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话说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赣西南的斗争形势发展很快。自前委3月分兵3个月后，赣西南有组织的群众，从陂头“二七会议”时的150万人发展到300万人左右，红色区域扩大到了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至此，赣西南地区已经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的、连成一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赣西南特委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苏维埃区域的好现象”：
第一，农民、工人在经济上得着了解放：地主当权时代，农民受各种捐税、重租、重利的剥削，无不叫苦连天，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不还租，不还债，不还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
第二，农村军事化：每个赤卫队少先队都能正常下操。举行群众大会时，群众的队伍非常整齐，如红军一样，甚至妇女也有很多都懂得。现在红军独立团，有妇女参加。
第三，政治水平的普及：苏维埃政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增强，无论3岁小孩，80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
第四，文化运动的自然发展：许多地方先后开办列宁学校、培训班以及特委、苏维埃政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各种适宜于斗争需要的教育机关。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以后，能写得很短的信及标语之类的东西。
第五，推翻了封建基础：苏维埃的圣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地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天地君亲师”，现在都换成了“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但没有如反动派造谣的所谓的共产共妻的鬼话的现象。
另外，在闽西已经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的农村里，由于“封建剥削取消了，农民分得了土地，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农民不须再靠挑担为生，得以尽其劳动力去经营土地；土匪、盗贼、乞丐、烟赌绝迹，村村夜不闭户，野无游民；水利大大畅通；土地因人工充足而得到改良；肥料由人力制造及资本购买而增加，田禾异常丰收，一般说来比上年可增加20%。”这证明了土地生产在封建束缚解放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
恽代英在1930年春到闽西根据地视察后，也写下了《闽西苏维埃的过去和将来》、《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两篇文章，热情赞扬了毛泽东的功绩。文章中说：“闽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闽西10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无理指责和严厉批评。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为贯彻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不断对红4军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因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反右斗争的影响，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4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4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扩大充实。”
李立三所说的“全国军事会议”，是指在1930年5月中旬由他主持的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推动红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会议又为红军规定了“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的任务，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5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继续贯彻上海红军代表会议精神。更为严重的是在6月11日，李立三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至此，最终形成了以“立三路线”著称的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致信中共中央，说不同意6月11日的决议。李立三便致函远东局，说罗伯特一贯右倾，妨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妨碍中国共产党和远东局的关系，要求远东局调回罗伯特。这一时期，中宣部的恽代英，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全总党团的林育南、罗章龙等人，也都曾在不同问题上提出过反对意见，李立三给他们扣上了“右倾”、“右派”的大帽子，加以打击。
“立三路线”的形成既有前面所说的国际原因，同时也有国内的因素。国内的主要因素一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前两年，中国工农革命形势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多人，各地创建了大大小小10多块革命根据地。二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全国政局一片混乱。就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到来了，这就使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越走越远了。
且说在1930年6月上旬，彭德怀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地区将红5军第5纵队扩编为红8军，以红5、红8军组成了工农红军第3军团，计1万余人。由彭德怀任红3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红5军：由邓萍兼任军长，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
下辖：第1师，师长李实行，政委侯中英。第3师，师长彭鳌，政委谢翰文。
红8军：由何长工任军长，政委邓乾元，参谋长卢匿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
下辖：第4师，师长黄云桥，政委黄克诚。第6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
彭雪枫，乳名隆兴，学名修道，1907年9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入私塾读书；1916年及1919年先后入初级小学和高等小学堂读书；1921年投奔在天津教书的伯父彭延庆，考入南开中学；1922年辍学，到北京投靠在冯玉祥第一师任秘书的族叔彭禹庭，入“第16混成旅官佐子弟学校”读书；1926年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由共青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文学系，因经济无援辍学，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工作，改名为彭雪枫。1930年2月，彭雪枫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到了红5军。
也就在这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之机，依照3月赣州楼梯岭分兵、最后会师闽西的计划，就要离开寻乌了。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座祠堂里召开了一次红4军活动分子大会，有百十号人参加。毛泽东讲了形势和行动计划后，让大家进行讨论。有一位干部站起来发言说：
