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话说1927年5月13日，驻守在湖北宜昌的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南京方面蒋介石的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表《讨共通电》，发动了反革命叛乱。

5月17日，夏斗寅率部偷袭武汉，进逼距武昌城南30公里的纸坊车站。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主力部队，大多已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激战，无法回援。形势万分危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恽代英建议说，组织“农工及学生两千人，编为义勇队”，开赴前线讨伐夏斗寅。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以武汉警卫团和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为骨干，整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和党代表恽代英率领，开赴前线平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到毛泽东，要他组织农讲所学员协助独立师防御。毛泽东欣然应允，说：

“如果能较好较快地镇压夏斗寅，湖北大致不会出什么岔子。”

他迅即在农讲所学员中选出400余人枪，编入叶挺中央独立师第2团第3营。

中央独立师在叶挺和恽代英率领下，很快就平定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

哪知这一波刚过一波又起，按住葫芦起来瓢。

5月21日晚，驻守在湖南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军第35军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35军军长何键策划下，率部下1300多人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突然发起进攻，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枪支，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叛乱。

湖南各地反动武装得知许克祥在长沙已经动手，便纷纷向工农武装发起进攻。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全省被屠杀的工农群众就有1万多人。因“21日”在电报中的代日韵目是“马”字，故而历史上把从“21日”开始的这一场反革命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生后，陈独秀主张以武力解决许克祥等反革命武装。汪精卫却说这一场反革命叛乱只是一次“军民冲突”。他还幸灾乐祸地讥讽陈独秀说：

“你们在湖南的10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1个团。”

汪精卫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

陈独秀马上改变了态度，向党内发出指示说：目前从政治上考虑，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

5月下旬的一天，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委员、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董必武来向毛泽东紧急求援，请求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增援湖北麻城农民协会。

原来在不久前，从湖北麻城逃往河南光山的一些土豪劣绅和当地地主武装相勾结，结成反革命同盟，对麻城农民协会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制造了反革命惨案。他们还纠集当地的红枪会2000余人，围攻麻城县城，企图一举消灭城里的农民协会和共产党组织。麻城县委特别支部派农民自卫军队长王树声到武昌向董必武汇报。董必武立即召开会议，组织了一个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由王树声做向导，赶赴麻城。委员会到达麻城后，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坚守麻城；经过六七天激战，暂时击退了敌人。红枪会众撤回其北乡的巢穴，伺机反扑。查案委员会成员回到武昌向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感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彻底消灭这一股反革命武装，便来找毛泽东，向他求援。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南街一个书香世家，1903年考中秀才；1914年赴日留学，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他作为武汉小组代表与毛泽东初次相识。

毛泽东和董必武紧急磋商后，立即调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以湖北籍为主的学员300余人，组成学生军，与湖北省政府警卫团3营一起，前往麻城增援，追剿红枪会。

5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以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揭露了蒋介石、许克祥和土豪劣绅反攻倒算的罪行。《训令》中说：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均反对工农运动，并非工农运动果真有“过火”问题。

《训令》同时也承认在农运中“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训令》还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也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制造造谣、挑拨离间的借口。

《训令》号召各地农民协会，为不使反动派借名滋事，捏词诬陷，要“严密农民协会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堡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

5月31日，全国农协及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宴请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毛泽东主持宴会并致欢迎词，他说：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

毛泽东还强调说，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收到了5月30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紧急电令”，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决实行土地革命。2、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5万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3、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专政的政党。4、组织革命法庭，惩办与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

这个“紧急电令”是否可行呢？据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调查，此时湖南有农民协会会员600余万人，湖北有250万人，河南有24万人，陕西有70万人，广东有70万人，江西有38万人。此外，在四川、福建、山西、广西、安徽、热河等省，农协会员也日益增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各省特别是两湖，尚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紧急电令”还是可行的。但一直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陈独秀，在接到“紧急电令”后，却一反常态，说莫斯科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拒绝向全党传达。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也认为，“紧急电令”一时无法执行。鲍罗廷要陈独秀立即复电给共产国际，罗易却以未和政治局商量为由，表示反对，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6月3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人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对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必须“命令讨伐，肃清乱源”。否则，反革命将“日益凶横，愈难制止”，革命的前途就要遭受严重之打击。

6月5日，对汪精卫尚抱有幻想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未和任何人商量，竟擅自将国际电报向汪精卫出示，并给了汪精卫一个副本。他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领导人中唯一设法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汪精卫看到电报，大吃一惊，立即召集心腹，商量对策。接着，汪精卫以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紧急电令”为借口，在武汉中央政治会议上作出决定：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的全部职务，驱逐回国。

后来在6月22日，共产国际以罗易将这份“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看而“犯了一个组织性错误”为由，决定将其召回莫斯科。

就在6月5日这一天，国民革命军第5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转向了反动，在江西公开叛变革命。他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以“礼送”方式，驱逐142名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出江西；同时，捣毁了工会、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