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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来朱德对史沫特莱所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还很弱,装备又不好。即使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使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们比过去还更坚信,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帝国主义,会积极进行干涉,来保护那个独裁政权。蒋介石虽然正在跟冯玉祥作战,我们还觉得,他正在计划对我们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而且不久就要开始。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毛泽东和我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像我们这样心存疑虑是不对的。”
中共中央对红4军的批评和指示,对于毛泽东来说压力已经相当大了,可他还不知道,就在这时候,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在 1930年6月15日发出了一封言辞更为激烈的中央致4军前委信。全文如次:
闽委即速转4军前委:
一、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递,虽然我们的信都比较简单,蔡同志口头传达又不充分,但完全都是根据中央的路线,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
二、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现在整个形势都有极大的不同,极显著的:正在成熟的世界经济危机,现在更加尖锐化,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的急剧化,更加使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速度加快,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浪潮的深入和扩大,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成熟,尤其显著的是印度、安南与中国。这一个国际形势自从伦敦海军会议失败之后,更加速尖锐了。世界大战尤其是进攻苏联的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的准备正在成熟。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以爆发一个世界大战尤其以进攻苏联的战争。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反映到中国来尤为露骨,帝国主义在中国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当然军阀战争有其它的次要原因),在这一个军阀战争的形式上,表示出来帝国主义间矛盾的尖锐。长期和扩大的军阀战争,破坏了中国政治经济,使统治阶级的崩溃,已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革命的成熟复兴,最明显的是工农兵红军走向平衡的发展,在这一个政治经济与革命的危机尖锐化的主要特征:显示了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在革命成熟复兴的时候,任什么一个问题,都有可能爆发一个革命高潮,因此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的前面了。目前党的中心策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士暴动,就是针对这一个革命形势,极力促进各种革命势力汇合的总暴动,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三、党对于红军的策略,亦完全是针对着这一个形势。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避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应当准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战争。
四、我们过去对于4军的指示,完全是基于革命形势的转变,与中央对红军的新的策略的基础,你们因为没有了解现在革命的形势,所以不能明白中央的指示。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错误:
1、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做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你们甚至机械地认为只有把武装分配给农民以及红军在农村杀尽土豪劣绅,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你们没有懂得,现在土地革命已走入更高的阶段,——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才有可能,你们因为反映了农民意识,所以忘却了这一个真理。
2、你们的割据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如像你们认为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你们认为打南昌以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理由是:(1)、江西资产阶级比较全国弱;(2)、江西没有当地军阀;(3)、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你们提出打南昌与中央指出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立场,完全不同。你们的意见是错误,尤其是你们打南昌的理由,更包括着严重的错误。
3、你们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你们提出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以及不强迫缴商团的武装,要注重你们所谓的秩序,这完全是武汉时代的机会主义的残留,你们应当完全站在阶级利益上来转变这一个策略,你们这一个机会主义错误与第四个错误有密切关联的。
4、你们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怕帝国主义,所以过去我们指示你们到东江,你们说东江帝国主义力量大,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你们完全没有懂得,现在国际形势与1927年国际形势完全不同,那时,正是帝国主义的暂时稳定,一般的没有国际革命浪潮,现在正是资本主义战后的第三时期,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急剧尖锐化,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浪潮正在成熟,中国虽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焦点,同时是帝国主义统治最弱的一环,整个世界大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中国革命一爆发必然遇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但革命一起来亦必然的掀动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全世界革命决斗中来消灭帝国主义。你们只看到帝国主义要压迫中国革命的事实,并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动摇的加速,与国际革命运动正在成熟。你们因为对帝国主义的不正确估量,所以对于革命因为帝国主义作出取消的结论,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
5、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你们一定要坚决地猛烈地扩大红军,要决心歼灭军阀力量。但在这里我们还申明一句,我们现在所提出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的战略,与你们过去有的同志主张打大城市的理论完全不同的。中央新的路线到达4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4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4军能坚决地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此致
革命的敬礼
中央 1930年6月15日
中共中央的态度就是这样强硬!简直是泰山压顶!
