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

话说毛泽东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袁文才与王佐，于是他就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表示愿与袁文才、王佐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红色根据地，信写好后，派人送给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请龙超清与占领井冈山北麓的袁文才取得联系。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立即召集部众商议。他的文书陈慕平曾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便向袁文才介绍说，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共产党人中的两大“农民王”，有见地、有思想，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袁文才虽然也略有所闻，但他对毛泽东还是心存戒备，略一思忖，便提笔在两张宣纸上写下了一封措辞婉转的回信：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 叩

这一封亲笔信札原件至今幸存于世，其笔迹流畅，用词文雅，由此可以看出，袁文才决非一般劫富济贫的山大王可比。

信写好后，袁文才派陈慕平与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毛泽东见信后不露声色，热情地接待两位来使，详细询问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下的情况。

那袁文才原是个穷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马源坑。1924年，他因为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后来，龙超清把他的马刀队拉进了农民自卫军，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1926年9月，袁文才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佐则是一个裁缝出身的穷苦农民，家住遂川县下庄。1921年，他参加了绿林组织。1926年，王佐受大革命的影响，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1927年7月，袁文才与王佐率部会同安福、莲花等农民武装，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同任副总指挥。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却营救出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这一部分人都随着袁文才、王佐转移到深山“打埋伏”，等待着革命斗争新时机的到来。

毛泽东边听边点头，感觉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队伍虽然具有绿林性质，但还都有一定的革命性，不能简单地以会党、土匪对待。况且袁文才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远非一般绿林人士可比。

早在“八七”会议上，在讨论到对待会党、土匪的策略问题时，毛泽东就主张要争取他们而反对消灭他们。现在，他的这一想法更坚定了。他向陈慕平、龙超清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并说希望袁文才能同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要他们回去以后向袁文才说明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是为了打土豪惩劣绅，建立革命根据地，同袁文才部一起共同反对反动军阀。

在龙超清、陈慕平等人临别时，毛泽东为表明诚意，赠送给他们每人一支枪，还说他愿意和袁文才见上一面。

送走龙超清等人，毛泽东又开始忙于工农革命军的整编了。此时的部队虽然不足1000人，只有700多支枪，48匹马，却还是起义前的老编制，既有师部，又有3个团的建制，还有原来的营、连，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将师部和3个团缩编为1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1、3两个营；每营3个连，加上1个特务连，共7个连；剩余的军官组成1个军官队；另有1个卫生队和1个辎重队。

毛泽东鉴于工农革命军中党的工作、政治工作还是沿用北伐军的制度，党支部建在团上，营、连设党代表，他根据自己一路上的调查研究，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这样就可以更具体的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后来事实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同时决定：在营、团以上设立党委；团、营、连均设党代表，统一由前委任命，负责领导所属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还规定，凡属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这样就为工农革命军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他鉴于旧军队的弊病及其影响，又决定在工农革命军中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上下级之间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并决定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中的被选者不得超过士兵委员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等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

毛泽东深知：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正如他后来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诸事议定后，毛泽东召集全体指战员大会，再一次宣布说：

“凡不愿意留队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的路费，并且开具介绍信，允许离队。希望你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果愿意回来时，还可以回来。伤病员，统一由卫生队管理，以利战斗。”

接着，他代表前委宣布了新的干部任命名单：

新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黄埔军校1期学员、共产党员、原警卫团3营营长陈浩；副团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徐恕；参谋长：韩庄剑；团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原警卫团连长宛希先。

第1营营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黄子吉；副营长：黄埔军校第4期学员陈毅安；党代表宛希先（兼）。

第3营营长：黄埔军校1期学员长沙分校政治教官、广州农讲所学员、共产党员、原警卫团3营副营长张子清；副营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伍中豪；党代表：大学毕业生、原警卫团连党代表何挺颖；宋任穷为3营7连文书。

军官队队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吕赤。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以前委委员身份和3团团长苏先骏一起被安排在军官队。

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

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谭政任文书。

谭政，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原名谭世名，学号举安。谭政还未出生时祖父就去世了，他的名字和学号都是祖父在世时给取好的。祖父临终前交代家人：“长孙出世后，要好好抚养，愿他早日读诗修身。”谭政14岁在私塾学习期满，16岁告别新婚妻子，就读于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27年3月，谭政告别父母，惜别爱妻，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将自己的名字由谭世名改为谭政。谭政在原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担任文书时，结识了农民自卫军党代表罗荣桓，罗荣桓向他讲述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后，罗荣桓被誉为政治元帅，谭政则被称为政治大将。

