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
话说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就中国问题发表了演说，批驳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分裂的危机“不可避免”的警告，公开赞扬和支持蒋介石。他说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他还说：
“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议会，为什么要搞政变？……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
4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自3月下旬以来的多次指示，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汪精卫联名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史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称：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宣言》中还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
汪陈宣言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蒋介石，成为“四一二”大屠杀的导火索，而且还从思想上解除了共产党人的武装，使全党在危机面前完全处于无戒备状态。
4月6日，占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搜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大使馆避难的共产党北方区书记李大钊及夫人赵纫兰，还逮捕了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和路友于、张挹兰（女）等，共60余人。
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等13人，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就职视事”。通电中说：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誓立于革命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做最后的斗争。”
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决定于5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临时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农协。
1927年春，周谷城来到武汉，住在黄鹤楼附近一个叫“一枝栖”的廉价小旅馆里。毛泽东前去看望他，一进门便关切地问：
“周先生，你为什么住了这样的旅馆？”
周谷城说：
“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
周谷城拿出他在湖南省农讲所时撰写的一篇题为《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的讲稿，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阅后说：
“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应该在报上发表。”
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周谷城的文章发表在了《中央日报》副刊上。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赏，要周谷城到他组织的河南前线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去当秘书，周谷城以自己体弱、胆怯、痔疾等由婉言推辞了。毛泽东说：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
周谷城知道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很爽快答应了。毛泽东交代说：
“明天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要开会，你先到那里去一趟。”
第二天上午9点，周谷城来到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外的接待室，坐在那里等候，一直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毛泽东出来了，对他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周先生明天就可以到全国农民协会来上班。”
就这样，周谷城在全国农民协会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努力工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周谷城与在中央农讲所担任秘书的夏明翰也来往密切，关系极为融洽。
4月12日，毛泽东出席邓演达主持召开的第2次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就在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何以会在上海先动手？原来早在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在杭州方面的北伐军抵达上海附近龙华的有利条件下，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到22日下午6时，工人武装攻占了统治上海的直鲁联军的全部据点，控制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各个地区，取得了第3次武装起义的完全胜利。众所周知，蒋介石早年曾混迹于上海滩，如今眼看着大上海落入共产党人及工人阶级之手，他岂肯干休？于是便唆使黑恶势力挑起事端，在谎言掩盖下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地挥舞起了屠刀。
再说4月12日这天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首先发出政变信号，然后由杜月笙组织的“中华促进会”流氓武装，袖佩白色“工”字臂章，浩浩荡荡从法租界出发，分别向驻守在南市、闸北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上海总工会等处发动突然袭击。驻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工人纠察队，对流氓武装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杜月笙见他的流氓武装攻不进去，就借来了一门小钢炮，硬是轰开了图书馆大铁门。
正在此时，蒋介石事先安排好的原孙传芳旧部周凤岐的第26军的部队突然出现了，团长邢振南对工人纠察队喊话说：“我们是来调解纠纷的。”军队闯入大门后，将工人纠察队全部缴了械。与此同时，驻守南市、浦东和吴淞的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的1700支枪，也被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段全被缴去。
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当天宣布说：“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殊属妨碍地方安定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
上海总工会当即发出通电抗议。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在青云路广场举行10万人抗议集会。会后，群众结队到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当他们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周凤岐部的枪击。请愿群众当场死亡100多人，伤者无数。
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封闭了上海特别市政府。
4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到15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余人被杀害，500余人被捕，5000余人失踪。
4月14日这一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说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15日凌晨，李济深在广州部署反动军警，向工农团体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20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100余人被杀害。著名共产党员邓培、萧楚女、熊雄、刘尔崧、李启汉、毕磊遇难。
此后，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和广西等蒋介石统治的地区，也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大屠杀。
就在这腥风血雨中，毛泽东的六弟毛泽覃被迫偕同妻子周文楠离开广州，向武昌转移。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覃的发妻叫赵先桂，他们在1924年结婚，婚后不久因工作需要，两人各奔东西，就此断了红线。赵先桂于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回国，先后在湘乡和洞庭湖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赵先桂到山东担任了山东省委秘书职务，改嫁省委宣传部长裴光。1932年她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旋被杀害于济南。
周文楠是毛泽覃的第2任妻子，又名周润芳、周旬年，于1910年11月出生在长沙一个官宦之家。其父周模彬在清朝曾任过知县、知州。周文楠成年后，和母亲周陈轩一起背叛了封建家庭。1925年，周文楠和母亲及同父异母的哥哥周自娱在长沙小吴门松枝园1号家里，协助党组织收藏、保管和传递共产党的机密文件，毛泽东兄弟3人和郭亮、夏明翰、萧三都到过周家，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周自娱比继母大几岁，比毛泽覃年长近30岁。他早年中过秀才，后来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是一位很有身份的饱学先生。周自娱见毛泽覃气宇轩昂，言行举止从容，落落大方，对妹妹和毛泽覃的相爱深表赞许。1926年7月，周文楠和母亲一起到了广州，在母亲的操办下，周文楠与毛泽覃完婚。
再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立即将中央农讲所师生们动员起来，每天都分成小组，打着红旗，带着写好的传单、标语，深入街道、农村，发表演说，表演戏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残杀农工的罪行。同时，他们的军事训练每天增加到4小时。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布《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委任唐生智为副总司令；命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捕获蒋介石，将其按反革命惩治。
以“左派领袖”自居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高调反蒋，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4月18日，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宣布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并将毛泽东、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193人的名字，列入“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中。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2次北伐誓师大会。
此时武汉政府统帅下的部队是第2、第3、第4、第6、第8军，还有冯玉祥的西北革命联军；其中除朱培德的第3军动摇于南京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之间外，第2、4、6军战斗力都比较强，特别是第4军，被称之为“铁军”，而第8军则是兵员最多的一个军，拥有10个师之众。
唐生智率部开往河南，与冯玉祥一南一北夹击奉军。
后来在5月间，第4军与贺龙的第15师在河南信阳、漯河一带，打垮了张学良所统率的奉军主力第3、第4方面军。是役，共产党人领导的第70、71、73、74、77团，起了重大作用；其中26师7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身负重伤，坚决不下火线，最后壮烈牺牲。
再说在4月19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中央各委员、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各省区党部的负责人，以及军队的军、师长、政治部主任，还有苏联顾问2人。
扩大会讨论的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和方法；农民政权问题；佃农保护法；处分逆产条例；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多次发言，他说：
“应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只有废除一切阶级剥削，才能解除农民的痛苦，才能使广大农民为革命勇敢作战。”“农村政权的建立应分两步，革命时期，权力归农会；革命过后，实行乡村自治。”
会议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分歧很大。汪精卫、何键等人以保障革命军人利益为旗号，企图保护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军阀的土地。毛泽东则发言说：
“革命军人无土地的，应在革命战争终了复员以后，由政府分配土地。”
夏曦鉴于军人有土地保障条例，提出应规定保障佃农条例。毛泽东支持夏曦的意见，还提出要免减佃农的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