且说毛泽东听了涂振农的传达报告,该怎么办呢?他本来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开始就心存疑虑,可现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如此的三令五申,如果红4军坚决不执行,不但是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而且还很有可能像“七大”前后一样,内部再起风波,甚至导致红4军的分裂也不是不可能的。在党中央一再批评和压力之下,毛泽东不得不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
对于中共中央提出的红军“要无条件扩大”问题,毛泽东感觉到:红4军已有相当数量的发展,游击战应该逐渐向高一级形式发展,适当地进行扩大整编对于攻打大一点的地方,推动革命波浪式的发展也是必要的。所以,“汀州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4军和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地方武装合到一起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
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在长汀南寨坝广场正式宣告成立,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
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的工农红军第1路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
毛泽东和朱德先后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
红军第1路军下辖3个军、1个红军学校,共2万余人:
红4军,林彪任军长,彭清泉(即潘心源)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李涛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纵队,罗瑞卿任第2纵队政委;萧克任第3纵队纵队长。
红6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委,周子昆任参谋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纵队。
红12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林楚任参谋长。
下辖两个纵队。粟裕为红12军第5支队支队长。
红军学校,校长萧劲光,政委张鼎丞。
萧劲光,1903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家庭,原名萧玉成,他2岁时死了父亲,36岁的母亲带着6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1920年秋,萧劲光和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由毛泽东、彭璜介绍到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萧劲光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姑娘,她个子不高,乌黑的短发,白里透红的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她就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的长女朱慕慈。萧劲光和朱慕慈结婚10多天后,告别新婚的妻子,再次赴苏联学习,几个月后,朱慕慈也受组织委派赴苏。1928年12月30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在异国降生。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及其前委成立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还成立了全国各根据地红军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不同,属于政府下属军事机关性质,应为后来的“中革军委”的前身):由毛泽东、朱德、曾山、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李文林等17人组成。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22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第1路军总指挥部下达了向广昌集中的训令。训令中说:
“1、蒋桂战争极烈,双方死亡各达10余万,蒋逆亦负伤。张发奎的桂系军队到长沙。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2、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就在6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1路军从长汀出发,浩浩荡荡北上,向南昌挺进。
尽管毛泽东接受了中央的决定,但疑虑的心理使他在率领红军攻打南昌时依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逐步推进的方针。因此,当他和朱德率部来到于都县银坑后,就命令部队就地休息。
毛泽东听说距此地不远处的平安村有一个名叫竹篙寨的大溶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于北区革命委员会后方保管处就设在这里。他决定前去看看。
竹篙寨地处于都、兴国、宁都3县交界的中心要道,周围石山环绕,千姿百态,风景十分迷人。在众多的石山中,竹篙寨格外挺拔俊秀,其高十五六丈,远远看去像一根长长的竹篙插在那里,故而当地群众以此名之。
这天下午,毛泽东和朱德来到竹篙寨山脚下,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爬上山腰,径直向大溶洞洞口走去。
担任看守大溶洞任务的是赤卫队员谢思中,这位憨厚忠诚的庄稼汉子身材魁伟,皮肤黝黑,正坐在洞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他一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立即警觉地站起来,见有两位老红军漫步而来。走在前面的那位,有三十七八岁年纪,身材高大,长长的脸,两眼炯炯有神,嘴巴左下角长着一颗痣。后边那位,四十多岁年纪,个子稍矮,腰扎武装带。他便迎上前去。高个子问谢思中:
“同志,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谢思中手握鸟铳,反问道:
“有证明吗?”
矮个子说:
“对不起,我们忘记带了。我们只是到里头看看,不拿一件东西。”
“不行!没有证明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谢思中说罢,转身关上石门,眼看着那两人转身离去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谢思中看见于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洪昌高陪着那两个人又来了,看样子,洪主席对他们还挺尊敬呢。正在谢思中诧异之时,3人已到洞口。洪昌高指着那两个人向他介绍说:
“这就是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来这里视察工作,你怎么把他们挡在洞外呢?”
毛泽东见谢思中有点不好意思,就上前握着他的手说:
“同志,你做得很对。干革命工作就要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精神。希望你保持和发扬。”
谢思中听了毛委员的夸奖,高兴极了,立刻点亮马灯,在前边带路,将毛泽东3人领进洞内。大溶洞内凉气袭人,四周金钟倒挂,还有不少石笋、石台、石桌、石鼓。洞内深处昼夜奔流的地下河,发出“哗哗”的流水声。
这大溶洞的确是一个好去处,整个山洞面积多达700多平方米,东南西北各有1个洞口,西方南方北方的洞口狭小,洞口外又是悬崖绝壁。唯一可供出入的东口,石门也是又窄又矮,人要进出也必须低头弯腰。大溶洞犹如一个天然碉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毛泽东观察了一遍,说道:
“竹篙寨石洞面积大,能住上一个团的兵力,这里水源丰富,若把粮食和燃料运入洞内,可以和敌人作战一两个月。这是建立后方仓库的理想之地。”
后来,于北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竹篙寨“于北区后方保管处”改名为“中央后方保管处”。
毛泽东就是在这次向长沙进军途中,吟出了著名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词中所说的“偏师借重黄公略”,是说此时的黄公略率领的红6军正在向南昌、长沙进攻中,作为右路军配合红军第1路军主力,从湘赣接壤的根据地东进江西。
