暴天气频发归咎于高肇兄弟受宠，反映了北魏后期的一个主流，那就是对高肇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立场。《魏书》继承了这一立场。
高肇兄弟于景明二年（501）上半年被招入洛阳，骤然宠贵，大概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但高肇本人至迟已于景明三年秋被授予尚书右仆射的重要官职。《魏书·北海王详传》：“世宗讲武于邺，详与右仆射高肇、领军于劲留守京师。”宣武帝到邺城阅兵讲武，在景明三年（502）九月。那时高肇以尚书右仆射留守洛阳，高显以侍中陪同皇帝出行，兄弟二人兼顾内外，看起来是宣武帝特意的安排。高肇进一步高升，做到尚书令。《魏书》和《北史》都没有记高肇始任尚书令的时间，我推测在正始四年九月。高肇为尚书右仆射时，尚书令是广阳王元嘉。《魏书·世宗纪》载正始四年九月己未（507年9月24日）诏书，以“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元嘉腾出的尚书令位置，自然立即为高肇所占据，任命时间很可能在同一天或稍后。
高肇担任尚书令差不多四年半。《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正月丙辰（512年2月27日）“以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公”。延昌三年（514）冬以高肇为主帅统军征蜀，加大将军之号，仍居司徒之位，次年春回到洛阳被杀，司徒就是他的最终官职。《北史·外戚传》说高肇升司徒时，“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众咸嗤笑之”。这时司徒最称荣耀，可高肇还是更看重把持行政实权的尚书令一职，这反映了他看重实际、专注于当下的风格，浸润于官场文化的那些人当然无法理解。
史书斥高肇恃宠专擅，核以记事，每虚多实少。《魏书·裴粲传》：“时仆射高肇以外戚之贵，势倾一时，朝士见者咸望尘拜谒。”朝士如此巴结（或畏惧）高肇，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望尘拜谒”，就会有麻烦呢？传文表彰裴粲，因为他就没有那么做，他见高肇时，只是按照常规礼节“长揖而已”。家人怪责，裴粲回答：“何可自同凡俗也。”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倒霉，高肇不曾给他穿小鞋。高肇当尚书令时，御史中尉是游肇，二人同名。高肇让游肇改名，游肇说自己的名字是孝文帝所赐，因此坚决不肯改名。《魏书·游肇传》：“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虽然惹得高肇不高兴，却博得宣武帝赞赏，高肇也拿他没办法。高肇为司徒时，有个儒生刁冲因高肇“擅恣威权”而上表攻击他。《北史·刁冲传》记刁冲“抗表极言其事，辞旨恳直，文义忠愤，太傅清河王怿览而叹息”。很显然，刁冲也没有遭到高肇的打击报复。事实上，高肇的话宣武帝也不是都听。《魏书·良吏传》记宋世景特别能干，“台中疑事，右仆射高肇常以委之”，后高肇和尚书令元嘉一起推荐他做尚书右丞，因王显从中作梗，“故事寝不报”，宣武帝竟然没有批准。
见于史书的高肇主要罪状似乎都与几个亲王之死有关。北海王元详之废，《魏书·北海王详传》说是高肇诬告：“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茹）皓等谋为逆乱。”元详与茹皓勾结亲昵，已见前述，茹皓之败，牵连及于元详，而元详确有诸般劣迹。《魏书·彭城王传》把元勰遇难全都推给高肇：“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贼害贤俊。又肇之兄女，入为夫人，顺皇后崩，世宗欲以为后，勰固执以为不可。肇于是屡谮勰于世宗，世宗不纳。”京兆王元愉反于冀州，元勰的舅舅潘僧固“见逼从之”，也就是说，潘僧固加入了元愉的叛乱。可是，潘僧固跟随元愉到冀州做官，恰恰是元勰推荐的。于是，传文称高肇诬告元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元勰死后，其妻李妃号哭高叫：“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还当恶死。”在宫里率领武士逼元勰喝下毒酒的元珍，据《北史·魏诸宗室传》，“曲事高肇，遂为帝宠昵”。宣武帝让自己宠昵的元珍动手处死元勰，恐怕不能说是高肇的主意。元愉在冀州称帝造反，据《北史·孝文六王传》，“称得清河王（元怿）密疏，云高肇谋为杀害主上”，兵败被俘，至野王“绝气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杀之”。同传又说：“司空高肇以帝舅宠任，既擅威权，谋去良宗，屡谮（元）怿及（元）愉等，愉不胜其忿怒，遂举逆冀州。”这就把元愉造反的责任也推到高肇头上。元怿向宣武帝指控高肇，比之于王莽，提出“宜杜渐防萌，无相僭越”，“宣武笑而不应”。
