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底，毛泽东回到长沙后把何葆贞叫到清水塘22号的办公室，郑重地对何葆贞说：

“安源路矿从去年9月大罢工胜利以来，工人们都踊跃参加俱乐部，工作非常紧张，那里迫切需要女同志去，经湘区委研究，认为你去是最合适的，你的意见怎么样？”

何葆贞说：

“我愿意到工人中去锻炼，只是没有工作经验，怕辜负了湘区委的重托。”

“不要紧的，在实践中学习吧！”毛泽东说：“你必须记住，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好群众的学生。自己虚心一点，与工人打成一片，大家一定会欢迎你的。”

何葆贞连连点头，说：

“我一定遵照您的教导去做。”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很好，那里的工作很紧张，你现在去办好组织手续，准备行李。”

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反动军阀头子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惨案。

原来早在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吴佩孚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举行总罢工表示反抗，并将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不到3个小时，全线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运，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瘫痪。2月7日，武汉各工团代表和江岸工人1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命令部下血腥屠杀工人。郑州、长辛店等地工人也同时遭到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被杀40余人，伤数百人，被捕入狱40余人，还有1000多工人被开除。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先后惨遭杀害。

施洋，1889年6月13日生于湖北省竹山县施家湾，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学校，1915年就读于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他与武汉法学界人士组织法政学会。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1921年10月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1年底赴长沙向毛泽东学习农运经验，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底领导汉阳铁厂取得了罢工胜利，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评价施洋说：“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1958年，江岸修起“二七”革命烈士纪念馆和“二七”烈士纪念碑，毛泽东亲笔书写了碑名。

再说2月8日，毛泽东获悉二七惨案的消息，立即组织湘区委领导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大罢工。省工团联合会亦先后4次发出通电，揭露吴佩孚、萧耀南是一伙“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

安源路矿当局也摆出了强硬姿态，扬言要取缔路矿工人俱乐部，遣散原有的路矿工人。

此时，毛泽东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为了保存力量，已经下了复工令，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低潮，面对安源路矿当局的强硬态度，他立即召集李立三等安源的负责人到长沙开会，分析了敌我力量、斗争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指示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采取稳重步骤，暂避敌人锋芒，但又要摆出“盘马弯弓”之势。这样，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李立三等人回到安源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就去找路矿当局谈判，揭露他们准备派军队解散俱乐部、镇压工人群众的阴谋；声明只要当局保证本地工人不受压迫，工人就尽可能不罢工。同时，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工会组织，号召工人做好罢工的准备。

安源路矿当局早已知道工人力量的雄厚，如果出现罢工，只能给他们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终于不敢再干涉工人的活动了。

此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1923年3月间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把俱乐部同工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了起来，加入俱乐部的工友们逐渐增多，已经由罢工时的700名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安源的党团组织也在1923年发展到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这一时期，毛泽民是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负责人之一，毛福轩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员。毛泽民是在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的。在合作社大整顿时，毛泽民专任营业部主任；成立合作总社时，由他出任总经理。

由于毛泽东和湘区委在湖南及时采取了“弯弓待发”的方针，保存和积蓄了革命力量，工人运动得到继续发展。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辖的工会达32个，会员约4万余人。

且说从1923年3月前后开始，毛泽东逐渐将工作重心由工人运动转移到落实中共中央1922年8月底的西湖特别会议精神和农民运动上了，他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活动。

3月间，毛泽东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在湖南筹组国民党的工作。

3月底，毛泽东因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在1922年11月已经成立了俱乐部，便和湘区委决定，派六弟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几个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毛泽东亲自到码头为六弟等人送行，他再三嘱咐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矿井里去劳动。还不到18岁的毛泽覃，第一次离开哥哥外出独立工作，听着哥哥的嘱咐，频频点头，眼含着激动的泪花，向哥哥挥手告别。

后来，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果然不负三哥所望，除了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工人夜校教员以外，还经常参加劳动，体验工人生活。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二大”纲领及杭州特别会议精神，和李达一起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由李达校长兼任主编。

毛泽东为《新时代》写了“发刊词”。他写道：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帮’，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

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撰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他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两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至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方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行封建的统治，这样的时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写道：

“这时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的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能完成。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预言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

正是：身在草莽，洞观天下。条分缕析，入木三分。

言之凿凿，后果成真。斯文为证，料事如神。

《新时代》创刊号及其以后的月刊还刊载了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人阶级应有之觉悟》以及李维汉的《观念史观批评》等重要文章。

