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要发动广大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土豪劣绅，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话说在1926年3月23日上午，郭沫若由上海抵达广州。他是由瞿秋白推荐，应聘到广东大学就任文科学长的。

郭沫若，乳名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1914年，郭沫若赴日学医，后攻读文学；1924年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文学。

郭沫若在先期到达广州的成仿吾陪同下，如约到林伯渠家拜访，不巧林伯渠刚刚出门去了，正在等待间，毛泽东也来到了林伯渠家中。他和郭沫若、成仿吾是首次见面，彼此寒暄一番。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的情况，还特意介绍了“中山舰事件”后广州的局势。正谈论间，林伯渠回来了，众人重新施礼问候。毛泽东又与林伯渠谈了一会儿政务，见时间不早了，就起身告辞。

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初次接触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后来他在《创造十年续编》一书中写道：“到了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见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

1926年春，毛泽东因第6届农讲所还未开办起来，便和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一道应邀到广东大学专修学院担任讲师。他的授课时间是在晚上，为专修学院的公务人员、小学教师和店员们讲课。

3月末，沈雁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离开广州去上海。他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嘱咐他说：

“上海《国民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

沈雁冰应道：

“好的，我努力去办。”

后来，沈雁冰在上海努力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落实办报的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未能成功。大革命失败后，他为形势所迫，曾一度流亡日本。尔后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茅盾为笔名发表的著名文学作品《子夜》，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且说在3月底，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第6届农讲所预备学员陆续到了广州。

3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林伯渠在会议上报告说：

“农讲所经常费7980元，经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交政治委员会委员开会提出讨论，结果交预算委员会审核。”

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力促预算委员会尽快通过此项经费。“现在国库虽然支绌，但亦须设法筹措，当与军费同其重要。而且，实际上各省学生已陆续到粤，无法缓止，应由部函预算委员会从速决定。”

毛泽东提出了3项议案：一是改变广西学员原招生办法；二是“委任高语罕同志为农讲所政治训练主任”；三是因“农民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

会议讨论了以上议案，全部议决通过。

会后，毛泽东参照彭湃、阮啸仙等人创办农讲所的经验，根据目前革命斗争需要，对第6届农讲所学员的入学条件作了明确规定：

1、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思想者；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有勇敢奋斗精神；5、不招女生。学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符合上述条件者，方能录取。

他为了把学员培养成既有革命理论又有斗争能力的干部，特聘请了15名政治理论素养高、踏实肯干、又具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教员到农讲所授课。其中的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人是广东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赵自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军事运动的领导人。还有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如周恩来、萧楚女、彭述之、陈启修、恽代英、李立三、张秋人、陈公博、罗绮等。

李立三是在安源大罢工后被党组织派往武汉、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冬，他曾到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他将在农讲所主讲《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

恽代英将主讲《中国民族革命史》。

毛泽东听说在一师附小时的同事周谷城与其学友徐鸣鸿来到了广州，下榻在越秀酒家，便先后两次到旅馆去看望他们。毛泽东在和周谷城谈话中想让他留在广州农讲所教书，他说：

“周先生可以留在这里教书。反正书都是要人教的，在哪里都一样。”

周谷城说：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事我还没有辞去。”

毛泽东说：

“你留在这里，一师的问题好解决。”

周谷城谢绝了毛泽东的邀请，在广州停留两个星期就回湖南了。

不久，毛泽东接到了许志行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曾在暑假期间到上海参加宣传工作，回到学校后又在学校里闹革命，因此一到寒假就被学校开除了。

毛泽东马上给许志行写了一封回信，邀请他来到广州，把他安排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

1926年4月5日，毛泽东应广东省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青年训育员养成所之邀，开始在养成所为学员们讲授《农民问题》这一课程。

4月间，第6届农讲所开始举行学员入学考试。毛泽东在番禺学宫大成殿担任主考，并亲自主持了面试工作。

这次考试原计划招收学员300人，因要求入学的人特别多，就加收了16人。

4月下旬，第6届农讲所发出录取通知书，要求被录取学员于5月1日到广州报到。

后来在6月份，第6届农讲所又应多个省份的要求增收了11名学员，共计327人，成为历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多、来源最广的一届。他们来自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奉天等全国21个省区。其中，广西有40人，湖南有36人，是学员人数最多的省份；毛泽东特别注重的鄂直鲁豫4省，也有22人之多。

