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上级让我当师长，可是，我不是个武人，本人对于‘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文只能运笔杆，武不能动刀枪。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让我当师长有点玄乎。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要靠大家了。”

话说在1928年春，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陈伯钧无意之中闯下了大祸，险些儿丢了性命。

陈伯钧，原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1910年11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河市镇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入本村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万县省立第4师范学校，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7年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分校）第六期第1大队，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8月随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扣押，后脱逃继续赶赴南昌，途中得知起义军已转移，便在高安加入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9月，陈伯钧参加了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那时候工农革命军中手枪奇缺，陈伯钧在打土豪时搞到了一支旧手枪，如获至宝，不停地摆弄着。教导队队长吕赤见那把枪锈迹斑斑，扳机也不太灵活，就笑着和他开玩笑：

“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

陈伯钧可舍不得扔。他拆开手枪零部件，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有一天，吕赤外出归来，刚走进院子，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拿着手枪比划着说：

“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

他忘记了枪膛里还压有一颗子弹，说着就扣了一下扳机，只听“呯”的一声，吕赤应声倒地。那子弹不偏不倚钻进了吕赤的头部，顿时鲜血飞溅。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在教导队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四川老乡、亲密战友竟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发抖，扑在吕赤身上嚎啕大哭起来。他迅即被关了禁闭。黄埔军校同窗好友、二团参谋长徐彦刚怕他想不开，亲自陪他住了两个晚上，劝导他要相信毛泽东会对此事作出公正处置。可此事激怒了教导队的干部战士，士兵委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枪毙陈伯钧。毛泽东虽然对吕赤之死也很痛惜，却不同意这么做。他找来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以征询的口气说：

“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

张令彬说：

“很多人都要求杀。”

毛泽东说：

“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

张令彬便回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接着，毛泽东通知部队集合，开导大家说：

“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情绪逐渐缓和了。有人问：

“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

毛泽东严肃地说：

“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据陈伯钧事后讲，当时只打了他二十几下就收住了。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他那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接受了处罚，尔后被调离教导队，到1团降为一名副连长。

毛泽东因情以理处置这一恶性案件，既平息了众怒，又为人民革命事业保下了一位战将，的确是睿智之举。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

且说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受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委派到了井冈山根据地，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召开会议，传达1927年1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927年12月31日中央指示及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湘南特委的意见。

周鲁，湖南溆浦人，曾在长沙兑泽中学读过书，后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时，他担任过指导员，北伐军打到长沙，周鲁回到衡阳任青年团书记，后任湘南特委军事部长。

陈佑魁，苗族，湖南麻阳人，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8岁入学读书，曾就读于芷江联合中学。本传前面已经说过，陈佑魁在1922年入长沙湖南自修大学学习，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他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湖南省委会议，参与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并兼湘南24县农民暴动总指挥。1928年1月，陈佑魁同朱德、陈毅等人一起发动湘南暴动，后因对“左”倾冒险主义引发的郴州农民反叛暴乱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被撤职。4月初，他到长沙向湖南省委检讨汇报工作，不幸被捕，4月19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

且说关于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组织处分问题，不知是湖南省委传达错了还是陈佑魁交代错了，抑或是周鲁根本就没有听清楚，他在砻市传达时竟将临时中央政治局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的处分，说成了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周鲁还宣布：撤销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原前委书记毛泽东改任第1师师长。成立第1师党委会，由何挺颖担任书记；并说师党委只能管军队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

接着，周鲁介绍了湘南暴动的情况，他说：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和陈佑魁领导的湘南农民自卫军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不到两个月时间，湘南暴动浪潮波及20余县，中心区域的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县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周鲁赞扬朱德、陈毅等人领导工农革命军按照湘南特委的政策，“焚烧整个的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5里宽民房，以打断两广联络”；而他对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的“焦土战略”导致了县委书记夏明震壮烈牺牲、死伤200余人的郴州反叛暴乱事件却只字不提。相反，他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则横加指责，说湘赣边界的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批评湘赣边区“烧杀太少！行动太右！”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最后，周鲁传达了湘南特委命令，让工农革命军留下少数人守山，主力部队全部调往湘南策应湘南暴动。

毛泽东在强大的组织压力面前，只有暂时服从的份了。此后，袁文才、王佐的2团被留在山上，主力“部队经酃县十都，在水口中村集合，在水口正式成立师司令部，宣布毛泽东当师长（何长工回忆资料——笔者注）。”

毛泽东在全体指战员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不无调侃地说道：

“上级让我当师长，可是，本人对于‘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不能动刀枪。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让我当师长有点玄乎。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今后要靠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战士，有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都来当参谋长，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就这样，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教导队向湘南开拔了。

这边主力部队前脚刚走，那边国民党军队便乘虚而入，2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只能躲入深山。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全被江西敌军占领了，茶陵、遂川、宁冈的红色政权由于失去了主力部队的支持，也很快被推翻了。阶级敌人对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张开阳的老婆领着国民党军队在宁冈县到处焚烧群众的房屋，残酷地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好端端的一个根据地立时变了天，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血的洗礼。

且说在3月1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教导队到了酃县中村。他在中村周南学校召开了师委、酃县特别区委联席会议，听取了刘寅生关于酃县党组织建设和武装暴动的情况汇报，批准酃县特别区委改为县委，由刘寅生为书记，周里为宣传部长，邝光前为组织部长；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酃县委员会，由万达才任书记；将各地的暴动队员编为酃县赤卫大队，由何国诚任大队长，戴奇为党代表。

接着，毛泽东在中村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向到会的两千多名贫苦农民讲了一番富人为什么会富，穷人为什么会穷的道理。他还说，农民只有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才能获得翻身解放。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军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会同当地党组织，协助农民打土豪，插牌分田，把酃县“三月暴动”推向了高潮。

此后，工农革命军在中村休整了一个星期。毛泽东把全部人马分成两个部分，轮流着给他们讲政治课。课堂就选在中村前面光秃秃的干稻田里。指战员们排成整齐的队伍，个个身上挂着子弹，掮着枪，坐在干枯的禾蔸上。毛泽东面前横放一张从老百姓家借来的小桌子，他侃侃而谈，讲中国革命的形势，讲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讲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口干了，就呷一口面前藤花土碗里的凉水。

两部分指战员都是半天时间听讲，半天时间讨论问题。

3月30日，毛泽东带领部队继续南下，到了桂东县的沙田，一面派人设法了解湘南暴动部队的情况，一面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

毛泽东首先帮助桂东党组织成立了桂东县委，由陈奇任书记；又帮助桂东县委建立了桂东县工农兵政府，由陈奇兼任政府主席。

在桂东县土地革命动员大会上，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一副对联：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

据亲历者郭名成回忆说：“1928年3月份，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沙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晒布堆召开了土地革命动员大会，随即掀起了插牌分田。按人头每人分七担谷田，以原耕为基础，有多的要退出来。插牌时，上插一块下插一块，两块牌中间的田就是分给这一户的。当时土豪也分一份田。”

就在这3月底，毛泽东获悉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的湘南暴动出现了危机，部队将要撤出湘南，便派毛泽覃带上一个特务连，去与朱德、陈毅部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