史书有关高肇“贼害贤俊”“谋去良宗”的这几个事例，都与宣武朝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有关，那就是宣武帝对几个叔父十分警惕。在一度威胁皇权的元禧、元详死后，宣武帝又担心皇叔元勰在背后支持几个皇弟，后来还的确出现了皇弟称帝造反的大案。在这几个亲王的不幸故事中，高肇当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与其说他是罪魁祸首，不如说他只是宣武帝用得称手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个道理，当时朝中诸贵，包括几个遭遇不幸的亲王，一定也都明白，只是不可点破。李妃见到元勰尸体，伤恸已极，愤怒已极，却也只敢咒骂高肇，其实她当然知道谁是真正拿主意的。
可以说，高肇代宣武帝担负起全部骂名，本是皇帝制度的内在要求。《魏书·任城王传》：“于时高肇当朝，猜忌贤戚。澄为肇间构，常恐不全，乃终日昏饮，以示荒败。所作诡越，时谓为狂。”元澄为孝文帝所亲用，名列六辅，元禧、元详亦颇为忌惮，宣武帝对他不可能不提防。元澄“常恐不全”，决不会仅仅因为高肇的“间构”。眼见元禧、元详、元愉、元勰如此下场，元澄采用自秽策略，“终日昏饮，以示荒败”。
当然，宣武帝最亲宠的高肇也是元澄不敢得罪的。《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传》记元澄子元顺事（元顺很可能是李令徽所生，李令徽的弟弟李子岳娶高琨之女，即高猛的姐妹，所以元顺和高肇是沾亲带故的）：
时尚书令高肇，帝舅权重，天下人士，望尘拜伏。（元）顺曾怀刺诣肇门，门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贵客”，不肯为通。顺叱之曰：“任城王儿，可是贱也！”及见，直往登床，捧手抗礼，王公先达，莫不怪慑，而顺辞吐傲然，若无所睹。肇谓众宾曰：“此儿豪气尚尔，况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闻之，大怒，杖之数十。
元澄杖责元顺，可能是听说了高肇的那句评论。不过，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高肇还是有一定心胸的。元澄怕的不是高肇，而是高肇背后的宣武帝。不过宣武帝对高肇也不是盲目信用的。《魏书·乐志》记公孙崇为考定音律事于正始四年上表，以为金石音律所关至大，请求皇上派重臣主持，因为“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谁是这样的人呢？公孙崇表曰：“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徽赞大猷，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这样神乎其神的美誉，高肇那时一定享受了很多，如今保留在史料里的已相当罕见。不过宣武帝不是糊涂蛋。《魏书·乐志》说“世宗知肇非才”，一方面同意公孙崇的表请，另一方面下诏“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找来一个真正的专家与高肇一起主持其事。
叙述与事实脱节是生活的常态，不过对于高肇，以及千千万万有幸被历史提到的人来说（虽然进入历史就意味着变形），更大的不公平和不真实发生在身后，在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中。试举一例。《魏书·天象志》有如下一条：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壬辰，有大流星起轩辕左角，东南流，色黄赤，破为三段，状如连珠，相随至翼。左角，后宗也。占曰：“流星起轩辕，女主后宫多谗死者。”翼为天庭之羽仪，王室之蕃卫，彭城国焉。又占曰：“流星于翼，贵人有忧系。”是时，彭城王忠贤，且以懿亲辅政，借使世宗谅阴，恭己而修成王之业，则高祖之道庶几兴焉。而阿倚母族，纳高肇之谮，明年，彭城王竟废。
