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学习期间，的确开阔了眼界。学校有一个藏书楼，他经常去那里借阅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在掌握地理知识的同时，了解到了尧、舜、禹、秦始皇、汉武帝等等传说中的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故事，并且对这些古人非常仰慕。在藏书楼里，他如鱼得水，学识猛进，除了中国历史、地理以外，还学到了不少外国文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国文教员贺岚岗看到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书，很是欣赏，就特地买了一本《了凡纲鉴》送给他。这本书是明朝人袁黄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写的一种通史。
毛泽东在课余时间和同学们谈话时，常常对中国古典小说津津乐道。同学们都很钦佩他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熟悉程度，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可毛泽东坚持认为，《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故事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情。为此，他在争论中用椅子打了一位讽刺他的同学，他也和历史老师争辩这一问题，还极力驳斥那些同意老师观点的同学。他是一个秉性刚直的人，他不会通过变通来保护自己。为了这事，他又找到校长那儿，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生气极了，就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申辩书，还让一些同学在上面签了名。尽管为了这些小事闹得很不愉快，但因他写得一手好古文，还是在全校出了名，受到了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青睐。
毛泽东写的《立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闻名。《宋襄公论》一文是用“康梁体”写成的，有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可谭咏春先生看了以后，拍案叫绝，他说：
“毛咏芝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
他竟然破例给毛泽东打了个105分。
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老师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因此许多富家子弟又乐意和他接近交往了，其中就有萧子升和萧三兄弟俩。
萧三，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一个书香门第，原名萧植蕃，号子暲，谱名克森，排行第三，所以他后来就以萧三为笔名。
萧子升，又名瑜，字旭东，1894年8月22日出生，排行第二，是萧三的二哥。
一天黄昏，毛泽东和萧子暲刚刚做完运动，一听到晚自修的铃声，就和同学们一起顺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向教室，他看到萧子暲手里拿着一本书，就问道：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这书名对于毛泽东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他问萧子暲是否可以借阅一下。萧子暲笑嘻嘻地说：
“我借书给别人，向来是有点讲究的。”
“小弟愿闻其详。”
“我的书，有三种人不能借。”
“不知是哪三种人？”
“无真才实学者不借；庸庸小人者不借；三嘛，嘿嘿，我出上联而不能对出下联者不借。毛君自然不在前两条之列，但你要想读得此书，须对出我的上联方可。”
毛泽东听萧子暲如此说，便微微一笑，说道：
“小弟不敢自命才高博学，但阅书心切，请仁兄出上联如何？”
萧子暲说：
“我这书里讲的可都是英雄豪杰呀，请毛君听好了，我的上联是：‘目旁是贵，瞶眼不会识贵人；’快对，快对！”
这一上联是一句拆、析、合字的联语，用这种方法对出下联，自然难不倒毛泽东。毛泽东心里想的却是：借一本书尚且这等啰嗦还不说，而你这上联分明是把书中人物说成是贵人，相反却讥讽借书者不识英雄豪杰。于是他就想以“口边有亚，哑嘴岂能呼亚圣”来对萧子暲的上联。可他转念一想，这样对来，有伤同学，诙谐有余，庄重不足，于是就说：
“我就冒昧对下联，赠与仁兄。请听了：‘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萧子暲一琢磨，已知毛泽东下联的讽谏之意，没想到毛泽东才思如此敏捷，便诚恳地说：
“请恕小弟无礼，贤兄大才，愿为知己。”
说罢，他立即把《世界英雄豪杰传》借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连声道谢。
在此后的几天里，毛泽东手不释卷读完了这本书。他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他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从此毛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后来他曾对萧子升这样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即越南——笔者注）、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8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的奋斗。”
且说毛泽东读完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在还书时，抱歉地对萧子暲说：
“很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
萧子暲翻开书一看，毛泽东在整本书里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而圈点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他感叹道：
“咏芝兄，但愿将来能望兄之项背。”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的一些介绍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书报，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他很喜欢这些书报，反复阅读，有的甚至可以背诵出来。
此时的毛泽东非常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他在读梁启超写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在“论国家思想”一节旁，他分析了两种君主制国家：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一时期，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他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变法改革。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除了努力学习，还坚持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在围墙外面的环校跑道上练习长跑；环绕学校有一条河，水深且宽，他坚持在河中游泳，搏击风浪；学校南面有一座海拔500米的东台山，他经常沿着一条崎岖陡峭的小路，登上顶峰，在山上的八角亭里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跑步下山。
转眼间，一个学期将要结束了，谭咏春看到毛泽东成绩优异，胸怀大志，为了让他更好的成长，便与李元甫校长、贺岚岗先生商量着推荐毛泽东到长沙驻省湘乡中学去学习。谭咏春先生将此美意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自然是很高兴的，可他不得不说出家里无钱供应的苦恼，谭咏春忙说：
“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吃公费。”
毛泽东欣喜异常，连声道谢。
后来在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我开始向往到长沙。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繁华的地方。”
且说毛泽东在春节前回到了韶山，父亲毛顺生温和多了，他问儿子：
“你什么时间才能完成学业，回来当上先生，光宗耀祖？”
毛泽东在寒假期间少不了要到外婆家去，把自己买来的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最小的表弟吵着还想要。毛泽东就说：
“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的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
这样一说，小表弟也就不再闹了。
毛泽东还和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相约一块儿去长沙读书。贺晓秋是和他一块儿长大的，还曾在同一个私塾里读过书，同练一种字体，二人十分相投。可二姑不同意让贺晓秋去长沙读书，她说：
“还是留在家中吧，现在形势是一天一变，三天风四天雨，不能指望着读书来糊口，不能指望着把文章放进锅里煮了当饭吃。”
贺晓秋只好作罢。
后来毛泽东在离开家乡时，改写了前人的一首诗，并将这一首修改后的七言诗夹在父亲常看的账本里，以表达他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抱负。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顺生拿着这首诗去向李漱清请教。李漱清先生读罢，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好诗，好诗。石三伢子硬是有志气。”
据徐涛考证，毛泽东改写的原诗，是中国宋代以后一位名叫月性的和尚所写的《题壁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而据逄先知以及高菊村等人说，毛泽东改写的原诗，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所作：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另据郑松生考证，原诗作者是与西乡隆盛同时代的日本和尚释月性，他在27岁离开家乡时写了一首《题壁》：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此时的毛泽东读书甚多，他所看到的原诗究竟是哪一首，目前尚难断定，只有留待以后新史料的发现了。
这种改写别人诗句的创作手法，其作品在文学上被称之为“剥体诗”。前面提到的《咏蛙》便属于这一种。后来毛泽东在他一生60多年的诗词创作中，也常常使用这种创作手法。
这正是：身入异乡为异客，伯乐誉为建国才。
一识中外豪杰范，雏凤清声凌空来。
欲知毛泽东到长沙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叙述便知。
东方翁曰：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看到《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咏蛙》一诗为毛泽东所作。没隔几天，我又在这个报上看到一位专家举证说，此诗乃是清人郑正鹄所作。可后来还有一些相互传抄的资料依然说《咏蛙》是毛泽东的诗作。因此，在开始写作本传时，我一直不敢采用这首诗。其原因一是还没有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二是一些人正在议论毛泽东如何如何专制，甚至还有意识地挖掘其专制的根源。如果贸然采用了这首诗，不正好给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提供了依据吗？待到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这首诗原是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写在作业上的对郑正鹄《咏蛙》诗的活剥之作，这才敢于采信了。斯时斯地斯人，如此活剥，完全合乎毛泽东的性格。而对于那些借此污蔑毛泽东的人，完全可以断言，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