4月间，毛泽东派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农村发动农民。

刘东轩后来在1923年5月6日回到了家乡，在衡山、衡阳、湘乡交界的白果一带同农民进行了广泛联系。这一年9月，白果一带建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组织——岳北农民工会，加入者3000多户，万余人。农民工会领导农民进行平粜、阻禁地主富农谷米运出运动。不久，岳北农民工会便遭到了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残酷镇压，农民被杀70多人，农民工会会址和部分农民房屋被烧毁。

且说在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正在清水塘22号的办公室里草拟工作计划，忽听得“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起身打开房门，一位在赵恒惕政府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满头大汗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赵恒惕派兵抓你来了，那些家伙快到村口了，你赶快转移吧！”

毛泽东一边收拾重要文件，一边吩咐杨开慧带着杨老太太和小岸英也随后转移。他从屋后翻墙出去，沿着坎坷漆黑的小路，悄悄离开清水塘22号，进入了市区。

赵恒惕没有抓住毛泽东，恼羞成怒，便在长沙城遍贴布告，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赏格是1万大洋。

毛泽东并不惊慌，他从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着湖南的全盘工作，由李维汉接任湘区委书记，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则分别交给了郭亮和夏曦。

有一天，新民学会会员邹某在街市上买东西，忽然遇见了毛泽东，不禁大吃一惊，连忙拉了他的衣襟，来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巷，说：

“润之，你看见布告了吗？赵恒惕要通缉你，你快走吧！”

毛泽东神色自若，说：

“我早知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再说，长沙人多，我头上又没有毛泽东3个字，敌人怎么那么容易抓住我？”

话是这样说，其实毛泽东心中是有数的，他早已筹划好了，待这里的工作安排已定，便要先去安源走一遭，然后再到上海去。

此时毛岸英才刚刚半岁，杨开慧又怀上了第二胎，所以毛泽东不能带她们母子一起走，只好托付给向振熙老人照料。即将离开丈夫的杨开慧不免感到孤独寂寞。是啊！为革命，为毛泽东，她牺牲了很多。自从结婚以后，她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操持家务，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现在丈夫又要离去了，自己的负担将会更加沉重，怎能不使她愁肠百结呢？

这时候毛泽建已经转为共产党员了，毛泽东叮嘱她也要离开长沙到衡阳去，住在夏明翰家里，一面继续学业，一面从事革命工作。

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爱妻和幼子，化妆离开长沙，在蒋先云陪同下第7次前往安源。

毛泽东听取了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的汇报。此时的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工人俱乐部依然“巍巍独立”，被外界称为“小莫斯科”。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指示安源党组织，今后要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向工人代表们介绍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朱少连、任弼时、陆沉、袁达时、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何葆贞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我们工人应该跳出水井，眼光看到全国。现在，反动派端起了刺刀，我们不少的群众领袖被残害，不少的工会被封闭。但是，这吓不倒我们工人阶级。他们镇压得越厉害，我们反抗得越坚决，他们今天在这里掏枪，我们明天就在那里展开斗争。”

他大声问工人代表们：

“你们记得这句话吗？东方不亮西方亮。反动派搞镇压，他搞他的，我们搞我们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还强调说：

“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武器。安源的情况也很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很好保存俱乐部。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努力。过去，全国工人支援了安源，我们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援全国，要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得知何葆贞不但已经入了党，而且在4月中旬刚刚和刘少奇结了婚，便来到他们的住室，关心地询问他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何葆贞说：

“我们一切都好，请您放心吧。”

毛泽东说：

“你们俩志同道合，奋斗目标一致，结婚后更要互相鼓励，把革命工作做好。”

何葆贞想起毛泽东一直对自己关怀备至，非常感激地说：

“我一定永远记住您对我的教导，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

此后，何葆贞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崇敬的毛泽东了。她在1925年到1932年随同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工作。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去了江西苏区，党组织把何葆贞留在上海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化名为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营救被捕人员。1933年3月底，她也不幸被捕了，与帅孟奇等人一起被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的女监里，此时尚未暴露身份。1934年秋，她被互济总会一个叛徒出卖，受到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刑具，耳边时时响起毛泽东的教诲：“你要永葆革命的贞节啊！”所以她始终回答敌人的都是一句话：“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革命者是杀不尽的！”在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何葆贞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一个童养媳出身的青年学生，在毛泽东教育下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代女杰，着实令人可敬！

这正是：自古巾帼多豪杰，敢叫须眉不丈夫。

欲知毛泽东后来行踪如何？且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领导工人运动中敢于面斗反动军阀赵恒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理力争，使雄霸一方的诸侯也无可奈何，徒叹：“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他面对赵恒惕的重赏缉捕，临危不惧，先后安排好长沙和安源的工作，从容离去，非大智大勇之人断不能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