这一段叙述与分析的时间终点在景明元年（500）的“明年”，事件标志是“彭城王竟废”。如前所述，彭城王元勰“悲喜交深”地“释位归第”，在景明二年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那时高肇兄弟还在平城，未曾参与宣武帝从辅政诸王手中夺回权力的宫廷政变，与洛阳的权斗毫无干系，说宣武帝这时“阿倚母族，纳高肇之谮”，是一点也不符合真实历史的。事实上，正是在高肇担任尚书右仆射以后的景明四年（503）七月，被废的元勰才重新起用，高拜太师。上引这段对于星占的历史分析更违背史实的，是说“是时，彭城王忠贤，且以懿亲辅政”，似乎不知道元勰本来就不在六辅之列，说什么“借使世宗谅阴，恭己而修成王之业，则高祖之道庶几兴焉”，更是离题万里了。
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与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入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对高等级政治职务的垄断，反映了国家对高等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与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设置，其基本舆论不仅是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也会反映在历史编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清人钱大昕说：“六朝人重门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七南史三“恩倖传条”，方诗铭、周殿杰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05页。]目之为恩倖，就是对其权位予以伦理性的否定。
高肇家族既非拓跋崛起所赖的代人，又与华北名族的社会网络无关，骤得权势，超然于宗室及旧族之上，当然会被权贵社会视为异类，和那些被列入《恩倖传》的人物差不太多。《北史·外戚传》：“（高）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表面上是针对高肇的出身，其实是因为他过于突然地闯入了权势阶层。权势是限量供应的绝对奢侈品，在高等级社会内也存在着血与火的竞争，现在一个外人未经竞争而轻松攫取，可想而知，他必定成为整个高等级社会的眼中钉。
然而，皇帝制度又在法理上决定了一切政治权力都不过是皇权的延伸，也就是说，皇帝既是一切官爵合法性的来源，也是一切官爵的终极分配者。皇帝制度内在属性之一，就是皇帝可以突破已有制度。由此决定了官职竞争中总有弯道超车者，也总有火箭式干部。当宣武帝这样一个内心安全感甚弱，对外界难以信任的皇帝在位，他总是更容易信任那些与他有个人性联系的人。那么很自然的，他会信用当他还处在弱势地位时与他亲近的人，也就是东宫时期和亲政之前的侍卫、御医、宦官等等，再就是与他母亲有关联者，包括宫女和外戚。高肇兄弟“数日之间，富贵赫奕”，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高肇以帝舅之尊，深得宣武帝信任，封以高爵，授以重官，只要这种信任不变，朝野内外是无人能奈他何的。但加官晋爵是一回事，操弄权柄是另一回事。有名有位，只是理论上有权有势，要实际上享受权势而不是被权势吞噬，还需要一定的个人条件或个人努力。《北史·外戚传》称高肇“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显然他具备一定的政务能力，而且他还喜欢做事。这样一个与既得利益集团全无联系的人，有政务才能又热衷政务的人，母舅之亲，把他放到尚书省长官的位置上，年轻的宣武帝就有了控制朝政的安全感。高肇虽一开始只是担任尚书右仆射，但尚书令元嘉“好饮酒，或沉醉”，不爱管事（或不敢管事），高肇实际上控制了朝廷政务。有了宣武帝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高肇在官僚体系里不需要担心遭遇抗衡或威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肇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肇并不是宣武帝最亲近的人。