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安源王新亚的第2团也正在按照前委的部署攻打江西萍乡，同样不顺利，激战一天也没有攻下萍乡县城。王新亚得知宜春之敌又赶来增援，眼看夺城无望，便决定放弃萍乡县城，改攻老关。
9月12日，毛泽东率第3团乘胜前进，直扑浏阳东门市。部队在离东门不远的十二墩，与敌军接火，击毙其排长1人。东门守敌闻讯，立即向达浒方向逃去。第3团顺利地占领了东门市，立即进行革命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反动团总赖南秋、反革命分子赖宴初，尔后将他们就地处决。
9月12日，王新亚也率领第2团占领了老关，乘胜扑向醴陵。他们与醴陵的农民军会合后，兵分3路，攻打县城，旋即破城占领之。
9月13日，王新亚等人在醴陵成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也相继恢复。王新亚得知敌人正调集重兵向醴陵取包围之势，企图围歼工农革命军于醴陵县城，便决定改变由醴陵取道株洲进攻长沙的计划，转为经浏阳攻长沙；于次日晨率领2团主动撤出醴陵城。
9月14日上午，浏阳东门市败逃达浒之敌经过休整，向东门市反扑过来。此时，由于第1团在长寿街严重失利，已退往平、浏边界，使第3团的右翼完全暴露，平江之敌也趁机派出两个营迅速向东门市扑来，夹击3团。更为不妙的是，3团中正流行疟疾，指战员们过半数患有疾病，战斗力大为减弱。就在这种敌我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严重形势下，3团指战员们依然英勇抗击两面之敌，一直打到这天下午。
毛泽东为保存革命力量，和团领导研究决定，兵分3路从东门市撤向浏阳上坪。
是日晚，第3团驻扎在上坪一带。第1团派来的联络员到达3团驻地，将第1团在长寿街失利的详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明白了3团受到两面夹击的原因，立即在陈锡虞家召开第3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他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介绍了第1团受挫的情况，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先向铜鼓方向退却，给敌人造成一个退往江西的假象，然后转入浏阳境内，与第1团联络，接应他们一同退往萍乡。
会后，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名义派出联络员，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会合，然后沿湘赣边界“退萍乡再说”。
毛泽东又派人送信到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此时，已知第3团在东门市失利的卢德铭、余洒度，正率领第1团前来协助第3团反攻浏阳东门市之敌，行至中途，接到毛泽东要各部到文家市会合，尔后“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的命令。他们遂率领部队转向浏、铜边界，向着第3团跟进。
9月15日，湖南省委得到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的消息，当晚便决定：停止执行16日举行长沙暴动的计划。
9月16日，王新亚率领第2团顺利地占领了浏阳城。以王新亚为首的部分领导干部在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他们不但疏于设防，而且拒绝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人提出的将部队撤出浏阳城的建议，结果很快便陷入了优势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2团在突围战斗中被敌人打散了，一时间“竟至溃不成军”，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王新亚也从此下落不明，不知所终。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及第1团和毛泽东率领的第3团，先后到达了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
文家市是毛泽东1917年曾经到过的地方。这里的人民群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土地革命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如今他故地重游，看到群众基础很好，心情自然也好了许多。
这一天，第2团的一部分干部战士陆陆续续汇聚到了文家市，毛泽东吩咐3团有关负责人，将他们一一安顿下来。王耀南向毛泽东汇报了安源暴动和第2团失利的情况。
王耀南，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从小在安源煤矿当爆破工，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接受过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人的教育。在安源暴动发动之时，王耀南曾组织20多个爆破工将炸药做成了土手榴弹。反动军警包围了安源煤矿，不少参加过罢工的工人和安源周围的农会干部都隐蔽在矿井下，王耀南和一批爆破工也躲在那里。他们从一条通道转移到安源后山一个地方，刚出矿井就被敌人发现了，情急之下，王耀南的土手榴弹发挥了作用，炸得敌人四散逃命。王耀南和工友们一起加入了第2团的行列，没想到浏阳一战，全团竟溃不成军，折损大半。
也许此时的毛泽东尚不知道，就在9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驻湘代表马也尔的一份报告，立即向湖南省委发出了《关于执行长沙暴动计划问题决议案》的强制性指示信。
原来在9月16日，马也尔得知湖南省委作出了停止长沙暴动计划的决定后，大发雷霆，他于16、17日两次写信给省委，指责省委15日晚的决议“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并要求省委改正指导上的过失，向毛泽东率领的起义部队“赶快下令停止向铜鼓或赣西退却的动作”，“赶快下令重新占据行政中心县份”，“赶快进攻长沙”，赶快实行长沙暴动。不仅如此，马也尔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计划“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说9月15日是“可耻的日子”。他还不顾客观事实夸大起义之初所取得的胜利，声称“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长沙，肯定是能胜利的”，问题就在于毛泽东在湘东没有“勇敢的指导”，“省委先涣散”。他要求中共中央“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此地的工作；中央决议严格地指出省委的决议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派来中央委员实行改组省委。”
