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话说在1930年2月3日，赣西特委得知红4军第3纵队在永丰县一带活动，马上派人来到永丰，并找到前委，报告了赣西、赣南革命形势及彭德怀率领红5军来到赣西后出现的新情况。
原来早在1929年11月15日，担任吉安八乡靖卫团总指挥的共产党员罗炳辉，在赣西特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率部起义，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使革命形势得到了好转。到1929年底，赣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也发展到了兴国、于都、宁都等县的广大农村。1930年1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也由湘赣边来到了赣西，开展游击活动。1月18日至20日，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红5军军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发展革命形势和红军的统一指挥问题。会议决定，将江西地方红军第2、第4团及吉安延福地区的独立第3团，还有罗炳辉领导起义后编成的独立第5团，加上永新、莲花、宁冈的赤卫队，共二三千人，合编为工农红军第6军，由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由李文林担任第一旅党委书记兼政委。会议还决定，把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新赣西特委。同时成立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5军、6军军委与新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后，红5军、红6军按照1929年11月原赣西特委提出的攻打吉安的计划，立即对吉安形成包围态势，准备相机夺取吉安。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在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关于攻打吉安，关于如何分配土地等问题上，赣西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以致“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
刘士奇，1902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县黄秀桥乡一个中医之家，自幼入私塾读书，1919年春入洞庭湖高小，后考入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在校期间被推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总务部主任，1924年由郭亮、夏明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初，北伐军夺取岳阳后，他以国民党省党部农运特派员身份回到岳阳领导农民运动，参与组建中共岳阳地方执委会，任书记。他团结北伐军驻岳警备司令部团长周希武、国民党员任尹平，将国民党岳阳市党部改组为县党部，被选为常委，又相继建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岳阳地委、岳阳县农协、总工会、女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使岳阳、临湘、华容地区的工农运动迅猛开展起来。1927年“马日事变”后，刘士奇只身出走，去武昌寻找党组织。其妻罗氏迫于国民党反动派压力改嫁他乡，其子刘祖文由兄长刘齐正抚养。刘士奇后辗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部队转移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去鄱阳县恢复党组织；10月任赣北特委书记，创办《特委通讯》和《政治通讯》；不久，任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候补执行委员；1929年5月改任赣西特委书记，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名刘子毅。后来，刘士奇与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派赵醒吾潜入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部，策动起义。刘士奇和蔡申熙介绍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起义成功后，将罗炳辉部组成江西省红军独立第5团。
且说毛泽东了解了赣西的情况后，当即以前委名义写了一封长信分致新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及红2、红4团，为部署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准备于2月10日在东固召开联席会议，并提议，赣西南此时应召开一次代表大会。
前委将信发出后，组成了以书记毛泽东为首的3人代表团，前赴吉安县的陂头村新赣西特委处。
此时，新赣西特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因斗争、行动问题的急需，毛泽东决定：将新赣西特委扩大会议扩大为有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合并后的新赣西特委、赣南特委、红5、红6两军军委等参加的联席会议。
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倡导的联席会议在吉安县陂头村正式举行。史称“二七会议”，或“二七陂头会议”。到会代表有：前委代表团的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3人，有赣西特委代表曾山等5人，有红6军军委代表黄公略、刘士奇及刚于2月调入6军的陈毅等4人，还有赣西特委所召集的扩大会议代表及各行委、中心县、区委负责人、共青团代表、红6军各纵队负责人、苏维埃党团的李文林等，共计40多人。江汉波（化名，真实名字叫张幄筹，又名张怀万）以江西省委巡视员资格出席了联席会议。
红5军军委的彭德怀、滕代远因赣河阻隔不能到会，来信委托黄公略、刘士奇同时代表红5军军委。赣南特委代表则是因为联席会议提前举行，未能赶上，毛泽东决定另行再开赣南工作会议，解决赣南问题。
会议推举毛泽东、曾山、刘士奇为主席团成员，主持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精神，阐述了党的工作应以乡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提出了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计划。他在分析江西的有利条件时说：
“江西的条件很好。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美的支配。这些都是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严肃批评赣西南在土地革命问题上迟迟不分田的错误是一种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此前，以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只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宣传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而不实际去分田；并且宣称苏维埃在这个时期，还属于宣传时期。他们采取先宣传而后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放弃当前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及争取群众的任务。江汉波的思想确实代表了赣西南党内的一部分右倾分子，影响不小。毛泽东说：
“今后一要分，二要快，红色政权一建立，就应没收一切，重新分配。”“这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因为‘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会议讨论了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和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的问题。经过热烈讨论，与会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会议确定“党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是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这3个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 ，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
然而会议在讨论如何分配土地的政策上发生了分歧。原来在土地问题上，赣西南党内过去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没收一切，平均分配；一是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及富农剩余土地，按照劳动力分配。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依然十分激烈。李文林、江汉波等人仍主张按劳动力为标准分配。毛泽东说：
“分配的方式应按人口平均分配。只有平分，才能夺取整个群众，否则，不能夺取群众。”
毛泽东批评了李文林、江汉波的意见是富农路线，力主实行男女老少平分的政策。他的意见一提出，立即引起了热烈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
“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应把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尽量分给一切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只有不便分配的（高山大塘），才由苏维埃管理，仍归人民公共使用。”
会议还充分肯定了原赣西特委提出的“打吉安”的口号是正确的，“确是执行广大群众的要求，过去业已发动了群众动摇了敌之基础。”确定了攻取吉安的军事行动计划，把攻取吉安作为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会议还提出了“打到吉安去，建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打到吉安去，彻底分配土地”，“打到吉安去，扩大工农武装”，“打到吉安去，消灭军阀混战”等6个中心口号。
攻打吉安的军事行动分为两步：第一步不打吉安城，而是困吉安城，同时首先占领与吉安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目的是使白色统治更形孤立。第二步再攻占吉安城。
为了克服目前存在的分散状态，统一领导赣西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任命的领导红4军及红4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为领导红4、红5、红6军的共同前委，并吸收地方党领导参加工作，统一指挥湘、鄂、赣、粤、闽的斗争。红4军另行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
2月10日，联席会议成立了新的前委，由17名委员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 郭贞 曾山 王怀 方志敏 朱德 潘心源 黄公略 刘士奇 彭德怀 谭震林 陈毅 邓子恢 张鼎丞 袁国平 李文林 滕代远
会议推举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5人为常委；推举黄公略、彭德怀2人为候补常委。
推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会议还决定：新前委仍随红4军行动；并决定将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特委，准备召开赣西南党的代表大会及江西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