1927年10月3日上午，毛泽东将部队集合在枫树坪，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3条纪律：1、说话要和气；2、买卖要公平；3、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在三湾人民群众的欢送声中，这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革命军浩浩荡荡向宁冈古城开进。

行军途中，原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思想上又动摇了。他们想离开部队。毛泽东得知后立即集合部队讲话。他高声说道：

“大家辛苦了！革命是会遇到困难的，不要怕困难，我们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当然，革命是自愿的，愿意跟我毛泽东走的站左边，不愿意跟我走的站右边。”

他一说完，队伍中就有人在移动。原来，苏先骏听毛泽东说部队要在深山里安家，早就产生了走的念头；如今部队真的要上山了，他和身边的人越往前走越觉得不对劲，就下决心要走了。他听毛泽东这样一说，就带了十几个人站在队伍的右边。其余的大多数人则站到了左边，表示愿意跟毛泽东走。毛泽东走向苏先骏，客气地对他说：

“苏团长，你带了这十几个人回去，每人发点路费，解决途中困难。”

部队给他们每人发了5元路费，并开具了介绍信。毛泽东还送了他们一程，临别时，又嘱咐他们说：

“你们回去，还是要坚持革命啊！”

后来在1928年1月，苏先骏在长沙被唐生智逮捕。他经不起生死考验，叛变了革命，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1927年10月浙江上虞人王一飞继彭公达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任至1928年1月，后被捕就义。1928年3月贺昌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致使郭亮被捕，壮烈牺牲。1930年红3军团攻克长沙，抓住了苏先骏，经人民审判后，将这个可耻的叛徒当众处决了。

这才叫：阳关大道你不走，独木小桥偏要行。

聪明反被聪明误，耻辱柱上留骂名。

且说毛泽东送走苏先骏等人，带着部队继续前进，在这天下午抵达了宁冈县古城。

古城位于龙江河的下游，曾经是宁冈县的县治所在地。这个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小镇，四面环山，是一个典型的盆地。镇上只有一条短短的石板路，虽然萧条破败，却充满着浓郁的古老气息，十分清幽。

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带领一部分群众，在街西文昌宫前的大樟树下欢迎工农革命军。毛泽东高兴地对龙超清说：

“老龙，古城果然是不错呀，这里山清水秀，是个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龙超清说：

“那当然啦！你看对岸那座古塔，名叫水尾塔，还是几百年前修的呐。”

毛泽东放眼望去，果然有一座雄伟的古塔屹立在龙江河对岸。他说：

“好一座水尾塔！过去农村修塔，说是为镇妖降魔，祈福祛祸。可千百年来，穷人还是受穷，土豪劣绅照样享福，世道还是依旧。”

龙超清说：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武装斗争，用枪杆子砸烂这个吃人的旧世界。”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靠水尾塔是救不了穷人的，只有依靠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部队驻扎停当后，毛泽东为解决好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问题，在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历时3天的前委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古城会议”。

参加古城会议的有前敌委员会委员，有部队营级以上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有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县委的龙国恩、萧子南，还有县团委书记谢议昌及袁文才派来的代表陈慕平等，共60余人。

毛泽东首先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他说：

“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进攻，在湘、赣、鄂、粤数省的广大人民中，树起了一面革命的红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秋收起义在战术上有深刻地教训，这就是：起义的军事指挥有缺点，部队过于分散，没有很好地集中使用兵力，没有实行有力的统一指挥。我们不应当1个团攻打1个县，而应当南北配合，3个团集中攻打浏阳最好。分散兵力以致分别遭到敌人的袭击，打了败仗。没有改造的邱国轩团的叛变也是一大教训。但是，在战略上不能说我们失败了。工农革命军并没有全部被打垮，现在我们人少了，我们的骨干力量还在，很精干，大有希望，这是继续同敌人斗争的本钱。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我们要进一步把工农革命军整顿好，建设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迎接更艰巨的革命斗争。”

接下来，会议着重讨论在井冈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