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①（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1页。）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②（②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lO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f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页。），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还没有获得政权，但他从理论上已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机器工业(也就是大工业)为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灭亡。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还不可能立刻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一个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这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
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8页。）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②（②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页。）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①（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页。）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意味着忽视其他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0）
一九五四年三月起，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四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交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乘专列离开北京，经三天行程，十一月三日到达广州。周恩来是晚几天乘飞机来到的。这次到广州主要是集中力量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在这里整整呆了四个星期，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北京。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七月三十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正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需要全党团结一致地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共产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事件。这是毛泽东所没有料到的。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底调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在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调整和人选问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饶漱石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阴谋活动，集中反对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
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来已久。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问题上，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便认为刘少奇的地位将发生动摇。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为减少层次，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还重新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外交工作(包括外贸、侨务等)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等由邓子恢负责；劳动部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些决定，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体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在利欲熏心的高岗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在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扩大高岗的权力。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岗找到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说毛主席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正式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在高岗看来，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人，他认定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搞的，便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进行挑拨。
高岗首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难。他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他特别着重攻击刘少奇，同时鼓吹他自己。饶漱石也在这个时候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刘少奇，所谓“圈圈”问题就是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饶漱石先是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向被他认为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无理的斗争，随后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搞了直接反对刘少奇的斗争。
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阴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他捏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不满意。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高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种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游说，加紧篡党活动，散布大量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制造“军党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去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十二月中旬，正当高岗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妄图夺取党和最高权力的严重时刻，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作过详细的叙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①（①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页。）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对于高岗自全国财经会议以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已有所察觉，但还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他一旦发现高岗在搞阴谋，便立刻警觉起来。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①（①陈云写的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t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高、饶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以来，毛泽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①（①转引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195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8页。）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鉴于高、饶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一事实的发生；鉴于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毛泽东提出增强党的团结这一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这一年来，毛泽东集中精力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为实现总路线而采取的许多重要政策，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随后，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又作出解决高、饶问题的决策，并且在作出部署后，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四中全会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的，会议的方针和内容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从杭州写信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说：“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此报告“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319页。）同时，毛泽东又单独写给刘少奇一封信，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7日。）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重申四中全会的方针：“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③（③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22日。）
四中全会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高、饶并未幡然悔悟，高岗还以自杀的行动，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在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饶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他在两个问题上感触特别深。一是察人识人之难；二是骄傲情绪的危险。毛泽东长期以来对高岗、饶漱石(特别是高岗)的工作是信任的，满意的，并委以重任，没有想到他们会辜负党的信任，串通一气，阴谋反党。毛泽东在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话时，用一句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②（②《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500页。）毛泽东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是，要戒骄戒躁。防止骄傲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讲，全国胜利前夕又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更使他感到，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是对党的团结的最大危险。他在结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个人主义的骄傲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他告诫全党同志，首先是老同志，要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
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经毛泽东提议，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选举产生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前进了一步。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党内斗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教育。对于受高、饶影响而犯了错误的人，在处理上是慎重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这些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无锡，对陈毅曾说过：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①（①《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96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②（②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294页。）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因此更加团结了，更有战斗力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增进党的团结的大会，而且是全面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大会。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总任务，在大约几十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宏伟奋斗目标。
他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
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393、3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