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
话说在1927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部队向茶陵方向游击，在长途行军中，指战员们又饿又累，一些战士看见山坑里有一片苞谷地，就顺手掰下苞谷棒子吃起来。走在后面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命令一名干部跑步到前面去予以制止。他随后也赶到山坑附近，严肃地批评了掰苞谷的战士，并叫他们留下两块银元赔偿老表的损失。他又让一位战士找来一块竹片子，亲手在上面写了字：“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掉了，违反了纪律，现把2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然后把它插到群众的苞谷地里，把银元放在牌子底下。
后来群众看到了地里的竹牌子，收了银元，十分感动，称赞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1927年11月初，毛泽覃从湖南资兴经过茶陵，到了坑口，与陈伯钧连长接上了头。陈伯钧派人护送他与毛泽东见了面，兄弟俩分外高兴。
原来，毛泽覃是奉朱德之命来寻找毛泽东的。他向哥哥详细介绍了朱德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等人的问候。
朱德，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改名为朱建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母亲生了13个孩子，因无力喂养，只有6男2女存活了下来。朱德自幼入私塾读书，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旧军队中当过旅长，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长、陆军宪兵司令官。朱德第一次结婚是在1905年，由父母作主，与长他两岁的大舅的女儿刘从珍完婚。1906年，朱德不顾父亲朱世林的强烈反对，毅然外出求学，3年后又离家远赴昆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刘氏一直独守空房，任劳任怨，精心侍奉老人，深得朱德父母喜爱。1958年2月，刘氏在孤独中病逝，享年74岁。朱德第二次结婚是在1912年，那时他26岁，妻子叫萧菊芳，是一位新派女性，昆明师范学堂的学生。1916年，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后不久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很快就去世了。朱德的第三个妻子叫陈玉珍，他们是在四川省泸州结的婚。朱德后来回忆说：“这个女孩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如果说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革命。她出身于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1922年夏天，朱德告别妻子陈玉珍和儿子朱琦，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朱德的第四任妻子是四川美女贺治华。据说朱德和贺治华相识在上海。1922年9月，朱德与贺治华一起前往德国留学。朱德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2年，他又赴法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朱德赴苏联学习军事，到了苏联之后，他与贺治华有了分歧。据说贺治华移情别恋，爱上了留苏学生何家兴。1926年朱德回国，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1927年8月1日，他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率领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南昌起义。
王尔琢，1903年生于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一户小康人家，13岁开始在村里读私塾，后入官桥国民小学、县立高级小学读书，1920年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附中就读，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潮，1920年7月，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5月，王尔琢与郑洞国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连续担任第2期、第3期学生分队队长和党代表职务，1925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参加二次东征。1926年夏，王尔琢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3师党代表、东路军先遣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和26团团长。1927年8月1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第11军第25师第74团参谋长。
陈毅，原名陈世俊，字仲弘，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父亲陈昌礼是一位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擅长书法，又能作诗填词；母亲黄培善是一位大家闺秀。陈毅幼年过着“晨耕夜读，禾熟书香”的田园生活。其父很有远见，为了陈毅弟兄们继续读书，毅然卖掉田产迁入成都市为菜农，这对陈毅的成长起了关键的作用。陈毅生长在耕读传家的环境中，用“米汤练字”的故事传为佳话。陈毅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成都著名的华德高小学，到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又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参加了工人运动，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1年陈毅再入北平中法大学学习，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3年，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由中共中央安排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读到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不久，他参加了南昌起义。
毛泽覃向哥哥汇报说，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失利后，朱德便率部下来到大埔县三河坝，与奉命留守三河坝掩护起义军主力分路转移的周士第、王尔琢部会合在一起。10月初，他们在三河坝突围中失利，周士第奉党组织之命去了香港，朱德、王尔琢等率余部转战于闽赣粤湘边界。
笔者不得不在这里先介绍一下周士第。1900年，他出生在广东省海南岛上的乐会县中原墟新昌村，在村里当过小学教员，因他个子很高，学生很敬畏他。1923年，周士第北上广州时，在外面的墙壁上写了一句话：男儿出门要报国，不报国誓不回家乡。写完意犹未尽，又写道：
