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话说在1911年春天，毛泽东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离开了东山高等小学堂，跟着赴长沙任教的贺岚岗先生来到省城长沙，考入了驻省湘乡中学，开始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历程。

毛泽东在驻省湘乡中学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动态。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创办的《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他终生的爱好。

《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毛泽东到长沙不久，从这份报纸上看到了4月27日黄兴在广州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了解了在这次武装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政策，强行把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等省也立即行动，一个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开始了。

毛泽东和驻省湘乡中学的同学们一起投入了这场斗争。他首先倡议并和另一名同学带头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以此表达他们对清王朝的强烈不满。可没想到原先“相约剪辫子”的十几个同学又后悔了，毛泽东和他那位朋友对这十几个不守约的同学进行了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

在剪辫子问题上，毛泽东还和一个政法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这位政法学堂学生引用经书来为自己的论点找论据，认为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毛泽东则和反对留辫子的朋友站在反清的立场上，提出相反的理论，驳得那位朋友哑口无言。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清王朝已经四面楚歌，很难照旧统治下去了。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激动，激奋之下，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要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突然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离武昌不远的长沙城受到了强烈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起来，湖南巡抚立即宣布全城戒严。

革命党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有一天，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得到驻省湘乡中学校长的许可，来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和武汉三镇的形势，鼓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为了祖国，为了革命，投笔从戎救援湖北起义军。有七八个学生当场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主张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民国。

毛泽东也非常激动，他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规划自己的未来，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于是他和几位同学商量说：

“武昌起义是成功了，可是离革命的胜利还远得很哩。我想，革命不能光靠嘴巴讲，要靠实际行动。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帮助湖北起义军呢？我已经想好了，当兵去！”

“当兵？”

同学们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毛泽东坚定地说：

“对！当兵。到湖北去当革命军！现在武汉三镇的形势很危急，袁世凯的北洋兵分两路南下，采取包抄战术，企图钳住武汉。革命党人势单力薄，困难一定不小。我们既然要革命，就不能空手讲白话。光喊口号是打不倒宣统皇帝的。要革命就要到战场上去，真刀真枪地干！”

在他的鼓动下，有4个同学决定和他一道投笔从戎，到汉口去。毛泽东听说汉口的街道潮湿，需要穿雨鞋，就去在城外军队里干事的一位朋友那里借一双雨鞋。

10月22日，毛泽东从小吴门出城，向协操坪走去。他来到兵营门口，被卫兵拦住了，那卫兵指指悬挂在门口“禁止通行”的牌子，告诉他说：

“你不能进去了，赶快回去吧！我们马上就要起义。你看，已经补发了子弹。”

毛泽东心头一震，只好转身回城，还没走几步，就听见兵营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回头一看，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正在操坪上紧急集合。他不敢久留，快步离去，到了经武门，见城门已经关闭了，只好沿着护城河向前走，待走到云阳门口，见这里的城门也关闭了。此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在长沙城里配合新军行动的暴动已经发生了，各个城门都被暴动者所占领。

毛泽东进不了城，只好跑上留芳岭，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望。不多时，噼哩啪啦的枪声接连不断，城外的起义军向云阳门猛扑过来。城内的接应者打开城门，城外的新军潮水般地拥了进去。就这样，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攻占了巡抚衙门，升起“汉”字白布旗子。长沙起义成功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回到学校，看到学校里也挂起了汉字白旗，门口还站了几个士兵。

10月22日深夜，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起义军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长沙城里一片欢乐气氛。许多学生投入到起义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组织起来了，可毛泽东不喜欢这支学生军，他认为学生军的成份太混杂了。他决定参加正规军，因为正规军里的士兵都是社会上的穷苦人出身，他愿意和这些人战斗在一起。

10月底，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同学一起参加了起义军。他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不久，他就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由于他有文化能写东西，可以帮助别人写写信，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很有知识，敬佩他有“大学问”。

