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毛泽东在1923年离开湖南以后，二人就再没有机会见面。罗学瓒从那时起，担任过湘区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务。1925年冬，他以党组织特派员身份，来到醴陵县从事农民运动，不久便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醴陵地方委员会书记职务，公开身份是县立开联女校和县立中学的教员。到北伐战争前夕，他在醴陵全县各区建起了党支部，并成立了44个基层秘密农民组织，会员多达1.7万余人。
从1月28日开始，罗学瓒在县城多次召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向毛泽东汇报醴陵的农民运动情况。
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个大土豪叫易萃轩，是个有名的“乡里王”。农民运动刚刚开始时，他拼命反对；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后，他便伪装开明，拼命巴结农会。乡农会挂牌那天，他是又送猪又送谷，还给农会送来了一块“革故鼎新”的金匾。毛泽东听到这一情况，提醒农会干部说：
“土豪劣绅表面上投降农会，实际上还暗中同农会作对，不要上他们的当，要加紧做政治斗争。”
此时，毛泽东住在老同学刘能师的家里。刘能师又名裕挚，号景荣，生于1889年。他与刘能师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8班读书，情同手足。老同学相见格外亲切，春节已经临近，刘能师邀他写几副对联，他便兴致勃勃地提起笔一气呵成，写出了3副对子：
其一：过乱世新年，何分贵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其二：一年好景随春到；三亿苍生盼日升。
其三：资水入湘江，涌入洞庭归大海；天情怀众庶，长怀国运救中华。
这三副春联不仅切时，切景，切情，而且像日月星辰一样珠联璧合，自然地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心目中的伟大理想抱负。
1927年2月1日，毛泽东在罗学瓒陪同下步行十几公里，来到醴陵南乡东富寺。农会干部向他汇报说：
“东富寺30几个菩萨都给农民和学生烧掉了，有两个名叫‘包公老爷’的小菩萨被一个老农民抢走了，他嘴里还嘟囔着‘真造孽’。”
毛泽东说：
“破除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之类的东西，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的。我们现在生硬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反而会给土豪劣绅造成农民协会‘不孝祖宗’、‘欺神灭道’的口实。”
东富寺农会为欢迎毛泽东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广大农民要坚强地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为了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指着东富寺的围墙说：
“这墙是用三合土筑的。三合土中的沙子是散的，可是加进黄泥、石灰，用水合拢，干固以后，就是用羊角耙也挖不进去了。”
2月2日，毛泽东离开东富寺，经龙凤庵到渌口考察。尔后他便告别罗学瓒，向长沙县进发。
就在这次分别以后，毛泽东和罗学瓒又中断了联系。罗学瓒曾先后担任过湘潭工委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等职务。1929年4月，他在杭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8月27日英勇就义。两位挚爱的老同学、老战友谁也不可能想到，他们这一次分手竟成永诀。
且说在2月4日，毛泽东在长沙县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考察。因为早在1927年1月16日，湘、鄂、赣3省党部已经联合推选他和湖南的陈克文、周以栗，湖北的陈荫林、张眉宣、陆沉，江西的王礼锡、袭式农，共8人组成了武昌农讲所筹备处，并将农讲所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此时急需他回去主持工作，所以原计划中还要考察的几个县就不能去了，便结束了考察活动。
2月5日，毛泽东返回到省城长沙。
此次考察，他不辞辛劳，在32天中行程700多公里，广泛接触了农民群众和有经验的农民干部，普遍走访了农、工、青、妇各种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和负责人。他每到一地，总是认真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座谈会，全面听取汇报。他根据事先列出的调查提纲，一边提问，一边记录，并回答那些农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从来不摆架子，始终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向群众和干部请教，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
在整个考察中，毛泽东看到农民们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有的农民敲着铜锣，押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被关进了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看到农民为了禁赌，“烧了一担麻将牌”，感到很开心；看到轿子被砸，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因为农民们是“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还注意到，现在的农民们甚至包括孩子们，都已经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念。他曾看到在玩耍打闹中的孩子，一个被惹得生气了，就跺着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还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个乡绅吼道：“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吗？”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顾不上休息，将考察醴陵、长沙两县的情况向湘区委员会作了详细介绍。他还对湘区委员会在农运政策和处理实际问题上的某些错误，提出了批评意见。
原来，湘区委员会由于受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影响，过分地看重农民运动中出现的个别问题，曾发出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甚至还开展了所谓的“洗会”（即清洗农会中的“不良分子”）运动。
湘区委员会听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表示完全接受。后来，他们在1927年2月间向中共中央递交的《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检讨说：
“我们自认为，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区乡农村执行委员，几乎不自觉地站在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觉，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统治。可以说，此时，已改变了前一个阶段认为农运过左和纠正农运过左的观点和做法。改变了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再说徐特立听说毛泽东已经回到了长沙，便来见他。徐特立谈起了自己在老家五美乡的观感，他说：
“没有见过不识字的妇女和儿童这样伟大。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起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孙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毛泽东也向先生介绍了他32天的考察活动。徐特立深有感触地说：
“我原以为人民大众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我的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教育，一小部分用来帮助学生，结果失败了。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农民运动一起来，我才知道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
2月12日，毛泽东在杨开慧的帮助下，已经整理好了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5县调查获得的大量材料，便辞别杨开慧，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带着一种新的感受，一个人先行离开了长沙。
