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工农革命军在遂川掀起红色风暴的时候，江西军阀朱培德命令其驻吉安的第3军第27师杨如轩部，于10日之内肃清万安、宁冈、遂川等地的“匪患”。

1928年2月上旬，杨如轩接到朱培德的“进剿”命令，立即命令其第81团和第79团的1个营由泰和进攻万安，威逼遂川；令第79团的另1个营经永新推进到宁冈县城新城，会同宁冈靖卫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1次“进剿”。

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万安县委负责人曾天宇、刘宝万，遂川县委负责人陈正人、王佐农等参加了联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分析了形势的严重性，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作战原则，以打破敌人的“进剿”。

联席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工农革命军回师井冈山，集中力量首先消灭进占新城的那一部分来犯之敌。

2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向井冈山茅坪进发。

此时，中共宁冈县委根据毛泽东在遂川发来的指示信精神，正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袭扰着进犯之敌，使杨如轩部一日数惊，坐卧不宁。

就在这个时候，何长工等人在王佐部的改造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帮助王佐打死了他又怕又恨的死对头——反动民团总指挥尹道一。

据何长工回忆说：王佐有个世仇名叫尹道一，是吉安等7个县的联防司令。此人经常来井冈山骚扰，对工农革命军组织群众工作有很大影响。何长工等人得到毛泽东“必须除掉尹道一”的指示后，对王佐说愿意帮他报仇，王佐大喜。工农革命军一个排埋伏在尹道一的指挥部旗罗洼，等王佐将尹道一部的前锋引上了山，一个冲锋就把尹道一杀了。

除掉了王佐的心腹大患，使他更加信赖共产党信赖工农革命军了。王佐很高兴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2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冈大陇将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下辖两个营，共有二三百人。

根据袁文才、王佐的提议，经毛泽东和前委研究批准，由袁文才任第2团团长兼第1营营长，王佐任第2团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由贺敏学任第2团党代表，游雪程任政治部主任，徐彦刚任参谋长。何长工为第2营党代表。

大陇改编，标志着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驻扎在新城的敌军虽然是正规军，却只有300多人，而工农革命军第1团与袁文才、王佐的第2团汇合起来则有1500多人，占了绝对优势。打破敌军“进剿”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因此毛泽东决定主动攻打新城。

2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茅坪攀龙书院主持召开前委军事会议，研究攻打新城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强敌，打破敌人的第1次“进剿”计划。具体部署是：由第1团第1营担任主攻，攻击新城之东门；由第1团第3营主力攻击南门，由教导队和第3营一部攻击北门；由袁文才率领第2团第1营在敞开的西门外上曲石村和下曲石村设伏，切断敌军逃往老七溪岭的道路，协助第1团将突围之敌聚歼于西门外的水田中。王佐的第2团第2营则留守在井冈山，密切监视遂川方向敌军的动向。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茅坪召开全军动员大会。他向参战的指战员们分析了夺取此战胜利的有利条件，他说：

“敌人的正规军队只有300多人，加上地方武装靖卫团也只有五六百人；我们却有两个团1500多人，兵力上远远超过了敌人。我们虽然装备差，武器劣，但是我们有宁冈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发挥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就一定能够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

毛泽东号召全体干部战士坚决打好这一仗，用实际行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他的话简短有力，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必胜信心。

当晚夜半时分，毛泽东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2团1营分两路直奔新城，按照预定部署，隐蔽地进入指定位置，将新城团团围住。

2月18日清晨，新城守军对埋伏在四周的工农革命军毫无察觉，天刚大亮，守军和往日一样照常在城东的操场上操练。

毛泽东带领第1营突击分队隐蔽在距离操场的不远处，等敌人架好枪支开始做徒手体操，他命令战士们一排子枪打过去，敌兵大乱，有的连枪都顾不上拿就逃回城里去了。

袁文才请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强攻，毛泽东说：

“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我们应该用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他马上发出命令，令第3营和教导队对南门、北门加强佯攻，吸引守军兵力；令第1营全力强攻东门。

此时，第1营第1连连长带着战士们扛着梯子，背着稻草，已经跟踪敌人到了东门。战士们将梯子搭上城墙，突击班沿梯而上。城门洞里突然冒出一股浓烟，烧城门的战士们也得手了。战士们高喊着“冲啊！”“杀啊！”纷纷穿过浓烟烈火，冲进城去。

与此同时，攻击南门的3营主力也冲进了城。混战中，敌军营长王国政被革命军击毙，守军全线动摇，四处乱窜，寻找突破口。

袁文才一看1营、3营主力都进了城，顿时急了，请求毛泽东下令让他率部出击。毛泽东笑了笑，说：

“‘开门捉贼容易，关门捉贼难’。东门、南门、北门3座门都可以冲杀进去，就是西门不能动。”

说话间，溃乱的守军逃到了北门，教导队和3营的部分战士一阵猛烈射击，便把他们堵了回去。敌军发现西门那边静悄悄的，又一窝蜂似的拥着、叫着向西门冲去。他们哪里知道，早已埋伏在西门外的2团1营，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刚出城不远，在一片稻田地里就遭到了的迎头痛击，连忙调转屁股往回跑。城里的工农革命军和成百上千的群众已经全部追出了城，与2团1营一起将残敌团团围住，形成了瓮中捉鳖之势。一场歼灭战，就在这片洼地上展开了。

