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只要穷人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够推倒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
话说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与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就国民运动、农民运动“作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李维汉介绍说，区委已经注意开展农民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到民间去”，利用寒暑假从事乡村运动，考察社会环境，调查农村状况；还号召工人利用年假回乡的机会，向农民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陈潭秋、张太雷、周恩来、彭述之、李立三、罗章龙等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
维经斯基、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在会上作了有关的报告或发言。
大会通过了《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以及对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党的组织、宣传工作等11个决议案，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李大钊、谭平山、李维汉、项英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张太雷、罗章龙、朱锦堂5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大会结束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推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没有参加“四大”，被陈独秀排除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了。他在临近春节前偕同杨开慧和岳母向振熙带着年幼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离开长沙，回到了板仓。
1925年2月6日，是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蓄着长发，穿一件褪色的织布长袍，脚上是一双旧草鞋，带着杨开慧和孩子回到了韶山冲。
毛泽民在春节前夕已经回到了家乡，毛泽覃和新婚妻子赵先桂也回来了，他们和王淑兰在家中一直等候着兄嫂的归来。
王淑兰是在1923年因为要生孩子就从长沙回到了韶山，那年5月5日（农历三月二十日）生下了女儿毛远志。赵先桂早在1920年就加入了新民学会，1923年就读于长沙古稻田师范，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暑假，她和毛泽覃在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中正式成了亲。
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兄弟妯娌之间也有叙不完的离别之情。杨开慧是第一次跟着毛泽东来到韶山冲，消息在这山乡的邻里之间不胫而走：
“润之回来了！杨开慧也回来了！”
韶山冲的乡亲们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少的，纷纷来到上屋场看望毛泽东一家子。毛泽东满怀喜悦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
正月十六这天，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兴致勃勃地徒步前往唐家圫，看望舅父舅母。
此时，七舅父已经不在了，除了嫡亲的八舅父文玉钦健在外，还有3位叔伯舅父，他们是四舅父文玉善，五舅父文玉理，十舅父文玉森。舅父舅母们见了从城里回来的外甥和外甥媳妇，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
毛泽东向杨开慧一一介绍了舅父舅母们，他俩恭恭敬敬地给各位舅父舅母鞠躬行礼问安，并给他们每人送上一件衣料。
毛泽东又把各位表哥表嫂介绍给杨开慧。表嫂们都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城里来的表弟媳。杨开慧满面笑容地向表哥表嫂们鞠躬致意。
“请表哥表嫂多指教。”杨开慧把准备的礼物送到他们手里：“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请各位笑纳。”
文运昌笑着对毛泽东说：
“石三贤弟，艳福不浅，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夫人，可喜可贺。”
毛泽东随和地说：
“表兄过奖了，你们这位弟媳可不会种菜养猪，还是表嫂们能干哩。”
大家都高兴得笑了起来。
几个舅父家里都像办喜事一样热闹，买肉沽酒、打鱼杀鸡，轮番招待这两位城里来的稀客。杨开慧见老人们都叫毛泽东石三伢子，表哥们都叫他石三贤弟，大惑不解。她问毛泽东：
“润之，大家都叫你石三，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你还有这个名字？”
毛泽东笑着说：
“石三伢子是我的小名。我外婆和母亲在我小的时候，让我在这里拜了一个石头干娘，我在兄弟辈中行三，所以就给我起了石三伢子这个小名，大家习惯叫我这个名字。”
杨开慧好奇地说：
“那我们也要去看望看望那位石头干娘吧！”
“没有看场。那是一块不会讲话又没有感情的大石头。”毛泽东又指着舅父舅母们说：“哪有我的舅父舅母们好啊！”
舅父舅母们听毛泽东如此说，都乐了，纷纷称赞说：
“还是我们石三伢子好，真会说话。”
毛泽东因记挂着韶山的工作，在唐家圫住了几天，就和杨开慧拜别外婆家的亲人，带着孩子回到了韶山。
毛泽东难得回来一次，乡亲们依然络绎不绝地来到家中看望他，所以上屋场就成了农民们的聚会场所。他也趁着和乡亲们拉家常的机会，详细了解了韶山的社会状况和这些贫苦农民的生活、生产情况。乡亲们反映说，韶山的团防局长成胥生倚仗权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农民的生活越来越难熬了。教育界也是一片乌烟瘴气，当权者只知道中饱私囊。
毛泽东开导他们说，世界上为什么有穷有富？为什么农民起早摸黑一年累到头，种出了粮食和棉花，自己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为什么地主不劳动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说明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是如何吸吮农民血汗来养肥自己的脑肠的。他还把帝国主义称作“洋财东”，把地主和贪官污吏称作“土财东”，启发大家说：
“农民遭受穷苦，并非天命使然，而是那些‘洋财东’和‘土财东’们互相勾结，剥削压迫我们所致。”
毛泽东深知韶山人民是敢于斗争的。早在1918年，他的小学同学钟志申就曾经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成胥生的团丁。他对大家说：
“我们韶山，有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穷。穷到什么程度呢？10户人家就有9户人家是粮无一斗，地无一寸。我们虽然穷，可是我们穷得有志气。我说的穷得有志气，就是像钟志申哥这样的人，大家敢于和成胥生作对，把成胥生的团丁像赶疯狗一样赶跑。”
他的话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富有启发性，乡亲们都很爱听。
毛泽东和杨开慧、毛泽覃还采用“走人家”的形式，走亲串友，访贫问苦，和农民们促膝谈心。曾经在安源煤矿参加过罢工斗争的共产党员毛福轩，也协助他们开展工作。
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最大的弱点就是愚昧。为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同时为发动和组织农运做准备，他依据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和杨开慧、毛泽覃、毛福轩、钟志申等人商定，利用赵恒惕装饰门面的所谓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农民夜校。