男儿立志出乡关，若不报国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周士第改写的日本人西乡隆盛这首诗，与毛泽东1911年春离开家乡到长沙驻省湘乡中学读书前所改写的西乡隆盛诗何其相似。1924年5月，周士第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周士第这位黄埔军校第1期的高材生，是叶挺独立团第1营营长，后为参谋长。1927年8月1日，身为国民党军第73团团长的周士第，率领全团官兵参加了南昌起义。三河坝失败后，组织决定周士第离开部队去香港。聂荣臻在香港闻知此事，在给中央军事部的报告上说：“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事实证明，聂荣臻此言不无道理。此后，周士第离开党组织多年。后来在1934年才到了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周士第为部队在嘉陵江上游探路，落入滚滚江水。因他在万泉河中练就的好水性和好体魄，竟然又爬上岸，追上部队，笑盈盈地回到了战友们面前。1935年10月，周士第经罗贵波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后话。
且说毛泽覃继续向哥哥汇报说，朱德、王尔琢力求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土匪以及豪绅民团的袭扰，寻找立足点。那时，驻守在湘南的国民党16军军长范石生派共产党员韦拔萃带着他的亲笔信到江西崇义县上堡一带找到朱德，说是希望与朱德合作。原来，范石生和朱德既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又与朱德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他同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想与朱德联合反蒋。范石生在给朱德的信中还说，你若同意，就派人到湖南汝城县与我的部下47师师长曾曰唯谈判，协商合作事宜。朱德立即复信给范石生，表示愿意与他合作。此后，双方便达成了合作协议。范石生给朱德1个团的编制，任命朱德为16军总参议、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给朱德部配发10万发子弹，每月发军饷1万元和必要的军需用品。不久，朱德、王尔琢便率部转驻广东韶关犁铺头休整。10月底，朱德、王尔琢率部西进到江西大余县境内，在陈毅等人的协助下，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仅有的七八百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由朱德任纵队司令，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73团政治指导员。11月初，朱德、王尔琢、陈毅率部转到江西省崇义县西南地区打游击，探知在与崇义相邻的上犹县鹅形地区也有一支革命军在那里活动。陈毅便化装成商人模样，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这才知道这支队伍是与毛泽东失散的第3营。朱德由此了解到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并率部上了井冈山的情况，就把从范石生部搞到的一些弹药和军用物资送给张子清、伍中豪，补充第3营。此后，朱德、王尔琢决定派人去与毛泽东联系。陈毅说，有一个人很合适。朱德问是谁？陈毅说：
“他叫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现在就在我们部队第25师政治部里。”
朱德找来毛泽覃，委托他去见毛泽东，通报有关南昌起义的情况，并说希望早日与毛泽东会面。毛泽覃便化名为“覃泽”，装扮成国民党第16军副官的模样，朝着井冈山方向出发了，没想到在坑口就碰上了陈伯钧的队伍。
谈话中，毛泽覃得知三哥已经派何长工去寻找朱德的队伍，就留在井冈山工作了。
11月上旬，毛泽东和前敌委员会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3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永新的刘珍（曾改名为刘真）、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自珍，宁冈的龙超清，莲花的朱亦岳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听取了各县的汇报。他在讲话中说：
“要抓紧时间，把3县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为党的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知道旧历年关是地主豪绅催租逼债的日子，对贫苦农民来说，是一年中最痛苦难捱的日子，就好比过鬼门关一样。因此，他在会议上强调说：
“在旧历年前这个时期，正是我们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时机。各县要迅速开展一场以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
会后，在党组织领导下，各县的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农民自卫军在工农革命军配合下，把那些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抓起来，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上台控诉他们的罪行，并当众烧毁契约，宣布废除债务，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又打开土豪劣绅的谷仓，让农民挑粮，杀掉土豪劣绅的猪，把肉分给农民，没收土豪劣绅的衣物用品分给农民。工农革命军还分别对一些豪绅实行罚款、杀头等处分。
当井冈山地区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还不知道那些坐在上海洋房子里的党内领导者们正在无理地指责和严厉地处分他。
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任旭；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
扩大会议在罗明纳兹指导下，虽然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机会主义错误，却把早已进入低潮的革命形势说成是革命高潮，从而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农村暴动要以城市为“中心及指导者”。
扩大会议还要求“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地整顿政治纪律”。根据罗明纳兹提议，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和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片面地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领导人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
会议对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给以警告处分；到南昌传达中央指示的张国焘，被取消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前敌委员会成员谭平山，则被开除了党籍。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还被说成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会议决定取消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取消彭公达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留党察看半年。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同志为八七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上述被警告处分和组织处理的领导人中，唯有周恩来没有降职反而升职了。扩大会议决定：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将常委由原来的3人扩大到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