有人比他更靠近皇上，更懂得怎样与皇帝相处，也更得皇上信任，他们就是《恩倖传》重点写的赵修和茹皓等侍卫出身的亲信。跟他们比起来，高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够让宣武帝对他的信任保持长达十三四年，可以说始终不渝。而赵修、茹皓这样的亲信，固然一时亲宠无两，但他们都没有能力长期维持宣武帝对他们亲宠的热度。而且，当六辅消散，权势为宣武帝亲信人群所独享时，这个人群内部势必存在着权势分配的竞争。高肇能够成功上升，就因为他在所有竞争中都胜出了。当竞争对手一个一个被扳倒，高肇就成为宣武朝一个耀眼的政治现象。
据《魏书·恩倖传》载宣武帝黜落赵修的诏书，赵修最后的官职是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领扈左右，三者之中最有实际意义的是领扈左右。领扈左右，即领左右，是皇帝禁卫系统中最内层、靠近皇帝的卫士长（北魏末年的权臣如尔朱荣都要亲自兼任这个低级别武官）。赵修在东宫只是“白衣左右”，宣武帝即位后“仍充禁侍，爱遇日隆”，至迟在宣武帝亲政后就开始担任领左右了。宣武帝这封诏书写得十分讲究，显然是高聪、邢峦这一级别文士的作品。诏书为宣武帝开脱，说赵修“昔在东朝，选充台皂”，指赵修以白衣左右的身份服务于太子宫，在这个过程中与宣武帝建立起个人感情，所谓“幼所经见，长难遗之”。诏书以此解释为什么即位后不只要用他（“故纂业之初，仍引西禁”，东指太子宫，西指皇宫），而且还要重用他（“识早念生，遂升名级”），尽管他是不值得重用的（“地微器陋，非所宜采”）。
赵修的高光时刻并不长，延续了不到两年。他在宣武朝所做的事情中，长期政治影响最大的，是说服宣武帝立于劲的女儿为皇后。据《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己亥（501年10月5日），即处死元禧三个多月后，“立皇后于氏”。《北史·后妃传》记宣武顺皇后于氏：“以嫔御未备，因左右讽喻，称后有容德，帝乃迎入为贵人，时年十四，甚见宠爱，立为皇后。”这个能对宣武帝施加影响的“左右”，就是赵修。于劲是领军将军于烈之弟，于劲应该与其家多人一样，都在禁军任职。他们在宣武帝夺权和挫败元禧谋反的斗争中立下大功，因而也与宣武帝身边的亲信侍卫建立了私人联系。
《魏书·恩倖传》：“初，于后之入，（赵）修之力也。”一年多后赵修被捕时，他正在于劲家玩游戏（樗蒲），尽管可能是于劲受命为稳住他而特意招他来玩（如此怀疑是因为赵修被捕后带到领军府受审），于劲和赵修关系亲密是无疑的。《魏书·恩倖传》：“（赵）修死后，领军于劲犹追感旧意，经恤其家，自余朝士昔相宗承者，悉弃绝之，示己之疏远焉。”史书不记于劲为领军的时间，我猜可能在景明三年八月。《魏书·于烈传》：“顺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八月，暴疾卒，时年六十五。”于烈死后，于劲继为领军。
景明三年八月也是赵修偏享皇上亲宠的最后时刻。这之前，每次赵修升官，他都在家里大摆筵席，宴请宣武帝及王公百官。《魏书·恩倖传》：“每受除设宴，世宗亲幸其宅，诸王公卿士百僚悉从，世宗亲见其母。”赵修酒量奇大，宴席上凭自己酒力强劝客人暴饮（“逼劝觞爵”，劝人一碗，自己也得喝一碗），即使贵如北海王元详、广阳王元嘉，都被他折腾得吃不消（“必致困乱”）。宗庙祭典时，皇帝总是让赵修和自己同乘一车。而且，赵修还获得了在皇家北苑华林园骑马的特权，从那里一直骑到禁内。
《魏书·咸阳王禧传》也把元禧谋反归因于“赵修专宠，王公罕得进见”。《魏书·恩倖传》：“（赵）修起自贱伍，暴致富贵，奢傲无礼，物情所疾。”所谓贱伍，就是最低等级的士兵（白衣左右）。何况赵修没有受过教育，“不闲书疏”，“不参文墨”，自然为内外朝臣所敌视。不过只要赵修跟皇帝在一起，别人再敌视也没有办法。到景明三年秋，赵修回乡葬父，他意识不到，这次与皇帝的短暂分离，是他告别荣华的开始。
不仅意识不到危险，而且他可能还误以为这是展示权势的大好时机。赵修家在赵郡房子县（今河北赞皇），他先把大宗物资如在洛阳制作的碑铭、石兽和石柱等，先送到房子去。赵修为亡父所制碑铭，是请高聪写的。《魏书·高聪传》：“赵修嬖幸，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赵修从洛阳出发时，一行丧车近百辆。路上所有花销，都从官出。《魏书·恩倖传》：
（赵）修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两，道路供给，亦皆出官。
