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话说毛泽东被迫离开定王台后，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在费用已无保障的情况下，他又去查阅广告栏。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一则不收学费、膳食费用很低的招生广告，自然引起了他的兴趣。此时他的两个朋友也来鼓励他报考四师，他们是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帮帮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于是便写了3篇文章备考。他并不认为自己捉刀替朋友写文章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这种小活动只不过是事关友谊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小事情而已。就这样，年届二旬的毛泽东报考了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看到他的作文考卷大加赞许，对同事们说：
“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能够做得出来？”
毛泽东和他的那两个朋友都被录取了，顺利地进入了第四师范学校。
毛顺生同意了儿子的这一选择，又给他寄来了钱。从此以后，毛泽东抵制了一切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诱惑，在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
毛泽东在四师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一个是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两人关系非常好。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在第四师范结识的他的恩师杨昌济。他在第四师范所做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所记录的修身课，即是杨昌济所教。杨昌济看到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对杨先生的渊博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也非常敬佩。
周世钊，1897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字惇元，又名敦元、东园。
杨昌济，又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6月8日（清同治十年四月廿一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隐储山下板仓冲下屋的一个书香门第，其高祖、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一个“邑庠生”，父亲杨书祥捐过一个“例贡生”。他自幼受到中国正统文化的熏陶，1889年参加长沙县学试，一举考上“邑庠生”，1890年、1893年两试“举人”不第，1898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1903年3月，杨昌济同陈天华、刘揆一、李傥、石醉六等人一起去日本留学，启程前改名为杨怀中，表示自己虽然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他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9年，他赴英国进修，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先后在德国、瑞士考察了9个月。考察活动结束后，他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在省城，这位过激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改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他谢绝了湖南都督谭延闿聘他为湖南省教育司长的邀请，立志于教育救国事业。他当时写的一副对联是：
自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1913年，杨怀中成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又应第四师范之邀，兼任该校的修身课和心理课。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那时候的杨怀中把全家人从乡下迁到了长沙，住在天鹅塘。他在自己寓所的门上，挂着一块1尺来长、3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3个大字。在长沙5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跟随他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青年学子寻踪而来，登门求教。
在天鹅塘杨宅，毛泽东认识了杨怀中的爱女杨开慧。他第一次到杨怀中老师家，一进屋看见天真文静的杨开慧对着自己微笑，便不由自主地说：“你就是小霞？”他们之间似乎是早已认识了一般。
杨开慧，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乳名霞，字云锦。父亲希望她像朝霞一样灿烂、火红、美丽。在父亲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留学日本时，杨开慧还不满3岁，她跟着母亲向振熙在板仓乡下度过了童年。稍长，她便帮助妈妈干些家务活，还跟着哥哥杨开智上山扒柴。
杨开慧7岁那年，父亲从国外来信，嘱咐向振熙让女儿上学读书。山冲里本来是不让女孩子们读书的，在向振熙的斡旋下，与杨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官立第40初级小学破例为杨开慧和另外6个女孩子办了一个班，首开了板仓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先河。
杨开慧在杨公庙只读了3个学期，便转到了离板仓5里多路的隐储学校。隐储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
辛亥革命后，杨开慧根据父亲来信的要求，和妈妈向振熙一起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实业女校读书，母女俩同校学习，妈妈读实习班，她读附设小学班。后来她们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杨开慧聪颖好学，10岁时已读了许多诗歌小说，她最喜爱的是古文诗歌《木兰辞》。后来，她又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功底，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1912年深秋，她曾写过这样一封信，可见她的文字功底之一斑：
我最爱之姐姐鉴：
许久未晤，甚以为念。近维起居多祜，学业日增为颂！妹现发头昏，且生痱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的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教行，以慰系念。天气将寒，惟珍重不一。此问大安
愚妹 杨开慧 书上
杨开慧随着父母迁入长沙后，就没有再进入学校，而是在父亲的辅导下进行自学了。
且说在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并入了第一师范，毛泽东、周世钊和其他三四百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跟着恩师杨怀中及历史教员黎锦熙、国文教员袁仲谦等人一起转入了第一师范学校。此时的杨怀中除了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授课外，还到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过教。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湖南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的书院坪，它的对面是滚滚北上的湘江水，隔江放眼，西岸便是那有名的郁郁葱葱的岳麓山。
