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话说在1923年4月底，即在赵恒惕下达通缉令半个月之后，毛泽东这才从安源秘密前往上海。

1923年5月初，毛泽东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安排他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23年6月上旬，毛泽东会同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自上海提前到达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大”的筹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广州。

陈独秀主持了“三大”预备会议，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及马林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第三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了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人选和起草“三大”决议案问题。

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两间两层小楼里开幕。出席“三大”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张太雷、项英、孙云鹏、何孟雄、谭平山、王荷波、邓培、向警予、林育南、王仲一、罗绮园、于树德、金佛庄、刘仁静、阮啸仙、刘尔崧、陈为人、王用章、王俊、陈潭秋、徐梅坤、朱少连、冯菊坡、袁达时、陈天、张德惠、刘天国等40人。他们代表着全国423名党员。

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了会议。他总结了在党的“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他说：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在湖南几乎拥有30000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分歧。马林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他说：

“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

马林坚持全体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要加入国民党，他说：

“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

陈独秀、张太雷是这一意见的主要支持者。张国焘则强调劳工运动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说：

“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共产国际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意义了。”

蔡和森、刘仁静是这一种意见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产业工人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内去，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毛泽东也作了重要发言。他依据在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了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他说：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种局面。”

多数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既不赞成马林、陈独秀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也不同意张国焘等独立的劳工运动观点，而对于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观点及农民运动的主张极表赞成。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他被确定为“三大”《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之一。后来张国焘曾回忆说：毛泽东提出农民的问题，是他“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6月20日，“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会议还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党纲；通过了毛泽东、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第二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9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5人组织中央局。其余4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第三条规定：“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3人，其职务如下：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

大会根据《组织法》之规定，选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他们是：陈独秀（40票）、蔡和森（37票）、李大钊（37票）、王荷波（工人、34票）、毛泽东（34票）、朱少连（工人、32票）、谭平山（30票）、项英（工人、27票）、罗章龙（25票）。

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李汉俊  徐梅坤  邓中夏  邓培  张连光

据马林在1923年6月20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张国焘只获得40票中的6票”，因而名落孙山。

笔者在这里也不得不交代一下李汉俊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一大”后不久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合离开上海到了武汉，从事革命工作。他曾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他既没有参加“二大”，也没有参加“三大”，在缺席情况下被选举为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春，李汉俊赴上海任教；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也须先交代清楚，他就是李达。在“三大”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后，李达对这一重大转变“想不通”，不同意“党内合作”，“不愿意做国民党员”。1923年暑期，李达从长沙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是主张党外合作……”他的话还没讲完，陈独秀便大发雷霆，并威胁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呸”，李达也生气了，他说：“开除不要紧，原则性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他心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从此便中断了与陈独秀和党中央的联系，脱离了党组织。

再说“三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春园”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调职，改为王荷波）、罗章龙5人为中央局委员；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暂留广州。蔡和森负责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瞿秋白担任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瞿秋白，谱名懋淼，号熊伯，乳名双，学名瞿双，后又改瞿爽、瞿霜，改号为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仕宦之家”，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至1922年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在苏俄考察、采访两年；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两次受到列宁接见；1922年11月，担任参加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的翻译，会议结束后于1923年1月随陈独秀等人回国工作；1923年4月，在陈独秀推荐下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并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

且说此后不久，李大钊和毛泽东专门到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家中，与他商谈了两党合作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还常到谭延闿家中拜访。谭延闿是在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后到了上海，此时在广州担任孙中山帅府建设部长，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一方面通过谭延闿加强对国民党的了解和联系，一方面为湘区委联谭倒赵创造条件。

6月25日，毛泽东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联名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军阀，离开广州到上海去，建立一支国民革命军。

1923年7月1日，毛泽东以“石三”为笔名，在广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文中还总结了湖南工人运动的成就，他说，从去年8月到12月，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23个，约3万人；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9次；“工人的运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

1923年8月初，毛泽东委托中共“三大”湘区代表袁达时回湖南捎话给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建议他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并说张国焘在“三大”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国焘可能到湖南活动，要他注意。

毛泽东还通过国民党元老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湘区委。

后来李维汉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与何叔衡、夏曦、刘少奇等人同邱维震共商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事宜，并决定成立一个筹备组，由何叔衡负责。

8月5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兼区（江浙）执行委员会召开第6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会议，指导工作。沈雁冰来到会议室，毛泽东起身跟他打招呼：

“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毛泽东。”

沈雁冰，笔名茅盾，时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望着眼前这位身材高大魁伟的中年人，心情异常兴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啊！毛泽东同志！久仰，久仰。”

毛泽东说：

“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徐梅坤、王振一、邓中夏，一共5个人。会议讨论了江浙区军事等4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救援在狱同志问题，决定派沈雁冰通过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何丰林设法保释；还有一个问题是讨论邵力子、沈定一、陈望道退党问题。他们是因为看不惯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求退出共产党的。前面已经说过，邵力子3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上海的年轻党员对他们提出退党很不满意，在背后议论说他们本来就是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还说他们退党就是叛徒。毛泽东发言说：

“对邵力子、沈定一、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要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派沈雁冰去向邵力子、沈定一、陈望道做一下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毛泽东对沈雁冰说：

“雁冰同志，会议分工由你去找他们3人做工作，有困难吗？”

沈雁冰说：

“困难一定会有的，我尽力去克服吧。”

第二天，沈雁冰去找陈望道、邵力子，劝他们不要退出党。邵力子当即表示愿意留在党内，陈望道却坚持要退党，他说：

“雁冰，你和我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生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

沈雁冰不好再往下讲，便说：

“那好吧。我去看一看沈定一同志。”

陈望道说：

“不必去了，劝也没有用。”

沈雁冰还是去找了沈定一，说希望他认真考虑退党问题。沈定一虽然发了一通牢骚，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沈雁冰的劝说，答应不再退党。沈雁冰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的任务。毛泽东高兴地说：

“能完成三分之二，就很好嘛。”

可没想到沈定一第二年春天还是退出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