恰好这时宣武帝要到邺城阅兵讲武。据《魏书·世宗纪》，景明三年九月丁巳（502年10月18日）“车驾行幸邺”，这是从洛阳出发的时间，二十天后，宣武帝在邺城以南“阅武”。赵修参与了这个过程。阅武结束，赵修要告别皇上，北上回乡了。可是宣武帝另有展示神射的计划，他要赵修陪他直到御射结束，赵修的行程因而拖延了一个月。这次御射在史书上又写作“马射”，御射的地点是“射宫”。十月庚子（502年11月30日），赵修和宣武帝乘同一辆车进入射宫，可是从东门进入时，车上的旒竿撞断了，后来这被视为赵修的不祥之兆。御射结束，赵修赶回赵郡。因担心赶不上早已确定的葬期，宣武帝允许他“驿赴窆期”，就是利用国家的高速驿传系统。同时，“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即宣武帝所派遣，以及自愿要求跟随赵修回乡的御前侍卫，还有几十个人。据说回乡路上赵修做了很多坏事，全无葬父之悲戚，还聚众奸掠妇女。不过我猜，这些罪行都是扳倒赵修时临时拼凑的，未必属实。
前面提到的宣武帝黜落赵修的诏书，在列举赵修罪失后说：“法家耳目，并求宪网。”意思是，向他检举揭发赵修罪行的两个人，分别上书请求处理赵修。法家指御史中尉甄琛，职在司法监察，耳目指王显，虽然那时官廷尉少卿，但“仍在侍御”，为宫内第一御医，在宣武帝眼里还是耳目和左右。据《魏书·甄琛传》，甄琛是朝官中巴结赵修最卖力的三个人之一（另两个是李凭和高聪）：“于时赵修盛宠，琛倾身事之。琛父凝为中散大夫，弟僧林为本州别驾，皆托修申达。”甄琛巴结赵修的实际好处，是为老父谋得一个中散大夫，为弟弟谋得本州别驾，其实都无职无权，图的不过是个虚名。甄琛表劾赵修，在宣武帝决意拿下赵修之后，是被动仓促的自救行为。真正撬动赵修的是王显。
王显跟赵修一样为宣武帝东宫旧人，同样在对六辅的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也是和皇帝日常厮混在一起，极为亲密。王显跟赵修本来关系不错，但不知怎么发生了争执，王显竟暗暗起了敌忾之心。《魏书·恩倖传》：“初，王显祗附于修，后因忿阋，密伺其过，规陷戮之。”只是赵修自己全无觉察（“都不悛防”），还忙着回老家当孝子。就在赵修离开的这段时间，王显本人，以及他指挥下的左右侍从，开始在皇帝耳边灌输赵修的种种劣迹，所谓“因其在外，左右或讽纠其罪”。效果明显，即使宣武帝还没有决心抛弃他，也不如以前那么喜欢他了，即所谓“自其葬父还也，旧宠小薄”。
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在景明四年春夏间，王显启动了最后一击，密表赵修罪行，包括回乡途中“淫乱不轨”，私匿民间所献玉印（玉印非人臣所宜有），违规扩建私宅，等等。《魏书·恩倖传》说“高肇、甄琛等构成其罪”，实际过程应该是，宣武帝认真对待王显的控告后，把尚书省长官高肇和御史台长官甄琛叫来，也许还有别人，问他们的看法，他们都支持王显。这样宣武帝只好下决心，也才有甄琛的正式表奏，及随后宣武帝的诏书。
高肇乐于除掉赵修容易理解，甄琛本来和赵修关系甚好，他为什么也积极参与“构成其罪”呢？《魏书·甄琛传》的解释是，他是为了自保。宣武帝亲政后提拔甄琛为御史中尉，在肃清诸王影响、整顿朝官秩序方面立下大功，但也因此结怨甚广。如今赵修倒台，一方面为了自保不得不痛下杀手，另一方面还有点恻隐疼惜。虽然宣武帝判决赵修“可鞭之一百，徙敦煌为兵”，但宣武帝还是存了一点旧情，他让尚书右丞元绍复核此案。据《北史·魏诸宗室传》，元绍是常山王拓跋遵的曾孙，“断决不避强御”，奉宣武帝诏命后，没有按照程序回报皇上，而是就地宣布立即执行前诏的判决。这也显示了朝臣中存在一种共识，不只是打他一顿远徙敦煌而已，那样他还有机会回来（年轻的皇上对他仍有不舍），所以必须尽快结束他的性命。
甄琛和王显一起“监决其罚”。据《魏书·恩倖传》，行刑官“先具问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先已定了当场打死的目标，于是找力气大的行刑者往死里打，怕行刑者力竭，让五人轮换着打。甄琛作为监刑者，眼见过去的好友如此遭罪，难免心下不忍。《魏书·甄琛传》：“及监决修鞭，犹相隐恻。”甄琛这一矛盾心情，传文有形象的描述。看着一鞭一鞭打得赵修皮开肉绽，甄琛故作轻松，向其他官员开玩笑道：“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这个态度也引起旁人反感，“有识以此非之”。御前侍卫出身的赵修胖大强壮，特别耐打。《魏书·恩倖传》：“（赵）修素肥壮，腰背博硕，堪忍楚毒，了不转动。”不可思议的是，一百鞭打完，赵修离死还远。于是行刑官、监刑官都不顾诏书所判的明确数字，硬是又加了二百鞭，所谓“旨决百鞭，其实三百”。三百鞭打完，赵修竟然还没有死。于是叫来驿传快马送他去敦煌，直奔洛阳城西门。赵修这时已上不了马，在马上也坐不住了，于是被捆绑在马鞍上，打马飞驰。赵修的母亲和妻子跟在后面，却说不上话。奄奄一息的赵修这样奔行八十里，终于一命呜呼。
