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彭公达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以中共湘西特委书记身份深入城乡调查研究，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并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组建了特委直属赤卫队、湘西工农革命军第4支队和各县游击队，约有工农武装两千人。1928年7月中旬，彭公达在安源被捕；8月7日在长沙小吴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5岁。

夏明翰则是在1928年初被中共中央调入湖北省委工作。3月18日，他从谢觉哉处得知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立即返回汉口东方旅社，准备转移，被宋若林带来的反动军警逮捕。3月20日，夏明翰在敌人的屠刀下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旋即英勇就义。

还有一位著名革命家的后事，不能不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他就是上面提到的邓中夏。1928年2月，邓中夏又被派往香港任广东省委代理书记，2月末在香港被捕入狱，5月经组织营救出狱，回到上海。6月18日，邓中夏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7月19日，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被党中央派往苏区，领导红2军团和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王明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后，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于年底回到上海。1932年秋，党组织派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1933年5月15日晚，他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旋被国民党引渡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在雨花台下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39岁。

且说在11月间，毛泽东应袁文才之请求，委派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这3个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干部到袁部分别担任党代表和军事教官，进一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临行前，毛泽东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尊重袁文才，要搞好团结。对这支队伍要以政治教育为主，让士兵们既学军事，又学政治。你们还要注意，工作既不能急，也不能缓，一定要把这支地方部队认真改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11月中旬，袁文才的队伍集中在茅坪步云山接受整训。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整训中实行了三操两讲制度。三操即早操、上午操练和下午操练；两讲即白天一次政治教育，晚上一次总结讨论或晚点名讲评。这个制度让士兵们既学了军事，又学了政治。

有一天，毛泽东到袁部驻地阳湖桥去看望农民自卫军的战士们，正遇上他们吃午饭。战士们的饭碗里配的都是从山里采来的野菜。有一个战士说：

“这么苦的野菜，怎么吃得下去呀？”

毛泽东走进伙房察看了一番，将战士的抱怨告诉了炊事员。炊事员无奈地说：

“这里下霜很久了，所有的野菜都被冻得枯黄了，只剩下这一种可以吃。这种野菜是比别的野菜苦得多，没办法。”

毛泽东拿起碗盛上饭，添上野菜，来到战士们中间和大家一起吃，他说：

“这菜是苦，可它很有营养。我们能够吃下这种苦，日后就能战胜更多的苦。我可是要多吃哩。”

此时的工农革命军也一样缺衣少食。指战员们每天吃的都是这一带出产的红米和南瓜。在山风凛冽中，他们身上穿的还是单衣。没有被褥，战士们晚上只好钻在稻草里过夜。部队中流传着两首歌谣，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状况。

其一是：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其二是：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面对这种艰难困苦，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日夜思索着如何才能改变现时状况。恰在此时，粤系军阀张发奎为了与桂系军阀争夺广东，发动广州事变，赶走了桂系驻守广州的黄绍竑部，由此引发了两广战争。湖南军阀唐生智站在张发奎一边，把一部分军队调往前线参战，致使其后方日渐空虚。工农革命军扩大活动区域、改变现状的好时机终于来了。

毛泽东侦知茶陵县城敌军兵力比较薄弱，便和前委委员们商议决定，立即攻打茶陵城。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宛希先说：

“打下茶陵之后，要注意收集报纸和书籍。不管有什么消息，都要及时派人传递给我。”

11月16日，工农革命军第1营和特务连分别由茨坪的大井和茅坪出发，集中于宁冈的大陇，准备突袭茶陵城。

毛泽东头戴斗笠，冒雨来到大路口，为出征的队伍送行。四五百人的队伍集合之后，参谋长徐恕整理好队伍，团长陈浩跑步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报告：

“报告毛委员，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1营和特务连集合完毕，请您讲话。”

毛泽东点点头，拄着一根竹棍，走向一处高坡。勤务员幺六赶紧来扶，被他拒绝了。他站在高坡上，以洪亮的湖南口音对整装待发的指战员们说：

“同志们，这一次你们要出征去打茶陵。为么子要打茶陵？因为湖南的军阀唐生智和广西的军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狗咬狗地打起来以后，唐生智有些招架不住喽，把他老窝里的兵都拉了出去。他的后方空虚啦，这对我们出击十分有利。俗话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打仗也要找反动派的弱处动手。现在，山下茶陵县城的敌人大部分被抽走，茶陵就成了反动派的弱处，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上一回，你们1营在陈团长和宛代表的率领下，打过一次茶陵，打得好嘛，把罗定的挨户团从水口打了回去。这一回，你们的任务不仅要打茶陵，还要占领茶陵。马上就要出发了，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正在准备迎接我们去消灭茶陵的敌人。”

毛泽东说到这里，看到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可自己的脚上的冻伤还没有好，肿得走路都不方便，自己总不能对大家说：我的脚行走不便，这次就不去了，你们去打吧。于是，他就用手指了指自己受伤的脚，脸上带着微笑，用另一种方式说道：

“本来嘛，我这个人是革命的，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可是，我这个脚不大革命，至今它还不听我的指挥呢。这真叫没办法。”

队伍中有个战士大声说：

“毛委员放心，我们替你多消灭几个反动派！”

还有一个战士跟着说：

“多打几个土豪，让毛委员好好补养补养，把脚上的反动派快点消灭掉！”

毛泽东在大家的笑声中挥挥手，提高声调说：

“好哇，茶陵等待着你们，胜利等待着你们，我也等待着你们。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出发吧，同志们！”

他从高坡上走下来，跛着脚到了队伍前面，同团长陈浩、1营党代表宛希先等，还有罗荣桓及一部分指战员，一一握手，祝他们马到成功。陈浩、宛希先率领工农革命军离了大陇，直扑茶陵城。

