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一名，他们代表着一千零七十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名代表，几十个党员。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着拥有六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了。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象征着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空前巩固。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党章第一次修改稿，在邓小平主持下，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就拿出来了。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提交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修改党章问题讲了两段话。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②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五月底，邓小平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③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④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⑤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事情。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⑥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说明刘少奇对毛主席很尊重，毛、刘之间在政治上当时完全一致。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后来听乔木说，起草时他最费斟酌的就是十大关系这个问题在政治报告里如何安排，如何体现，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⑦
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有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⑧
七月初，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从这时起，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七月六日到十四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十五日和十九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这时，北京已进入盛夏时节，酷暑难捱。从七月二十三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气候宜人。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二十八天当中，除了三四天没有下海，天天都去，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并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在繁多的准备工作和文件修改工作中，毛泽东始终把重点放在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定稿上。
为了参加定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于八月二十日回到北京。这以后，他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稿虽经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仍不很满意，要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九月十四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段批语：“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⑨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⑩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4、116、11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③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后设立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④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⑤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0页。
⑦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⑨指政治报告稿新增加的关于英、法外交政策的一段论述，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同志增写的。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①
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通信以及他所写的批语，就生动地体现出这种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②
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刘少奇送来的这两部分草稿，写了一段批语：“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还补充了一句：“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③
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④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⑤
毛泽东对这三部分很满意，当天复信：“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⑥信中提到的“前一部分”，指的是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也就是刘少奇在信中提到的“前面统一战线部分”。
八月三十日，刘少奇又送来政治报告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的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一万二千字，按版面计算有一万三千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作？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他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⑦
同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还建议：“在国际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⑧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时，毛泽东看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写信给陈伯达并刘少奇：“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⑨
同日晨六时，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稿提出压缩的要求：“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⑩
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4日。
③毛泽东写给刘少奇的批语，手稿，1956年8月24日。
④高智，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⑤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⑦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⑧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⑨毛泽东给陈伯达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⑩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九月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毛泽东觉得，这一部分还需要再征求陈云的意见。九月四日，嘱咐陆定一，把这部分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在五日晚十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五日，陈云对这部分稿子作了修改以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①
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看了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批示胡乔木：“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②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从九月六日起也参与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九月七日晨六时，毛泽东要人送去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请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交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③
第二天，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上午九时，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示：“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④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不少，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见证。
毛泽东在九月七日上午十时给周恩来的信里，除了要他抓紧修改政治报告，还提出：“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所说的“建议”和“报告”，就是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对这两个重要文件，毛泽东也都认真审阅。
九月九日，毛泽东看了“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十三日，又看了“报告”稿，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语：“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⑤周恩来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了，整个报告达到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的要求。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这次全会，为顺利召开八大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八大议程等六个文件作了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在讲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子九万字，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刘少奇表示：毛主席讲至少要缩减三万字，我看很有必要。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⑥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时，离大会开幕仅有两天，大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他说：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是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三种写法，也可以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明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⑦
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
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
他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又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在讨论中间，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讲了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最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能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⑧
透过毛泽东这篇讲话和讲话的氛围，人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坚强团结的，就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至此结束。
在七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八大预备会议也从八月三十日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八月三十日晚，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对会议议程作了说明之后，接着就八大会议的目的和宗旨、继承党的传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在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毛泽东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谈到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说，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并且证明斗争得不对的人。他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首先肯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任期内的工作成绩，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随后，对选举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的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作了说明。他说：“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⑨
对待犯错误的包括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定下来的。八大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介绍了这个经验，还举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说：李立三“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的两面，现在剩下来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⑩
①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9月5日。
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6年9月6日。
③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7日。
④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⑤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13日。
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⑦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0-113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89、90、92、95、96页。
⑩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