随后展开的是对赵修余党的清查。甄琛在整赵修时表现再积极，也无法逃脱被清查。后来弹劾他的表奏，特别指出他与赵修勾结已久：“生则附其形势，死则就地排之，窃天之功以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为鄙诈，于兹甚矣。”表奏作者很可能是与甄琛结下私怨的邢峦，他受宣武帝之命主持对甄琛的审查，又与元详一起上奏审查结果。一番清理审查，“（赵修）所亲在内者悉令出禁”，“左右相连死黜者三十余人”，甄琛、李凭“免归本郡”，另一个与赵修亲好的朝官高聪，因与高肇认了远亲（疏宗），也就是说，正牌出自勃海高氏的高聪愿意接纳高丽高肇为宗亲，高肇出面帮他脱困，所以高聪算是幸免了。
赵修之败，高肇也许发挥了顺水推舟的作用，但肯定不是主谋。那时他入洛不足两年，刚刚过了刘姥姥初入大观园的适应期，应该还不至于冒险出击。但长远地看，赵修之死对于高肇来说有一个重大利好，那就是改变了后宫的力量平衡。于皇后的地位，固然与她的伯父于烈多次立功有关，也与赵修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现在于烈、赵修双双死去，虽然她父亲于劲继为领军，毕竟没有于烈那样的功劳地位，这一变化为宣武帝后宫后来的一系列的新发展准备了条件。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变化，发生在赵修死后，就是《北史·后妃传》所记宣武皇后高氏以贵嫔身份进入皇宫。据“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40——141页。]，这位宣武皇后高氏就是高英，是高肇亡兄高偃的女儿。墓志说她“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正始五年拜为皇后”。这些变化的进一步发展，是本书下一节的主题，这里且按下不表。
听说赵修被司法主官们刻意整死，宣武帝是不高兴的。他把主持案件核查的元绍叫来，发了一通火，元绍一番狡辩，最后不了了之。宣武帝不多追究，很可能是因为，这时原来赵修的那个座位，已经有人坐着了。这个人就是茹皓。茹皓在宣武帝即位之初就已进入亲信核心圈，但被赵修看出他的潜力，把他排挤出去。景明三年初冬，赵修在邺城告别宣武帝回乡葬父时，本在兖州阳平郡担任太守的茹皓跑来邺城朝见皇帝，就此留下，替代了赵修的角色。茹皓从景明三年底重归权力中心到正始元年（504）五月被赐死，享受权宠最多也就一年半，比赵修时间还短。《魏书》和《北史》记茹皓事，零碎混乱，大致上把茹皓之败归为高肇嫉妒，且主要是为了搞倒北海王元详。其实搞倒元详的一大动力可能来自于氏家族。《魏书·于忠传》记元详痛恨于氏，曾以死威胁于忠。后来元颢入洛，杀于劲之子于晖，应该是为其父元详报仇，见《魏书·外戚传》。
前面提到，当时和后世都存在把宣武帝的问题推给高肇的倾向，茹皓事也一样。高肇把从妹嫁给茹皓，显然是为了在内廷结一个盟友。但茹皓与元详走得太近，引起宣武帝警惕。对高肇来说，勾结茹皓的元详与他另一个从妹的不伦之恋，也会激发他极大的敌意，使他乐于协助宣武帝除掉元详和茹皓集团。这次权斗比赵修那一次更危险，牵涉更广，不过归根结底也只是狐狼之争而已，这里就不啰唆讲述了。
赵修也罢，茹皓也罢，似乎都没有把高肇视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各自在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不一定是竞争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高肇的个人素质和风格还是很不一样，他没有如赵修、茹皓那样在极短时间内八面树敌，在长达十三四年的时间里从没有引发宣武帝的疑忌和疏远。
现在我们随着高肇的目光，越过权斗，把注意力转向宣武帝的后宫。因为，正是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把我们的主人公慈庆/王钟儿再次卷入历史旋涡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