且说1926年5月3日，第6届农讲所全体学员身着灰色军装，在广州市中心的番禺学宫大成殿举行开学典礼。

番禺学宫原是明清两代培养封建士大夫和祭祀孔子的地方，如今那高大宽敞的大成殿的墙壁上却挂上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的画像，柱子上贴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农民运动万岁”、“打倒军阀列强”的标语。讲台是用杉木和竹片搭成的，台上摆放着几十套杉木长桌和长椅。

出席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青年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文科学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还有共产党员彭湃、彭述之等人。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主持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报告，介绍了第6届农讲所的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况。

典礼结束后，因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需要借用番禺学宫开会，农讲所就只好延迟至15日正式开学。

5月5日，毛泽东组织农讲所学员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108周年大会。

毛泽东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农民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的演说。全体农讲所学员参加了旁听。

此前，毛泽东鉴于农讲所教务主任陆沉未曾到职，便让专职教员萧楚女代理了教务主任一职。萧楚女在毛泽东指导下，将农讲所的日常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他按照毛泽东制订的教学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的原则，设置了包括新的卫生课在内的25门课程。在这25门课程中，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课程就占了8门，有毛泽东的《农村教育》、《中国农民问题》；彭湃的《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瞿秋白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周其鉴的《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韦义光、蒲良柱的《农业常识》；于树德的《农村合作概论》。后来又安排罗绮园解说了《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关于中国历史和国民革命方面的基础课程安排，主要有陈公博、陈其瑗的《三民主义》；甘乃光的《中国国民党史》；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彭述之的《中国政治状况》；陈启修的《中国财政经济状况》、《苏俄状况》；恽代英的《中国史概要》；毛泽东的《地理》；李立三的《中国职工运动》；还有郭沫若的《革命文学》。

毛泽东住在农讲所东耳房的一间小屋里。这里原是番禺宫的更衣室，只有10平方米，摆放着几把木椅和一个办公桌，既是他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白天，他为农讲所的各项工作奔忙，晚上，常常伏案疾书，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就睡在两条长凳架成的单人硬板床上，床上铺着陈旧的草席和白床单，没有蚊帐。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土产竹箱，里面盛着衣物，竹箱上面就成了他的竹书架，堆放着书报杂志，还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时期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足以能够使他写出农讲所课程中一门课时最多——23课时的《中国农民问题》讲座。

毛泽东就在这样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小东耳房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学员们看到东耳房里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熄，都十分感动。

5月15日这天，是第6届农讲所正式开学的日子，同时也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开幕的日子。

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出席了二届二中全会。

全会由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3人组成主席团，蒋介石为主席团主席。他端坐在主席台正中央，成为二届二中全会的主持者。

蒋介石在讲话中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共产党。关于召开二届二中全会的原因，他说：“自从先总理逝世之后，本党内部，日益纠纷，一般跨党党员，时有轨外行动”，“反客为主”。他并宣布：全会的主要议题和任务就是要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

随后，由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9人向全会提交了一个《整理党务案》，除了提出4项原则外，还提出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之后，蒋介石又单独提出了一个国共“协定事件”八条提案，其主要内容是：1、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之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2、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3、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4、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5、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6、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7、国民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8、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上述第6条中所说的处理两党纠纷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在该提案中规定由国民党代表5人、共产党代表3人组成。国民党已事先推选出了他们的代表：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吴敬恒、顾孟余，而共产党的代表却迟迟未能选出。

蒋介石何以能够如此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矛头直指共产党呢？诸君有所不知，此前有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都是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3人讨论商定的。蒋介石在密谋策划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前，已经将《整理党务案》的内容告知了鲍罗廷、陈独秀，陈独秀当即表示反对，但他在鲍罗廷的打压下，再次采取了妥协的态度。鲍罗廷还派张国焘、谭平山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案》决不反对。为了在党团会讨论中顺利接受《整理党务案》，鲍罗廷、陈独秀特派彭述之、张国焘二人在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导中共党团讨论此案。

5月18日，蒋介石等人在全会上提出改变国民党中央领导体制的《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

