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残杀工农之事实，由此可以说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在秣马厉兵，向革命反扑，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

话说毛泽东在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立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湘鄂赣农讲所的筹办工作之中，着手解决农讲所的校址、经费、招生名额、课程设置、聘请教员以及农讲所的组织机构和章程等问题。

恰在此时，河南一带带有迷信色彩的“红枪会”活动频繁，其组织已经发展到了直、鲁、陕诸省，影响甚大。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讨论农民问题时，推举毛泽东为“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毛泽东奉命前往上述地区进行调查。他发现“红枪会”基本上都是农民反抗兵匪的组织，属于团结、帮助、教育的对象。返回武昌后，他立即向有关方面提出，原定的湘鄂赣3省的农讲所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新需求，主张扩大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招生范围，分配给豫、鲁、皖、直、苏、陕、川诸省一定的学员名额，并吸收“红枪会”内的革命分子参加学习。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由中央创办，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国民党中央农委管理。

国民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1、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委员会报告了筹备经过；2、依照中央决议，将3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央农讲所，农讲所章程根据3省农讲所章程进行修改通过；3、中央农讲所学习时间为4个月；4、农讲所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以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3人为常务委员；5、农讲所学生因事实之需要，除原定600名外，增加200名；6、农讲所经费每月5100元，向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新增200名学生之经费，等预算后亦请中央拨给；7、农讲所先开课后开学；8、农讲所军事编制及军事训练人员，由常务委员拟定报告，本会决定。

农讲所常务委员会决定：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夏明翰为秘书；邓演达因担任着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军政要职，公务繁多，不能经常到农讲所视事，便委托毛泽东主持农讲所日常工作。农讲所另设教务、训导和总务3处，由周以栗任教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柳季刚任总务主任。

毛泽东亲自为农讲所选聘教员和干部，亲自为农讲所制定教学计划，亲自主持招生工作。

农讲所招生简章中要求入所学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革命观点确定”；二、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异想；三、“身体强健耐劳”，“能在农讲所服严厉之军操，到乡间能走远路”；四、中学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五、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招生启事公布后，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青年纷纷写信“要求投考”。

毛泽东十分注重学生的政治质量，对来自乡间从事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优先录取。

他为了把农讲所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对专任和兼任教员的选择十分严格，聘请了许多共产党员来所任教，如瞿秋白、夏明翰、恽代英、彭湃、方志敏、李立三、陈荫林、于树德等，加上教务主任周以栗，都是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其他的教员也都是国民党左派如邓初民、何翼人及训育主任陈克文，还有知名人士李达、李汉俊等。

他给在1926年12月下旬回到长沙时见到的刚从印尼归国的张国基（原新民学会会员）发去一封电报，要张国基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张国基到农讲所后，毛泽东让他帮助教务主任周以栗办事，具体负责接洽教师和编排课程表等工作。

毛泽东一方面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农讲所，一方面兼任着其它一些社会工作。他受主持武汉军校政治工作的恽代英之邀，以政治教官的身份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深受广大学员们的欢迎。他还应邀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上作了《中国各地农民状况》的报告。

1927年3月7日，毛泽东鉴于中央农讲所招收的学员大部分已经到校，只有新增豫、鲁、皖、直、苏、陕、川等地学生尚未入学，便决定让已到学员在武昌红巷13号先期上课，待其他学员全部到所后再举行开学典礼。

3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提案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他在预备会上率先提名恽代英为提案委员会委员。他还针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合开“政治会议”的情况，在预备会上提议说：

“在开全体会议期间，‘政治会议’暂不开会，遇有重大事件发生，应授权主席团全权办理，但须向大会报告。”

毛泽东的提案，目的是要限制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的权力。他这一提议得到于树德等多数人的赞同。大会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通过。

此一时期的蒋介石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意欲篡夺党、政、军大权，建立独裁统治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早在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在南昌召集“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议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武汉迁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暂住，由此挑起了“迁都之争”。武汉地区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说，他说：“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2月28日，湖北阳新县土豪劣绅在蒋介石反革命气焰的鼓动下，纠集流氓打手数万人，闯入县农民协会和工会，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捆绑到县城隍庙，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第二天，土豪劣绅又纠集土匪流氓三四千人，在全县各乡大肆焚掠，制造了“阳新惨案”。3月6日，蒋介石又唆使他的爪牙倪弻等人，暗杀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制造了“赣州惨案”。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共33人。毛泽东是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会议的。

蒋介石以要“迁都南昌，驱逐鲍罗廷”为借口，拒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并向会议“请辞”中央常委和军委主席职务；他还裹挟了一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委委员不参加全会。

这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就在全会上占了多数。共产党员有毛泽东、吴玉章、于树德、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夏曦等10余人，国民党左派人士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友仁、徐谦、彭泽民等10余人。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常务委员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称《农民问题案》。

3月14日，毛泽东等人又联名提出《对农民的宣言案》。

毛泽东、恽代英等7人被大会主席团指定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对农民的宣言案》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3月16日，全会通过了《对农民的宣言案》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对农民的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农民就不能获得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

《宣言》还强调说：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终究没有完成之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农民问题决议案》是对《对农民的宣言》的具体实施纲要，共有10项内容，主要有：立即着手建立区乡自治机关；在区乡自治机关内建立土地委员会；改组乡间武装团体为人民之武力；减租25%；区乡公地及庙产，应交区乡自治机关管理；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改革旧的田税法则；禁止高利贷盘剥。《决议案》要求各地“党部及革命的民众团体立即实行之”。否则，“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

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组织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

3月16日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出面为蒋介石打圆场，在其发表的社论中言之凿凿地声明说：

“蒋介石保证忠于革命的原则，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3月17日，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鉴于武汉军校黄埔同学会受蒋介石操纵日趋反动的情况，在会议上提议取消武汉军校黄埔同学会。他说：

“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学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

恽代英、吴玉章立即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吴玉章说：

“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成。”

会议主席将毛泽东的提议付诸表决，与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

全会在讨论彭泽民关于军事政治学校问题的提案时，詹大悲、吴玉章、恽代英等人都表示同意彭泽民的提案，主张把军校由蒋介石的工具变为国民党的工具，改校长制为委员制。这一提案实际上是要撤销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职务。

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多项限制蒋介石权力、提高党权的决议。如：决定取消此前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开的“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等15人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顾孟余、谭平山7人为主席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