毛泽东指示毛泽覃、毛福轩、钟志申等人，分头秘密串联，招收学员，在毛氏宗祠创办第一所农民夜校。由杨开慧负责教学并主持夜校工作，毛泽覃、毛福轩和其他几位积极分子有的负责组织工作，有的辅助杨开慧教学。
贫苦的韶山人民穷得叮当响，哪里还能上学读书呢？如今，毛润之、杨开慧一回来就可以教他们读书识字，农民们个个喜气洋洋，有的带来了《三字经》，有的带来了《百家姓》。杨开慧亲切地告诉大家：
“我们夜校不念《三字经》，不念《百家姓》，也不学什么‘上大人、孔乙己’（旧时学塾中的“描红纸”，上面印着“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25个红色楷书大字，供启蒙学生用墨笔描摹——笔者注），而是学我们劳动人民用得着的知识，讲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受苦，应该怎样办？”
夜校里开设了识字、历史、地理、珠算、政治等课程，向农民们灌输革命道理。杨开慧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像毛泽东一样善于用通俗的方式向学员们讲述革命道理。她在识字课讲“手”和“脚”时，先在黑板上写上“手”、“脚”二字，教大家认识，然后启发他们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手，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的。但是，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种田的没有饭吃，盖房的没有屋住，织布的没有衣穿。我们劳动人民的手脚，年年月月，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可是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不走路，他们吃的是鱼和肉，穿的是绫和绸，出门要坐轿子，大千世界里，这是最不合理的。”
她上地理课先讲歌谣：“长江长，黄河黄。发源昆仑山，流入太平洋。”接着，她从“洋”字引出“洋油”、“洋火”一类词语，进而揭露帝国主义这些“洋人”在中国进行侵略和压榨老百姓的各种事实和罪行。
她讲政治课时，采用的材料是韶山一带流传的歌谣：“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地里场里仓里光。”
在杨开慧的努力下，韶山冲的农民夜校办得十分红火，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了。
不久，毛泽东又在李氏祠堂、庞氏祠堂、如意亭杨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家族学校的设备，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
毛泽覃到银田镇的白庙开办农民夜校，他借小学的教室做夜校的课堂，白天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晚上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上课。
杨开慧是夜校总负责人之一，经常冒着严寒，提着马灯，到各校去讲课。
农民夜校办得很成功，觉悟了的农民把他们的心声表达在了夜校的歌谣里：
“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毛泽东一边指导办夜校，甚至亲自到夜校讲课，一边在农民中培养农运积极分子。他在和乡亲们谈话中告诉大家，天下剥削压迫穷人的人是少数，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是多数。他还指着身边的贫苦农民毛月秋强调说：
“像毛月秋这样地无寸土、粮无升合的贫苦人家，比韶山一带的团防局长、土豪劣绅成胥生这种人多得多。”
他拿出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作比方，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难折断了。他说：
“只要穷人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够推倒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
在毛泽东精心培养下，毛新梅、庞叔侃、李耿候、钟志申、毛月秋等32人很快就成了韶山农民运动的骨干。
正当毛泽东在韶山全心致力于农民教育之时，一代伟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孙中山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住处溘然长逝，终年59岁。临终前，他在由汪精卫执笔的政治遗嘱（另有家事遗嘱和写给苏联党的信）上签了字，其文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所主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3月26日，毛泽东来到8公里外的韶山杨林炉门前，拜访罗鹤楼等人。
本传在第一卷里已经说过，毛泽东虽然同罗鹤楼的女儿罗一秀虚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但毛罗两家毕竟是几辈人的亲戚关系，因此他们之间还时有往来。
毛泽东同罗鹤楼及其后妻尹氏，还有罗鹤楼的侄儿罗石泉、堂弟罗立芳、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一起亲切交谈，他从日常生活谈到财主老爷和洋人如何互相勾结，剥削压迫穷人，鼓动穷人一定要站起来进行斗争。罗立芳说：
“润之先生，你要这些穷人们起来斗争，要是还像民国七年一样随便就垮了，那不是又要搞得家破人亡呀？”
他所说的民国七年，是指钟志申领导的抗缴烟灶捐斗争失败的那回事儿。毛泽东从地上随手捡起一块竹篾，一边比划一边说道：
“不要怕，一块竹篾容易折断，有得一把竹篾就不那么容易被折断了。”
后来，罗立芳、罗石泉在毛泽东影响下都参加了农民协会，6月间又参加了雪耻会，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农运的骨干分子。
且说毛泽东见一大批灾难深重的农民与清贫的知识分子已经发动起来了，就开始着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据1926年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记载：
“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岁二、三月间即起而组织。到10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20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
1925年6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湖南。
原来早在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在镇压罢工工人中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5月30日上午，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枪杀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各地迅速掀起了反帝怒潮。湖南人民在湘区委领导下，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集会，成立了湖南“雪耻会”，各行各业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领导韶山农民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中心，在各乡建立起20多个公开的反帝爱国斗争组织——雪耻会。
6月5日，毛泽东召集庞叔侃、李耿侯等在李氏宗族学校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决定以各乡雪耻会为基础成立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会议选举庞叔侃、李耿侯、贺尔康等5人为筹备委员。
6月7日，毛泽东在郭氏祠堂召开筹备员会议，决定“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于6月10日在郭氏祠堂召开。
6月10日，郭氏祠堂里里外外贴满了红绿标语，祠堂正厅土台上摆着一张课桌，还蒙了一块白布被单，上面竖着一块“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大木牌，朴素而又庄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