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同国民党右派张静江、丁惟汾等人进行了斗争。
毛泽东提出，“农民政策应是国民革命最重要之政策，”要坚决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而斗争。
毛泽东反对按军阀的办法向农民预征钱粮，他主张用发行公债的办法，取之于少数的有钱人；他还提出减轻佃农田租25%。这些提案均为联席会议所通过。
1926 年初冬，毛泽东得知同窗4年的好友罗宗翰10月间在私人诊所治病，被人在药中下毒而暴卒，湖南各界将在第一师范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特撰挽联一副：
羡哲嗣政教长才竟成千古；叹吾党革命先锋又弱一个。
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鉴于毛泽东已经结束了第6届农讲所的工作，便通知他到上海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赴任。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7月份，毛泽东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但他由于工作太忙，只去了上海两次。在中共中央局和共产党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之草案》中也曾记载说：“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
中共中央在此次通知中说：以毛泽东为书记，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1人，共计7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立即赴任。
毛泽东便偕同杨开慧及家人，还有小友许志行等人，离开广州去上海走马上任。
11月中，毛泽东到达上海，与阮啸仙、彭湃、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及团中央1人会合，正式组成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目前农运计划》。他在计划中写道：
“在目前情况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即大力发展北伐军经过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4省的农民运动，以此为重点，同时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全面展开。
“在一省内亦应用集中的原则，湖南——应注重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5个府属。湖北——应注重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3县。江西——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一线。”“省城及其它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预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
毛泽东在这份计划中提出，农民运动委员会应在汉口设立一个办事处，以便指导湘、鄂、赣、川的农运工作。他还在计划第6条提出“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设想。
11月15日，《目前农运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局的批准。
此时，毛泽东在上海和大弟弟毛泽民又一次相会了。毛泽民是受命到上海管理党中央新办的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的。他先是化名为周泰安，后来又改名为杨杰，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找了几间房子，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杨经理”，与童养媳出身的钱希钧假扮夫妻，掩护秘密工作。
钱希钧，190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牌头镇，是本传后面将要多次提到的钱之光的胞妹。因为穷人家养活不了太多的孩子，父母在她刚满月后，就忍痛送到邻近的水下张村张乃荣家，给张乃荣的第3个儿子即本传前面多次提到的张秋人当了童养媳。张秋人成年后接受了革命思想，把钱希钧当作自己的亲妹妹看待。后来张秋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早期的共产党员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22年初春，张秋人写信要钱希钧到上海读书，钱希钧便来到了上海，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青年团，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
后来，毛泽民、钱希钧这对假夫妻日久生情，弄假成真，倒做成了真正的伴侣。1926年底，毛泽民和钱希钧正式结为夫妻。钱希钧这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名字叫毛泽民，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发行部部长。不久，上海秘密发行所便暴露了，毛泽民向党中央建议，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党中央批准了这一计划，毛泽民便在汉口设立了长江书店，于1927年3月正式营业。
再说11月25日，毛泽东为驳斥国民党右派所宣传的江浙“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农民运动没有必要这一谬论，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他写道：
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之谈。我们试一考察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悬想完全相反。”
毛泽东在文章中列举出崇明县农民遭受地主剥削、江阴农民“如云而起”的斗争、宁波慈溪的农民暴动等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江浙农民也“遭受着种种封建压迫，反抗的岩浆正在地下奔腾、冲突，需要的是革命党的正确组织和领导。中国农民的大革命，决不只是广东、湖南特有的现象，而将是一个遍及全国的革命景象。”
11月下旬，毛泽东为实现《目前农运计划》，亲自“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并联络江西、湖南、湖北3省国民党省党部、省农民协会，商谈在武昌筹办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3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
毛泽东在南昌会见了驻南昌国民革命军第6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林伯渠，商谈了创办农讲所的事情。据林伯渠在日记中记载：“26日，晨。早餐约剑佛、遂石两人同啖。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12时矣。”“27日，雨。早起润之来，同访润安谈事。旋至政委会。又到军部西餐，6时郭沫若召饮。”“29日，晴。9时到总部举行总理纪念周，郭沫若副主任政治报告，总司令演说。11时开11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
11月底，毛泽东和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的许志行等一行人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了一个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办事处，并着手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
12月3日，农民代表大会电邀毛泽东回湖南指导。大会负责人在电文中写道：
湖北省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
敝会已于东日（12月1日）开幕，现在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褥！敬祝旅祺！
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 叩 江印
此时，中共中央即将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已经接到了通知，所以他暂时不能回湖南。
12月13日至18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二月特别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项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人。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鲍罗廷也参加了会议。
特别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政治形势，制定党的斗争策略。
陈独秀在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地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的勃起并日益“左”倾，这就使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向右转，“左”右距离日远，必然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李维汉在会议上汇报了湘区委员会的意见，湘区委认为：从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应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毛泽东也“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湘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
“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并且认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左派的标准。”
陈独秀还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他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鲍罗廷的支持。
在陈独秀的把持下，会议不但没有讨论毛泽东和湘区委的建议，反而规定党在目前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此换取蒋介石向左转；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