这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育基地，历史上叫作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南轩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湘江相望。1903年，有关方面在城南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师范馆，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师范馆这才正式定名为第一师范学校。校园内树木葱郁，环境十分优雅。校舍是清一色的仿西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圆柱、拱顶；正中一座大楼的顶端镌刻着“湖南第一师范”几个醒目的大字。
这是一所免费的公立中等学校，主要培养小学教师。它和中国的其他中高等学府一样，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开明的新式学校。学校外墙上书写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在管理方面，校方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包括“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活动”在内的“三育并重”；学校还有校歌，还制定了校旗、制服。每当集会的时候，身着一色制服的莘莘学子那雄浑的校歌之声，就飘荡在校园的上空：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
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
多材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此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可谓是人才荟萃，不仅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而且还招收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堪称湖南省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一师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是秋季招生。因此毛泽东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需要读半年预科，这样他就被编入了预科第3班。到了1914年秋，毛泽东才和周世钊一同被编入了本科第8班。
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很瘦，常常穿一件灰色长袍，留着长长的头发，一双大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的。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尤其是在师生或同学们聚会时，他更是很少说话。在学习上，他依然非常用功，在课堂上静心听讲，认真做笔记；在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或是进阅览室，或是找同学和老师交谈学问。他与学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萧子升、萧子暲、周世钊等交往密切，志趣相投。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农村，非常了解农民的疾苦。他们聚在一起，研究治学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祖国的前途问题。
罗学瓒，号荣熙，189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马家河南岸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他在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第四师范，不久转入第一师范，和毛泽东同在第8班。
蔡和森，湖南湘乡县永丰镇人，生于上海，原复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1913年秋，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被编入第6班，他和毛泽东一样，长于作文，而且词高意远，有独特见解。
陈昌，又名章甫，1894年7月14日出生于广西梧州，1902年随父回到故乡湖南省浏阳县陈家大屋。他是毛泽东一师的同学和好朋友。陈昌学习刻苦，自强不息。课堂之外，不是在阅报室读报，就是在自习室读书。他好学深思，读书思考有所得，必记笔记，并写进日记，深得杨怀中老师的厚爱。
张昆弟，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板溪乡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和蔡和森同在第6班。
萧子升、萧子暲兄弟则是在1911年、1912年先后从东山高等小学堂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在长沙湘乡中学时，萧子暲曾去看望过他。
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受杨怀中、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王正枢等教员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杨怀中、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这几位老师的住处，是毛泽东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
前面已经说过，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哥。他1884年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王文生曾在东北当过小官吏，母亲文氏乃文芝仪的次女，排行第六，是毛泽东母亲的同胞姐姐、毛泽东的二姨妈。王季范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九，所以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王季范从小熟读经书，打下了良好的古典文学基础。他在长沙优级师范毕业后被聘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来到一师，他们既是亲表兄弟，又是师生关系。王季范对表弟不仅在经济上常常给予帮助，而且还在学业上认真指导，他先后辅导表弟阅读了《楚辞》、《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资治通鉴》以及《曾国藩家书》等经典书籍，为表弟不断提高古典文学素养打下了基础。
黎锦熙，字劭西，亦作邵西，号鹏庵，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晓霞山下一个人称“长塘黎氏”的书香世家。他曾师从于齐白石。1906年，黎锦熙在长沙组织了“德育会”。辛亥革命前，他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长沙办过《湖南公报》、《公言》等报刊。因此，湘省人士中曾把他与齐白石、张平子并称为“三英”，有“湘潭之东，秀毓钟灵，周围十里，代出三英。白石艺术，邵西语文；平子（湖南《大公报》社长张平子）办报，《大公》风行”之说。
