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①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③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四月二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泽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④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⑤。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泽东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⑥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0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⑦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⑧

　　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⑨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⑩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⑾。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⒀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⒁。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⒂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⒄这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⒅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⒆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⒇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²¹⁾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毛泽东曾说，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八年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就纲领来说，同几年前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针对性作了如下的说明：“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²²⁾不同的特点是，《论联合政府》中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是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没有去谈具体纲领。这反映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论》有重要发展的是：强调了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而《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也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²³⁾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倡导它的发展呢？《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²⁴⁾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本来还有一段专门论述吸收外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这可能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变化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