于是，中共中央就依据马也尔的报告，发出了上述指示信，指责湖南省委取消长沙暴动计划“是临阵脱逃”。指示信上还说：“长沙暴动虽已不幸地失去很好的机会，但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然尚有希望，此时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决定，特派任弼时“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并查明15日晚省委决定停止16日长沙暴动计划的经过情况，报告中央处理。
后来毛泽东是否收到了中共中央要他立即进攻长沙的这一强制性命令，如今因没有资料佐证，已经很难判断了；而有史料可以证明的是，这一天，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则完全认同了毛泽东早已提出的“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正确意见。
且说9月19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湖南浏阳文家市村头，见到当班值星的陈士榘，自我介绍说：
“我叫毛润之，有急事要找你们卢德铭总指挥。”
陈士榘，原籍湖北荆门，1909年4月出生在武汉市黄土坡新军军营，其父陈午霆曾任新军工兵管带，参加过辛亥革命。陈士榘在大革命中因杀了恶霸地主麻五，被列为“暴徒”，曾遭到夏斗寅部队的追捕，被迫逃到了在武汉市的叔父陈雨苍家里。陈雨苍是留法医学博士、共产党员。在叔父引导下，陈士榘加入了共青团，进入董必武主办的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团校学习，毕业后由组织安排，被编入卢德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2营，与何长工、熊寿祺同班。后来警卫团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团，他便也参加了秋收起义。
且说这陈士榘打量着来人，只见他蓄一头蓬乱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瘦高的身材，走路虽然有点跛，而那英俊而略显疲惫的国字脸上一双大眼睛却炯炯有神。陈士榘猜想，这位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于是就要带他去设在里仁学校的师部。毛泽东却说：
“小同志，你现在值星，不能离岗，找一个同志来，让他带我去见卢总指挥好吗？”
正说话间，3营的杨立三来了。他一见毛泽东就惊喜地叫道：
“润之同志，我们可把你盼来了，卢总指挥他们正等着你哩！”
杨立三回头又对陈士榘轻声介绍说：
“他就是毛泽东同志，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是日晚。毛泽东在师部所在地文家市里仁学校教室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余洒度师长在发言中，仍然坚持前委原定的起义计划，他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认为只要打下长沙，就会有吃有穿，还可以成立政府，委任官员。3团团长苏先骏表示支持余洒度的意见。另有不少人却感到很迷茫，他们说：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难办呐。”
毛泽东听了众人的议论，耐心地向大家分析了敌情变化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我不赞成再打长沙，大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地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只会葬送工农革命军，难道我们非要拼到不剩一兵一卒不成？如若这样，何颜见江东父老？目前，张国威两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守，还有1个团驻守在长寿街，我们就剩这点血本，不能再以鸡蛋碰石头了。洒度兄，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唷！我们现在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以便将来在湘、赣、粤3省任何一省的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以参加。”
毛泽东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说：
“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实在不行，我们就上山当‘山大王’。”
有人不满地嘟哝道：
“什么？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
毛泽东说：
“不，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比如罗霄山脉中段，就是一个好去处，这里地势很好。
你们看，罗霄山脉北段靠近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不好；它的南段，敌人调动比较方便，也不好。中段呢，是湘、赣两省的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实力，革命有可乘之机，我们有回旋余地，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鞭长莫及，而我们一举一动又能影响湘、赣两省的下游，这里的群众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基础较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这正是：投笔初登点将台，鬼门关前几徘徊。
一从平浏失利后，战场便向山村开。
欲知毛泽东的主张能否为多数人所接受，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秋收起义初战失利，实乃受了各种主观、客观条件之局限所致：一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攻占大城市的方针成为起义军的指导思想；二是毛泽东以一介书生投笔统军，既没有实战经验，统领部下又难以如手使指；三是起义军成份太复杂，主力1团违令在先，打乱了前委部署，不能集中兵力攻敌一处，继之又未临敌而内乱，削弱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四是一些军事领导者素质不高，在2团小胜之后即骄傲轻敌，使起义军痛失右臂。凡此种种，以一支新建之旅而分兵攻敌之堡垒，自然是难以收功的。好在毛泽东能够于起义受挫之后，按照他一贯的指导思想和主张，临机决断，改变战略方向，弃攻长沙，决心上山，为中国革命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