“我们部队不够精简，特别是女同志，有的怀孕，有的身体不好，不仅拖累了部队，还分散了指挥员的精力，既然这儿有地下党组织，不如将体弱的女同志留下来。”
他这一引头不打紧，会场里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还有人趁机高呼：
“把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来！”
曾志听着大家的议论，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她听到如此强烈的呼声，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爆发了。只见她腾地立起身来，大声说道：
“你们男同志就是歧视女同志，反对军队有女同志。这里到处是地方反动武装，即使有地下党组织，也很薄弱，女同志留下来能生存吗？你们这是借刀杀人！”
毛泽东见曾志说得太过分了，十分气愤，就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曾志说：
“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是你关心女同志吗？”
众人见毛泽东动了气，都不吭声了，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曾志虽然仍是气呼呼的，却也不敢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也有不少人替女干部们说话，于是，更多的人也就随声附和，接受了曾志的意见，再也不说留下她们的话了。
此后，毛泽东、朱德应武平一带人民的要求，率红4军主力从寻乌出发，北入武夷山，沿武夷山南端，到达闽西境内的武平县，解放了武平县城，接着进驻长汀、上杭境内。这是红4军第3次进入闽西。
毛泽东关心的是闽西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一到闽西就率领少数随从人员，经上杭县千家村、才溪，抵达长汀的南阳。
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错误主张，进一步发展了“立三路线”“左”的冒险主义倾向。
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依据闽西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局势，为了总结古田会议后半年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方面的丰富斗争经验，在长汀南阳乡龙田书院主持召开了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阳会议”。
前委、红4军和闽西的党政军领导人朱德、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60余人出席了联席会议。
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报告。关于土地问题，他说：
“过去田地之分配，没有做到抽肥补瘦的办法，贫农雇农所领田地都是山田或者瘦田，生产异常之低，尤其是因为分田时要补还原耕种农民、多是富农的工资肥本，因此贫农雇农虽领了田地，却很难耕种，同时又兼以剪刀现象，遂使有些田地荒芜。”
邓子恢还说，闽西特委和工农民主政府为了解决分配土地中这种肥瘦不均、富农占便宜、贫农雇农吃亏和谷贱伤农等问题，实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解决了“不利于贫农有利于富农的根本问题”；又创办了粮食合作社，建立了工农银行，同时还制订实施了奖励开荒、增产粮食的政策。
毛泽东对闽西的斗争经验十分重视，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在分配土地中创造的“抽肥补瘦”的新鲜经验。
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订的《富农问题》、《流氓问题》等决议案。
《富农问题》决议案总结和肯定了赣西南、闽西土地革命斗争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议案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是正确的，说它有利于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计要比去年未分配时多收20%。” 如果不按人口平分，而是以劳动力为标准，只会对劳动力多的富农有利。
《富农问题》决议案规定：“凡属群众暴动起来的地方，至迟两星期内要分配土地完毕。”决议案中还写道：“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富农问题》决议案又批判了“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左”倾思想：“那种主张‘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之下出力耕种，生产品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属于苏维埃’的做法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客观上是阻碍土地斗争，使土地革命走向失败，根本取消了社会主义前途。”
决议案说：“农民得了土地，解除了一切封建束缚，开辟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表面上看，是要朝着资本主义那条路跑的。“但因为无产阶级在这民权革命当中，建设了领导权的缘故，最后的结果是要把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
《富农问题》决议案不但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第一步——民主革命成功后，要使之过渡到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
《流氓问题》决议案分析了流氓即游民的特性及其对红军建设的危害，同时明确写道：
“对于由流氓组织成份产生的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
就在“南阳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中央代表涂振农带着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来到了长汀县城，说是要传达中央的有关决议和命令。于是毛泽东决定将会议移到长汀城继续举行。在长汀期间举行的联席会议，历史上又称之为“汀州会议”。
涂振农在“汀州会议”上传达了5月间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精神；又传达了《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4军前委信》。
中共中央指示说，全国红军“要无条件扩大，在8月以前，要扩大到50万，进攻，要打破游击主义；打硬仗，要打破逃跑主义。”“打破红军中右倾观念，使同志们明确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全国红军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
关于红4军，中央指示说，“4军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深入了土地革命，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所以4军是中国红军的主力。但红4军也有错误，是新右倾主义：A 否认突然的扩大；B 逃跑主义，放松了大的敌人，放弃了大城市。
《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4军前委信》中还说：“中央坚决地要4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4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4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地执行这一策略。如4军仍是用游击的方式，只来往于赣闽粤等边境，不只削弱了党的主观力量和缩小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即在4军本身的扩大与给养枪弹等的补充都要成问题，望你们严重地注意。”红4军的任务是：“第一步要打下吉安，发动赣西割据，再由赣西与6军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