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二十三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已不可能吞并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美国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①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八万八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在战争初期积极支持美国的英、法等国，也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政策受到损害。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他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②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③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金日成在北京停留期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④在六月九日给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十三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会谈。在了解到这次会谈的情况后，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⑤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⑥
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⑦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⑧
当时，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一行五人正在北京，毛泽东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邓华，要他负责传达。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在这两条战线上，毛泽东各有一位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在军事上，彭德怀；在政治上（指导谈判），周恩来。
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⑨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定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⑩
①美新处华盛顿1951年6月12日电讯。
②《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534页。
③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98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25、226页。
④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5日。
⑤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6月13日。
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⑦转引自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1日。
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18页。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时。
⑩[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2页。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七月二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①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七月七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是个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在安全上，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七月二日凌晨四时，他致电彭德怀等前方同志，嘱咐他们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②但他还放心不下，过了两天，四日凌晨四时，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一个五十来字的电报，写道：“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③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④
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⑤
毛泽东真是一个精细的人。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⑥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句丽王朝的古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谈判代表在桌子两侧面对而坐。由于刚刚从厮杀的战场走到谈判桌前，彼此显得有些紧张。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只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⑦
接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点原则建议：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
（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⑧
乔埃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他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⑨
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随带二十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带二十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朝中联络员拒绝。“联合国军”代表团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并以允许记者采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⑩也许对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小题大作的办法不妥，随即于七月十三日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并称如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⑾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七月十四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⑿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4时。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4时。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④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一份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51年7月7日。
⑤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9日。
⑥毛泽东致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⑦[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5、26页。
⑧195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致李克农电，手稿，1951年7月11日。
⑩“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致南日函，1951年7月12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⑾李奇微致金日成、彭德怀的通知，1951年7月13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⑿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4日。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①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②
七月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恢复举行。美方继续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③
接连几天，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军”的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④
李克农在七月十九日谈判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对“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问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⑤
双方的辩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最终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国际舆论清楚地看到，在停战谈判中，究竟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七月二十日，对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兵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作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⑥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⑦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⑧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⑨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谈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来具体指导，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国内的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当他认为这项工作已有了头绪、走上轨道时，便放手让有关的领导同志去继续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集中思考和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转变时，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给彭德怀，自己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开始朝鲜谈判后，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果然，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七月二十日起，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中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线”。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⑩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想从战场上去捞取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反而损失了十五万七千余人，只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八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①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页。
③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7日。
④[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1页。
⑤李克农致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电，1951年7月19日。
⑥[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下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61页。
⑦《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4、205页。
⑧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⑨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同志们的电报，手稿，1951年10月14日。
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①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谈判的会址改在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的板门店。
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但仍不放弃在西段把分界线向北推进的要求。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朝中方面在十一月七日提出在实际接触线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不再坚持原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
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集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到一九五一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农业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且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在毛泽东十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②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衷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七月十三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
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③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④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⑤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起，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⑥
这是毛泽东对志愿军自去年七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基本战法就是他对解方和陈赓说的那个“零敲牛皮糖”。这是志愿军“制敌死命”的一个法宝。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了扭转它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十月十四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因而成了这次攻势中的必争之地。志愿军凭借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顽强抗击，粉碎了美军的攻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地，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美军突破这道防线，进入开阔的平康平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上甘岭地区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两个前沿要点。美军“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继而夺取五圣山。
在长达四十三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范围不大的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集中倾泻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和五千余枚炸弹，投入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
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年多战火考验和锻炼，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本领大大地提高。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随后，又转入坑道作战，保存力量，准备反攻。十月三十日起，志愿军部队发起全线反击，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般地经受住又一次严峻考验。
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击落击伤敌机二百七十余架的重大胜利。这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从此再没有发动起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⑦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回国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消息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联合国军”还频繁举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采用的办法，很可能是借助海空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进行两栖登陆，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陆”。⑧
艾森豪威尔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及有关情报，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而迅速。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⑨
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⑩
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①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185页。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电，手稿，1951年11月11日。
③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④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⑤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7月16日。
⑥毛泽东为中央及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电，1952年10月2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4、325页。
⑦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0页。
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6页。
⑨毛泽东对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
⑩毛泽东给邓华的信，手稿，1952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