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从一九二七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六月二十四日，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见《史记•魏世家》。原文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①(①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稍事休息，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六月二十五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乡的路。一路上，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三十多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6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①(①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韶山的节日》，见《周立波文集》(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634页。)
六月二十七日，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两山之间，是“大跃进”时兴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②(②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①(①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页。)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他还写了一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毛泽东心情轻松，作了一首律诗《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在几天内接连吟成两首诗，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5、406页。)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很显然，比起上一年来，毛泽东的头脑冷静多了。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黔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
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5—82页。）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②（②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这几天，毛泽东没有怎么召集会议。他批阅了一些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一些问题。
七月三日凌晨一时，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在服用了安眠药以后，入睡之前，半靠在床上批阅文件，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7月3日。）这显然比“以粮为纲”的提法更为全面。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①（①指协作区主任。）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从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庐山会议开了有一个星期了。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9页。）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①（①指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谈到总路线，他说：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
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建，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现在搞一千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的问题，他说：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全局形势作这样的估计：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
“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部分转入被动，特别是公布粮棉等四大指标，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但我们只能说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全军覆没。没有达到一千八百万吨钢，总还有一千三百万。北戴河会议时，人心高涨，形势很好。那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比打仗，打败仗是失多于得，打胜仗是得多于失。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毛泽东还谈到片面性的问题：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
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来说也是好的。”
谈到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有的省的钢产量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全国的钢产量。这样看，还就是成绩是伟大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他承认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认为路线正确与否还要看十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
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我们过去建国的十年中，第
九年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在庐山开会。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炼钢铁的小土群转化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①（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1O日。）
毛泽东作这篇讲话的时候，对一些批评和不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映材料已感到不满，担心这样会全盘否定去年以来的成绩，不过他讲话的语调还是平和的、说理的、有分析的，并且说，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对党内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要帮助他们认识，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关于对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从局部来说，从一个问题来说，缺点、错误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他肯定总路线，同时又说路线正确与否要用十年时间的实践来证明。他承认“大跃进”中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说来，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国民经济平衡受到破坏，只是暂时的，认识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总之，他对整个形势的估计，还是那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他着重强调的却是“成绩是伟大的”这个方面。
毛泽东的讲话，对会议所讨论的和党内外普遍议论的重大问题，表了态。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这是几句很重的话。以后庐山会议发展到十分不幸的地步，也就是党中央内部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导致的结果。毛泽东希望他的这个讲话能够统一大家的认识，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并且觉得会已开得差不多了。
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