毛泽覃和随军行动的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率领100多名赤卫队员，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们击毙了靖卫团的一名队长，活捉了县长张开阳。

新城之战打得干脆利落，未到晌午，敌人一个正规营和宁冈靖卫团外加一个县公署，共计600余人，被工农革命军收拾了个一干二净，除了死伤者外，其余300余人全部当了俘虏。

这一天傍晚，部队开了一个祝捷大会。正在值星的陈士榘忽然听到俘虏营里有人在唱《国际歌》，他立即前去查看，见唱歌者是一位瘦长的青年，就把他叫了出来询问了一番。

原来这位青年叫谭甫仁，是广东韶关仁化客家人，曾参加过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逃亡中为了生存到朱培德那里当了兵。在这次新城之战中，他没放一枪就自愿当了俘虏。

陈士榘知道1团现任参谋长朱云卿就是当年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之一，便问道：

“你们北江农军的参谋长是谁？”

谭甫仁回答说：

“是朱云卿。”

“你知道朱云卿现在哪里吗？”

“不知道。”

“想见朱云卿吗？”

“很想见，我……”

谭甫仁说着，两眼已经溢满了泪花。陈士榘知他所言不虚，便去报告了朱云卿。朱云卿过来一看，这青年的确是东江农民自卫军中的共产党员谭甫仁，对他安慰了一番，又让陈士榘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了陈士榘的报告很是兴奋，夸奖陈士榘能从歌声中找到自己的同志。他还高兴地说：

“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现在该让他归队了。”

就这样，谭甫仁从俘虏营里走了出来，成为工农革命军教导队的学员，不久还当上了教导队的文书。此后，他戎马半生，战功卓著，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且说毛泽东率部浩浩荡荡返回了井冈山上。被俘虏的300多名敌军官兵也被押到了茅坪。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宣布了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

“第一，对于被俘敌军官兵不搜腰包，不虐待，在生活上享受工农革命军的同等待遇。经过教育，对于愿走的俘虏发给路费、路条，送他们回家，对于愿意留下来的俘虏，召开欢迎大会，吸收他们参加工农革命军。第二，对于被俘的敌军伤员，不能枪杀，不能见死不救，要给他们以积极的治疗，治愈后愿走者送行，愿留者欢迎。”

毛泽东制定的宽待俘虏政策，工农革命军上下一致官兵平等的原则，在教育俘虏兵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多数被俘官兵都参加了工农革命军。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些新战士们“感觉到虽然在军阀那里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完全过的是那种供人驱使的牛马生活”；相反，在工农革命军中“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地位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在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时常听到俘虏过来的士兵说：‘我们在军阀军队中受了官长的反宣传，说你们是如何的残酷，见人就杀。及到此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样的。’‘你们这种平等自由，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后来的实践证明：那些俘虏兵在敌军阵营里贪生怕死，一到了工农革命军中，打起仗来就非常勇敢，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种情形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岁月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2月21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在胜利的欢乐声中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推举农民暴动队队长文根宗担任政府主席。

大会还宣布：宁冈县赤卫大队正式成立，由龙超清任书记，毛泽覃任宣传部长，石敬庭任赤卫队大队长。

工农兵政府行使职权，在大会上公审了反动县长张开阳。根据群众要求，毛泽覃亲自将张开阳就地处决。

茶陵、遂川、宁冈3县红色政权的相继成立，包括宁冈全县、遂川的西北部、茶陵、永新、酃县各一部在内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初步创建，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在和上级党组织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正如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做法，“一部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报纸传来广东十二月十一日暴动的消息，照着这一广告做的（如人民委员会）。”

2月下旬，毛泽东为加强对井冈山根据地核心地区的领导，决定将茨坪、大小五井、白泥湖等地划出，成立了一个特别区，下辖茨坪、大井、土岭、下庄、行州、梨坪、白泥湖7个乡，面积为76平方公里。

接着，他和宛希先各带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分别到了永新的秋溪与三湾，开展党建工作。

秋溪位于永新县境内最高山峰——七溪岭的脚下。毛泽东在这里广泛地找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谈话，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情况，讨论问题，耐心地指导和教育他们，很快便在他们中间培养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

此后，秋溪乡党支部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团结、依靠广大群众，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建立了秋溪乡工农政府，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房子等一系列斗争，既满足了人民群众拥有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也帮助工农革命军筹到了给养，还动员了1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工农革命军。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敏锐地察觉到边界党组织内存在着两种不良现象：一是地方主义，一是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前者的产生，是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同姓同族同地居住的关系；一个党支部的成员往往都是一个家族的，党支部开会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后者则产生于土籍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民来的客家人之间；他们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发生械斗。这些不良现象反映在党内，时常会发生无原则的斗争。宁冈县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严重。

毛泽东认识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犯错误的。”有一次，他曾经批评宁冈县的干部们说：

“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不分县界乡界，有的群众不懂，难道你们也不懂？地方的界限，土客籍的界限，需要你们带头去打破！”

这正是：早年励志，主沉浮改造湖南、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和整个人类；

而今育人，共产党不分国界、不分省界、不分县界与区区小乡。

欲知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遂川帮助陈正人修改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一节，很有意思，读者诸君不妨重读一下。陈正人等人起草的那个文绉绉的大纲，经毛泽东这么一改，既通俗易懂，又便于记忆，确实成了老百姓自己的施政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