毛泽东在新军中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同时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饷银，除了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大都用在购买报纸上。每天操练结束以后，他就坐下来看报，成了军营里一个好读报的人。

毛泽东买的都是一些左翼报纸，并将这些报纸奉为至宝。他从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江新闻》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由此，他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热情洋溢地给以前的同班同学写信，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新概念；同时，他还和那些士兵们一起讨论“社会主义”问题。

此时的革命形势正在急剧变化。

1912年2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以革命吓唬清政府的手段，迫使清政府取消了皇族内阁，由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他又玩弄“拉”的一手，对革命党的上层实施诱和；同时使出“打”的一手，用反革命武力直接对革命党人进行威胁。

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反对清政府、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却与袁世凯达成了妥协协议，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几乎与此同时，满清皇室接受了袁世凯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了。

1912年3月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此时的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了，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深造。连长、排长和好朋友们都劝他留下来，他谢绝了长官和战友们的挽留。当初他之所以当兵，是认为军队将会在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现在他认为军队已经不再是时代的先锋了，所以就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的生活了，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兵营，结束了半年的军旅生涯。

这正是：才看大地惊春雷，又闻故都起阴霾。

且说毛泽东回到长沙城里，住进了很便宜的新安巷“湘乡会馆”。长沙有各种各类的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招徕新生。他不断查阅《湘汉新闻》和其它报纸上的招生广告。革命既然已经完成了，那么革命以后应该选择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呢？毛泽东对自己将来究竟想做什么还没有明确的主见，所以他在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就在这时，韶山家里捎来信说，父亲以后不再从经济上支持他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了退路了，他必须选择一个能谋一份差事的学校。

毛泽东最先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说是将来可以当警官，于是他就花了1元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打动了。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他便改变了报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将来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他又花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了肥皂制造学校。后来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也在广告上许下诺言说，只要学生在3年内学完全部法律课程，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第3次付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了法政学堂。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重述了广告上许诺的一切，并描绘了“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要求家里寄学费来。正当他等候父母回音的时候，另一位朋友劝他报考经济学校。朋友说，现在祖国正处于经济战争之中，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祖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他又动心了，又付了1元报名费。这是他报考的第4所学校，考试后还真被校方录取并注了册。

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专心下来，还在继续注意广告。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吸引了他，广告上说这所学校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他想，如果在那里能够学成一个商业专家是最好的了。于是他又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同意支付学费。因为父亲是知道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毛泽东又交了1元报名费，考入了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可他在这里只学习了一个月，就又退学了，原因是这所商业学校的课程大多都是用英语讲授的，而毛泽东的英语基础并不好，只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了一点入门知识，现在学起来很艰难；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学校里缺乏比较好的英语教师。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他身上已经一文不名了，邋里邋遢地站在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瞪大眼睛盯着报纸看广告。即便如此窘迫，他却还是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俯瞰着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

毛泽东从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

湖南省政府军的火药库爆炸，烈焰熊熊，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经激情满怀地参加了这支军队，可现在他却以旁观者的口吻嘲讽说：

“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多了。”

有一天，有3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平静地在城墙上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于是4个人便相约一起去喝茶、吃瓜子。他这3个同学在社会地位上都比他高一等，其中一个是常常借钱给他，一个姓谭的是大官的儿子。那位姓谭的同学说：

“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旁边一个同学用一些俏皮话揶揄姓谭的。而毛泽东却显得有些激动，说：

“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罢！”

姓谭的解释说：

“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

毛泽东被他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开始思考这一问题。

不久，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为依据，下笔滔滔，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言之凿凿地提出了一种教育为主说。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

比毛泽东年长16岁的校长符定一，很想知道夺得头名的青年人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毛泽东就被人带到了校长办公室。符定一定睛一看，这个青年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高高的个子显得有些瘦弱，身着一件旧长衫，脚上一双圆口旧布鞋，虽是一副农家子弟打扮，却显得稳重大方，气质不凡，说起话来还慢条斯理的，就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