毛泽东和黎锦熙常在一起谈论历史，臧否古今人物。二人真诚相交，情同挚友，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友谊。
在第一师范这一批教师中，杨怀中对毛泽东的影响最深。杨先生的口才并不是很好，但他人品高尚，学识渊博，又比较注重实际，所以他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学生的普遍尊重。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经常一起到天鹅塘杨宅向杨怀中先生请教各种问题。杨怀中打心眼里喜欢这些好学的青年，特别是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的学生，两代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阂，纵论天下大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其乐融融。
徐特立对毛泽东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徐特立，一名懋恂，又名立华，字师陶，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五美乡一个贫农家庭。他只读过6年私塾，又读了4个月的“宁乡师范”，尔后在长沙城东创办了“梨江学校”，后应好友朱剑凡邀请，到长沙周南女校教书，1910年赴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他当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不久辞职，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长沙创办了两个高小、一个初小、一个男子师范学校、一个女子师范学校，被誉为教育界的“长沙王”，而有些人则讥笑他傻，说他是“徐二镥锅”。后来从1913年10月到1919年8月，徐特立一直在一师任教。
此时，在长沙的中等学校教师们，多数都还保持着绅士派头，冬裘夏绸，衣冠楚楚，到学校去上课还要坐轿子；而徐特立却总是夹着讲义，从荷花池到书院坪，徒步往返10余里，就是遇到风风雨雨，他也从不以轿代步。徐先生最初给毛泽东所在的8班上课时，就以他创办长沙师范的经历作为艰苦奋斗的例证。下课后，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毛泽东说：
“徐先生办长沙师范，不顾利害，不怕困难，牺牲自己的一切，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是那些自命聪明善于计算的人所不肯做的，所以笑他傻。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惯于摆烂摊子，在没有一个钱的情况下，居然能创办出一个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这真有镥锅的精神！这种对他的讥笑，实际上是对他的赞扬。”
有一次下课后，徐特立回到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问道：
“徐先生，要想知识渊博，就得博览群书，要博览群书，主要是一个快字，而快了，又不能吃透内容，理解不了，等于白读。有什么方法才能快读书，读好书呢？您读书的经验可以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
徐特立亲切地说：
“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的结果，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自然比贪多图快好。”
毛泽东连连点头称是，把徐先生的话牢牢记在心上，以至于影响了他一生。而他与国文教员袁仲谦的师生关系就有些不同了。
袁仲谦，又名袁吉六，人称袁大胡子。袁吉六先生是湖南保靖县人，清末考中进士，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也连续教了几年毛泽东所在班的国文。
袁吉六先生教风甚严，他要求学生的作文必须写桐城派的古文。毛泽东原来极推崇梁启超的文体，因先生反对梁启超的半文半白的文体，他这才不得不改变文风，改作古文，为此就需要熟读韩愈的文章。他从旧书店里买来了一套《韩昌黎全集》，可这套书纸张既不好，错字又很多，他不得不又借来了一个好的版本，一一校正，将书补充好。
毛泽东极称赞袁吉六先生提倡的“四多”，即多谈、多写、多想、多问，还赞赏他“文章妙来无过熟”的读书方法。袁先生也最喜欢他这个学生，夸奖毛泽东的文章“大有孔融之意”，周末还找他到自己的书房里谈话。
毛泽东起初还比较听袁先生的话，后来却对他守旧而又专制的作风越来越反感了。有一次刚开学，袁先生在教室里监督学生们做作文，毛泽东在题目下面写了一句：“某年某月某日第一次作文”。袁先生看见了，极不赞成，他说，我没有要你写这句话就不要写。他命毛泽东重抄一页，催了两次，毛泽东都没有理会。袁先生气冲冲地跑过来，一把将那一页撕掉了。毛泽东也生气了，站起身质问先生，并要同他一起到校长那里去讲理。袁先生无言以对。毛泽东重写了一遍，仍然坚持保留了那一句话。
尽管如此，由于毛泽东的古文写得好，袁吉六先生对他还是很器重的。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才华、有胆识的“特殊学生”，所以还是照常辅导毛泽东做作文，并借书给这位特殊学生阅读。建国后，袁家还保留着毛泽东当年借书的两张便条。
毛泽东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后来，他把这些笔记和抄写的书籍都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毛泽东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立即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经教过毛泽东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了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并保存了下来。现存的《讲堂录》就是他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成为现在唯一可以看到的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课堂笔记了。
《讲堂录》共47页，后36页主要是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文、数理等；其中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论记录比较多一些。如：
“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家国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
“高尚其理想，其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为流欲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毛泽东对于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常得100分。可他也有一些很丢面子的事，因为他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很少去光顾，所以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当然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也不是毛泽东的做事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的画了一个椭圆，题名为“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其成绩可想而知。还有一次，他在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了教室，那是他先画了一条水平线，接着在水平线上画了个半圆，又将李白的一句诗题写在上面：“半壁见海日”。结果他的绘画成绩是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