毛泽东回到驻地八角楼，由袁文才等人接着。袁文才说：

“毛委员，这次出征茶陵，王老庚很担心。他一再对我说，他要在茨坪备些酒肉爆竹，一旦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要为你大庆一番。”

毛泽东掏出烟，递给袁文才一支，笑着说道：

“你老庚实际上是对工农革命军能否攻下茶陵不大相信啊。”

“不瞒毛委员，”袁文才划着一根火柴，给毛泽东点着烟，自己也点上了，接着说：“我心里也有点打鼓。茶陵的罗定走了，但他表弟罗克明也非善茬。他们的底细我清楚，要是前方吃紧，我就带支队伍去支援他们。”

毛泽东弹弹烟灰，说：

“老袁，你只管放心。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是不会让工农革命军出征的。你是总指挥嘛，还是守山为好。”

贺自珍很快沏了一壶茶，从楼下端上来，问道：

“毛委员，这次攻打茶陵，3天能拿下来么？”

毛泽东很自信地说：

“能。少则3天，多则4天。”

后来在11月18日，前方果然传来了捷报。袁文才等人闻讯都来了。特务连的战士向毛泽东报告说，工农革命军按照原先的作战部署，经睦村、酃县瑞江一路前行，当日在茶陵坑口宿营，夜间曾遭到罗克明挨户团袭扰。击退挨户团后，工农革命军乘机经待江、马溪、洮水一带，潜行到茶陵城近郊。第二天凌晨，工农革命军突然发起攻击，破城后，在赤卫队协助下攻入衙门，罗克明率部狼狈逃窜。天亮时，工农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茶陵全城。

战士们还送来了不少战利品，有腊肉，有米酒，还有布匹衣物等，八角楼下的客厅里几乎堆满了。一个战士又将一捆报纸和一封信递交给毛泽东，汇报说：

“报告毛委员，这是从邮电局抄来的报纸，罗荣桓党代表让马上送给你。这信是宛希先党代表让交给你的。”

袁文才非常兴奋，马上安排人带着战士们休息去了。他激动地对毛泽东说：

“毛委员，你真是神机妙算啊！”

毛泽东说：

“妙算不妙算，应当感激自珍哟！要不是她及时带来的情报，再妙也算不来哟。”

贺自珍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过是给你找来些破报纸。”

毛泽东说：

“莫小看报纸破，那可是精神食粮。”

袁文才对周桂春说：

“你快去茨坪向王老庚报告，他最挂念这事。”

毛泽东也交代说：

“你挑一些战利品给王头领送去。”

周桂春与同伴带了物品刚走，贺敏学与刘珍派来的人就到了，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开辟九龙山区的情况，还带来了一种治疗脚伤的膏药和滋补品。贺自珍要给毛泽东上膏药，毛泽东笑着说：

“算了吧，这只倒霉的脚也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么子膏药也难治喽。”

勤务员幺六插话说：

“我看是得罪土地爷了吧，踩着土地公公的袍带，要伤脚的。我婆婆在我小时候说过，土地公公的袍带是踩不得的。”

毛泽东被幺六那副认真的样子逗乐了，就笑着说：

“嘿，多么动听的神话呀。”

贺自珍说：

“土地老头也太不对了，这膏药非治治他不可！”

说罢，她便在毛泽东脚上贴上了一张膏药。

毛泽东送走众人，看着宛希先的汇报信，心里渐渐沉了下来。

原来，陈浩、宛希先等人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搞才好，就把原来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来，要他们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在茶陵成立县人民委员会时，他们也只在伪县长公署门前挂了一块“人民委员会”的牌子，委派谭梓生去做县长，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一套制度，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而每当县长升堂审案时，旧官吏们仍旧在县衙门进进出出。部队在茶陵住下来后，他们也仍然沿用旧式带兵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点名、站岗放哨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群众工作没有开展起来，虽然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也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将财物粮食分给贫苦群众。部队的给养基本上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个商铺摊派。

毛泽东意识到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工农革命军的宗旨，也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若不及时纠正错误，将难以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支持和拥护，也就难以生存下去了。他立即写信给陈浩、宛希先等人，要求他们迅速改变现状，撤销“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还指示他们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并将部队分散到附近农村发动群众。

陈浩接到毛泽东的信，知道是宛希先反映了茶陵的情况，又气又恨。副团长徐恕愤愤地说：

“他是毛泽东的人，我们要多提防，如果有机会，就把他干掉。”

11月28日，茶陵县成立了工农兵政府，由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和士兵代表陈士榘组成3人常委会；谭震林被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

谭震林，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工人家庭，1911年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20年代初期，他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四一二”大屠杀后，谭震林发动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后遭到反动派通缉，奔走长沙、武汉，寻找党组织无果，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以谭震林为主席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工农革命军在湘赣边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此后，工农革命军又帮助地方干部建立了县工会、县农会和县赤卫队。

后来毛泽东见到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在清算土豪劣绅的布告上印着长条形的印鉴和3个常委的名字，非常高兴，和陈士榘开玩笑说：

“陈士榘同志，你做了县太爷啦，你也是山大王哩！”

这正是：毛公神算惊四座，孤旅一鼓下茶陵，红旗漫卷山城。

黎民翻身当太爷，豪绅俯首为鱼肉，政权归我工农。

欲知工农革命军能否守得住茶陵城？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把革命低潮说成是革命高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坚持“城市中心论”，从而使中共中央步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轨道。决议还毫无道理地指责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领导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把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说成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对他实行严厉的惩办主义，这是共产国际在新形势下对中国革命的又一次严重损害！此后，那些洋大人们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昏昏”，和“左”倾冒险机会主义者一起，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更加危险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