毛泽东对陈独秀等人以牺牲工农群众利益而迁就蒋介石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很不满意。陈独秀曾经是他所敬重的人物，如今他们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了，于是他决定不等会议结束就回湖南去，要亲自实地考察一下，那里的工农运动是否真的“过火”，是否真的“幼稚”。
12月17日，毛泽东偕同杨开慧和向振熙带着孩子们由汉口回到了长沙，一家人入住在长沙望麓园。
这正是：农讲所里育英才，播撒种子待花开。
人言湖南农运糟，毛公一怒下乡来。
且说此时徐特立从法国归来有一年多了，还一直没有见过毛泽东，他得知毛泽东已经到了长沙，便到望麓园与毛泽东相见。毛泽东向老师介绍了大革命的性质和目前的状况，说明了他此次回湘的目的，就是要考察一下乡村的农运。他还说：
“先生，学生斗胆建议，你走出书斋，到工人中去，到乡下去，到工人农民中考察一番，体验一下，行吗？”
徐特立说：
“好吧，润之，就按你的意见，我将抽出时间，去乡下见识见识。”
12月20日，正在长沙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决定，为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召开一个盛大的欢迎会。
前面已经说过，农民代表大会曾于12月3日电邀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但毛泽东因要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而没有回来，现在他们得知毛泽东已经到了长沙，便立即作出了这一决定，并发出了一个通告，通告中说：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民大会定于本日午后2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届时当有一番盛况也。”
12月20日下午2时许，长沙农民代表大会欢迎毛泽东的盛会在幻灯场隆重召开，“到会者300余人，旁听者尤为踊跃，幻灯场楼上几为之满。”大会主席刘惊涛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今天下午欢迎两个人：第一个是毛润之先生。毛先生是湖南湘潭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而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此次系专为考察农运而回来的。我们在开幕的时候，即电请毛先生回湘，对于大会加以指导。现在毛先生已回来，我们非常欢喜。第二位是农民国际的代表卜礼慈先生。现在毛先生已到，即请毛先生出席演讲。”
毛泽东在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发表了演说。他说：
“我去湘仅1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120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位同志努力的结果。”
“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或者是要发展工业、商业或教育事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的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售，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畅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现在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于工业商业，就是因为农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对革命，而中国学生尤多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譬如一座3层的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农阶级，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的，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现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只有将农民的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毛泽东的演说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在长沙农民代表大会进行期间，毛泽东又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还参与了“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见到了正在长沙参加湖南省妇代会的小妹毛泽建。兄妹两人已有一年多未曾见面，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
早在1925年冬，毛泽建已经与在湘南学联活动中结识的湖南省立第3中学学生、共产党员、湘南学联负责人陈芬结为革命伴侣。1926年夏，北伐军开进衡阳，毛泽建受党组织派遣，离开了女三师，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到衡阳县北乡集镇的集兵滩农民讲习所工作。毛泽建在集兵滩农讲所讲授了《共产主义浅说》，辅导学员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队，斗争土豪劣绅。她曾经自豪地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和太阳一样红红烈烈，光明普照。”为此，毛泽建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毛日曦。毛泽建已经成了拯救农民兄弟逃出苦海、谋求解放的农运的女领袖。她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创办了湖南省“模范农协”之一的神皇山农会；智擒了劣绅钟云楼，大长了农民志气，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她发动妇女冲破禁锢妇女的族法族规，走向解放道路。在毛泽建的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集兵滩展开了。
毛泽东听了妹妹的汇报，看着这个昔日柔弱的“菊妹子”，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农民运动女斗士，感到十分欣慰。同时，他又对国共两党内出现的那些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深表忧虑，对压制农民运动的反革命行径和共产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无比愤慨，预感到未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便郑重地对毛泽建说：
“农民协会一定要有自己的梭镖和枪杆子！要敢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毛泽建听了三哥的话，深受启发，也觉得只有把农民武装起来，紧紧握住梭镖枪杆子，才是未来革命的唯一出路。
12月27日，长沙农民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典礼，毛泽东应邀在典礼上作了关于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他说：
“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
毛泽东肯定了湖南农民运动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必取的手段。”他严厉驳斥了“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能闹事”的反动论调。他说：
“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加租加息，难道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就是‘闹事’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边的人，就是破坏革命的人。”
毛泽东还强调了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他说：
“单纱很容易断，可是纱多了，合成一股，系上一块大石头也断不了。”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会议推举易礼容为委员长、周谷城为顾问。
此时的周谷城是省农讲所的讲师，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农村经济的文章，运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研究了租谷问题。
大会还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乡村自卫问题决议案》、《地租问题决议案》等40个决议案；大会还发表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这些决议案“大体还算切实”。
12月28日，长沙《大公报》报道说：中央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拟于日内分赴湖南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10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部决定派戴述人偕往，并请毛泽东将湖南方面所要调查的6项内容会同一并考察。
在下乡考察前，毛泽东应湘区委书记李维汉的邀请和协助，将农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留下来，继续办了几天短期训练班，提高他们的政策和策略水平。
毛泽东在训练班连续做了3次关于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的报告。他鼓励共产党员要多做社会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后来向中央报告说：“弟作了3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欲知毛泽东在湖南如何考察农民运动，且待下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的序言以及为中共中央农委起草的《目前农运计划》，后人不可不读。在这些文献里，既可以看到诗人的浪漫情怀，又可以看到政治家、军事家的博大胸襟与登高望远的预见性之高妙。在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中，别说是那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就是在共产党内，又有哪一位领导人堪与其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