5月20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

此时，中共党团还在讨论《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证明说，《整理党务案》不能接受，有人问他不接受又该怎么办？他却说大家讨论好了。在有人提出否定该案的意见时，彭述之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也不行，那也错误。因此，中共党团从开始到22日，讨论了7天，意见仍未统一。最后张国焘只得拿出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坚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他仍然坚持主张“坚决顶住”。

5月22日，《整理党务案》在全会上付诸表决，毛泽东、恽代英等一部分共产党人都没有举手。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对《整理党务案》一致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尽管如此，《整理党务案》、国共“协定事件”八条这两个提案在文字上略作修订，并分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及《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被全会顺利通过了。

彭泽民因为气愤之极，手足震颤，说不出话来了，便跑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嚎啕大哭起来。何香凝义愤填膺，拍案顿足，含泪控诉蒋介石等人说：

“中山先生逝世不足15个月，尸骨未寒，你们这班不肖之党徒为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竟采用这样的手段，这是反共、反对联俄，这是对工农不利的行为。”

柳亚子也满腔激愤，有许多话要说，可他一急躁起来，反而说不出话来。他从小说话就口吃，因此被人称为“哑子”，长大了之后他就索性改名为“亚子”。当何香凝痛骂右派时，他就拼命地鼓掌助阵，表示支持何香凝的意见。

柳亚子，初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人权，字亚卢，亦作亚庐；再更名弃疾，字亚子。1887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一个世代书香的文学家庭，早年读私塾，16岁中秀才。1906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12年1月，任临时大总统总统府秘书，到职3天后，因病辞职。1926年1月，柳亚子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毛泽东是在这次二届二中全会上初识柳亚子的，他们在会议的论辩之余，一起品着都不太习惯的苦涩难咽的闽南“功夫茶”，纵论国事。毛泽东曾经向柳亚子提出建议说，由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拟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的《国民日报》的主笔，作为与右派出版的《民国日报》相抗衡的“舆论阵地”。柳亚子在会议期间曾私下向恽代英提议说：雇人谋刺蒋介石！恽代英感到柳亚子的提议“令人可骇”，认为那是一种“过激”的行为。柳亚子的建议没有引起共鸣，便借口家中来电说母亲病重促归，不等会议结束就离开广州。他的举动，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全会推选谭延闿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推选半身不遂的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则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长。

会后不久，毛泽东宣布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林伯渠辞去了常务委员会秘书、中央财政委员、农民部长职务，谭平山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组织部长职务。

蒋介石随即把他兼任的组织部长一职让给了他的义侄陈果夫，又让老政客顾孟余当了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当了中央党部的秘书长。

1926年6月3日，毛泽东第一次给第6届农讲所学员们讲授《农村教育》课。《农村教育》学什么？学员们一时还不清楚。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

“农村教育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教育是讲《三字经》，讲孔孟之道。”

他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着：天子重贤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写完了，他问大家知不知道这几句话？学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知道。”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很少，‘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5%，‘下品人’却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上品人’都是有钱人、闲人，不做工有饭吃；‘下品人’都是穷苦人，整天做工却没有饭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农村中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一个是被剥削阶级。‘上品人’就是剥削阶级，‘下品人’是广大劳苦农民大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我们进行农村教育，就是要教育‘下品人’，要发动广大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土豪劣绅，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讲课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感人，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阐述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学生很爱听。他在教学中还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堂，发挥学员们的主动性，使他们受益匪浅。在学员们看来，毛泽东平易近人，能密切联系群众，喜欢在课余时间和学员一同散步，了解学员家乡的情况，交流思想，磋商问题。学员们都说“他有的是强烈的求知欲，有的是甘当小学生的谦逊态度而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所以同学们都乐意接近他”。

50多年后，学员王首道还深情地回忆说：“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我仿佛还看到那东耳房里的耀眼灯光，透过窗台，迎接着东方拂晓的晨曦，指引着出发操练的学员队伍勇往直前。”

代理教务主任、专职教员萧楚女也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又富有教学经验，学员们说他是一个品德高尚、修养好、努力负责、热心教育的良师益友。

毛泽东和萧楚女为了加强对学员自学能力的培养，还开展了“授课以外之理论研究”，方法是发给学员一些基本的书籍，“凡重要书籍，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卷，限期交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若干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理论研究颇不小。”