2月13日，毛泽东回到了武昌，住入在都府堤41号。这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为他安排的原属于一个商人的一栋别墅。这栋别墅虽然邻近街道，但它那厚厚的灰色砖墙却也隔离了大街上的喧嚣声。别墅里有两间卧室，一间是毛泽东的，另一间安排给了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毛泽东除了这一间卧室，还有一间书房。他就是在这间书房里最终完成了一篇历史上最著名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2月16日，毛泽东就视察湖南农民运动一事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简要的信，报告了他的考察行程；并说明了他的基本观点：
“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
毛泽东认为，党在目前的农运方针政策应该调整并且做到：“1、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2、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3、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于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于共同负责建设一个联合战线。”
他还对今后的农运方针政策提出了10点建议，其主要内容是：
农民运动分为3个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立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过渡到第三时期。万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三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
“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农协万万不可请求政府或团防去拘捕所谓‘痞子’，只能提出‘农协整顿纪律’的口号，自己去整顿那下级农协的‘少数不良分子’，否则没有不减损农民的志气增长地主的威风的。”
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是土地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千百万贫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在继续高涨，他们迫切要求进到这“别一个革命”，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抑制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住的。现在是群众向左，而我们党在许多地方却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无论如何，党目前“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农民运动发展的县应成立地方组织。
毛泽东在信的末尾写道：
上述意见，只是“举其要目，详细情况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笔者注）。”
2月下旬，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也从长沙来到了武昌都府堤41号，与毛泽东团聚。
此时的杨开慧正怀着第3个孩子，快要分娩了，身体非常虚弱，身边的两个小孩还需要照顾，可她依然坚持着夜以继日地用蝇头小楷帮助毛泽东誊抄手稿。毛泽东改一遍，她就工工整整地抄一遍。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很快就完成了洋洋洒洒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考察报告》开篇中满怀信心且明明白白地预言道：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选择罢了。”
毛泽东充分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热情赞颂农民运动“好得很”，强调了贫农的伟大作用；痛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及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动谬论，同时也驳斥了那种认为农民运动“过火”的错误观点。他写道：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又在结尾部分用《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嘲笑国共统一战线内部以蒋介石、张静江为首的右派之流，他们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毛泽东写道：
“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寄给了中共中央，可是陈独秀却反对毛泽东的观点，拒绝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毛泽东只好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抄寄给湘区委员会机关刊物《战士》周刊。湘区委书记李维汉也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有不同看法。他后来曾在《回忆与研究》一文中说到了这件事，他说：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和给中央的报告大纲，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的分析上，不能不带有当时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着某些不足。譬如：1、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3、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
李维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27年3月5日的《战士》周刊上只刊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部分章节。
瞿秋白却十分赞赏毛泽东的观点，对陈独秀拒绝刊登《考察报告》的做法非常气愤。他对宣传干事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是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几十天的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1927年3月12日，瞿秋白不顾陈独秀等人的阻挠，在他参与编辑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部分章节。1927年4月11日，瞿秋白又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交给党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题，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他还为该书写了一个序言，热烈赞扬湖南农民运动和毛泽东的壮举。他写道：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后来，瞿秋白见到从上海来武汉的夫人杨之华，从抽屉里取出3本书，递给她说：
“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
其中的一本书，就是他出版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他还指着这本书非常郑重地向杨之华介绍说：
“这是一本好书，人人都应该读几遍，希望你好好学习。”
这正是：三十二天为谁忙，踏破草鞋多少双？
自古英雄惜英雄，瞿文至今留芬芳。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为推动农民运动而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韶山对乡亲们所说的“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的话，是他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预言。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见性是多么的准确！而他所说的“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又是何等的英雄豪迈啊！后来革命真的成功了，毛泽东并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衣锦荣归。当他再次回到故里见到父老乡亲时，已经是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的1959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