毛泽东为培养学员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十分重视对他们的军事训练。他对学员们说：

“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就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

他还说：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

第6届农讲所设置的军事训练课，在4个月的短训中就安排了10个星期的时间，累计128课时。训练的项目有：队列操练、持枪、刺杀、瞄准、实弹射击，还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森林山地战、村落战的训练及夜间演习等等。

全体学员为1个总队，分为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为3个区队。设置总队长1人，中队长2人，区队长6人。让学员们“在学习期间，过着艰苦紧张活泼的军事生活”，为他们日后从事复杂而艰辛的农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员王首道后来回忆军事训练的情况说：“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1个总队，两个中队，6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后任第5届农讲所的军事教官，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带领我们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每天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5分钟内就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训练。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除训练外，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

再说6月23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纪念沙基惨案1周年。这一天，毛泽东带领着全体学员冒雨参加全市大游行。回到农讲所后，毛泽东又冒着大雨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催人奋发。

1926年7月9日，北伐军在广州召开誓师大会，发表“北伐誓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

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他的随行人员主要是以加伦将军为首的顾问团，此外还有北伐军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等。

此次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中最大的3个派系：一是占据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二是占据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三是占据京津一带和东北3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北伐军的主力是以代军长何应钦指挥的第1军为右路军，从东江潮汕进攻福建、浙江一带；以谭延闿率领的第2军、朱培德率领的第3军、张发奎率领的第4军（原军长是李济深）、程潜率领的第6军、李宗仁率领的第7军为左路军，从北江出韶关、大庾岭，进攻湖南、江西一带。

左路军浩浩荡荡出了韶关，得到沿途农民的热情支援，出现了辛亥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盛况。

毛泽东为了加强与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6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贺龙的联系，委派他的同窗好友、共产党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陈昌，去找贺龙共同商讨在北伐中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

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的一个农民家庭。七八岁时，祖父祖母送他到本族私塾读书，并为他起名贺平轩，希望他“平步青云，气宇轩昂”。洪家关素有“武术之乡”之称，贺龙祖先“能文能武”，因之他在少时亦习拳练武，被称作洪家关的武状元，有“父子公孙十秀”之称。

毛泽东并不认识贺龙。可早年在长沙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到了有关贺龙的故事，说是湖南桑植县有个贺龙，14岁就做了小骡子客，以与乡友结伴赶马驮运盐巴、茶叶、木材为生，1916年组织农民起来造反，响应蔡锷讨袁护国，手持两把菜刀，率领21名青年，夜袭芭茅溪盐局，杀死税警队长，夺得12支枪，成立了护国军独立营，占领县城，开仓分粮，使广大饥民度过了春荒。毛泽东认为，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农民起义军英雄。

此时的贺龙是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都在积极争取的对象。贺龙的应对办法是让国共代表各自讲一讲对时局和祖国前途的见解。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共产党的主张好！

陈昌受命找到贺龙，说明了来意。贺龙虽然未曾与毛泽东谋过面，可对毛泽东的名字和事迹却早已熟知。那还是在1916年及其以后，他们县里有学问的人就常常说毛泽东与青年或学生讲话，诲人不倦，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他对毛泽东十分崇敬。陈昌与贺龙的一番交谈，促使贺龙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他表示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欢迎共产党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

后来，陈昌在1927年任国民党水口山市党部书记。1929年春赴上海工作，年底奉命去贺龙开辟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不幸于途中被捕，于1930年12月23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牺牲。毛泽东得知陈昌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同宋任穷谈话时，对陈昌评价很高，称赞他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毛泽东收到陈昌的女儿陈一元写给他的信后，亲笔给这个称他为舅舅的陈一元写了复信，勉励她进步并照顾好母亲毛秉琴。毛泽东还汇去了300元，作为她们的生活补助。这是陈昌烈士的后事，笔者不得不在此做一交代。

欲知北伐战争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新军阀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陈独秀事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却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训斥和打压，被迫执行了退让方针，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一伙人。毛泽东、恽代英等一部分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无论再怎么反对，也是无济于事的了。何香凝拍案怒骂，柳亚子拼命鼓掌，彭泽民跑到孙中山遗像前嚎啕大哭，那些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执行妥协退让方针的共产党员们不感到汗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