6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等人签发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通电中说:
“本委员会为接受‘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决议完成革命任务,统帅红军第1路军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3、第2军团(由于讯息不通,毛泽东此时尚不知贺龙的第2军团尚未建立,见下——笔者注)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
正当红1路军所属各部,纷纷往广昌集结,向长江流域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也急忙调集正在参加军阀混战的部队回江西,以加强防守力量。毛泽东闻报,断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到兴国地区集中,一面巩固和扩大赣南根据地,一面静观敌人动向,再作打算。
不久,毛泽东、朱德得到情报,说是国民党军邓英部主力集结在吉安,樟树只有邓英部少数兵力。于是他们决定:部队由兴国移师北进,攻占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樟树。
1930年7月4日,湘鄂西的红4军和鄂西的红6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
7月7日,两军在公安召开联席会议。贺龙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要求,将红4军改称为红2军,与红6军合编成红2军团。红2军团的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如下:
军团总指挥:贺龙,前委书记、政治委员:周逸群,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 下辖:
红2军:军长贺龙(兼),政治委员朱勉之,参谋长张应南。下辖:
第4师:师长王炳南,政治委员陈协平,参谋长向鲁清。下辖:
第10团:团长张一鸣,政治委员吴凤卿。
第11团:团长覃苏,政治委员汪毅夫。
第12团:团长吴虎臣,政治委员张海涛。
警卫团:团长贺佩卿,政治委员吴协仲。
红6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下辖:
第16师:(红6军第1纵队改编),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下辖:
第46团:团长李骑。
第47团:团长贾鸣钟,政治委员邱鸿禧。
第48团:团长桂伦,政治委员谭抗。
第17师:(红6军第2纵队改编),师长段德昌,政治委员许光达(兼)。下辖:
第49团:团长刘仁载,政治委员戴文斌。
第50团:团长张海清。
第51团:团长陈华山,政治委员段德福。
红2军团共1万余人,5000余支枪。
再说在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1路军《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命令中说:
“敌逆军邓英部,以主力集中吉安倚固死守,峡江、吉水、新淦、泰和,亦在该逆敌军盘踞中”,“南昌之敌逆已赴援铜鼓,以图与我第5军抗敌,樟树间有邓英部之小部队。”“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诱邓敌弃吉安,退回与我野战,使赣西群众武装得以乘间占领吉安。”
同时,毛泽东、朱德还颁发了一个部队推进计划表。随后,红1路军分为右纵队、左纵队、总预备队,向樟树前进。
7月20日,红1路军进入永丰城。
是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朱德发出第2期推进计划表。
据1929年春从莫斯科回国的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说:“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辞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
7月21日,红1路军继续向新淦县七琴镇前进。七琴镇守敌有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红1路军顺利击溃,大部就歼。
7月22日,红1路军在麦斜村进一步了解了敌情。毛泽东等人已经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中了解到江西省内国民党军的主要配置情况:抚州地区有朱耀华的1个旅,吉安北阜田地区有戴岳1个旅,南昌地区有1个旅的两个团,而且是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18师,是能机动的。而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于是,毛泽东、朱德发出了进攻樟树的命令,要求红军要奋力夺取樟树。命令中说:
“樟树镇现无白军。南昌府有敌炮、工、特务各1营,警备、补充各1团,有进至樟树顽抗我军之可能。”
7月24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改称为红1军团,红6军(贺龙部亦有红6军)改称为红3军。
同时决定:把原红6军政委陈毅留在赣南坚持武装斗争,组织地方武装。陈毅去职后,由毛泽覃代行红3军政委职权。被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还有红军医院院长余贲民,任湘鄂赣红军军政学校校长。此后,余贲民将300余名学员培养成为红军的优秀军政干部。1932年,余贲民调任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负责领导地方武装的建设和作战,12月,为掩护医院和兵工厂人员撤退身负重伤。1933年4月9日,他因伤势恶化在江西万载县小源红军医院逝世,时年45岁。
且说在7月24日这一天,红1军团召开了誓师大会。而后,红1军团一举击败樟树守敌两个营,顺利占领了樟树镇。
占领樟树后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按照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红1军团应该直趋南昌。此时,红1军团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向处于劣势的南昌守敌两个团发动进攻,进行攻城战斗。但毛泽东和朱德没有贸然下达攻打南昌的作战命令。他们为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立即召集前委成员讨论敌我形势和下一步的军事部署。毛泽东认为南昌城工事坚固,不易攻克。因此会议决定:不打南昌城,部队西渡赣江,前进到高安、上高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尔后向南昌对岸挺进,以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这样,从形式上看,攻打南昌的计划仍未放弃,但在实际上,部队只是在大城市的外围活动,仍然在坚持农村根据地。
朱德后来曾说:“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1军团的影响较小。毛泽东坚持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
7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樟树发布西渡赣江的命令,部队迅速渡过了赣江。
7月27日,红1军团到达上高、高安等地,以主要力量在高安县乡村发动群众。
7月29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命令中说:
“本军团以原任务于‘八一’国际反帝示威节及中国之南昌暴动纪念日进占南浔路,以扩大政治影响。拟于30日全军团进至万寿宫、石子岭一带,相机进占牛行车站。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即发动群众并努力筹款。”
7月30日,红1军团到达离南昌约15公里一带地区的万寿宫、石子岭、生米街。毛泽东派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带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牛行车站。
1930年8月1日,罗炳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鸣枪示威,以纪念3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国民党守军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发出撤向安义、奉新休整的命令。命令中说:
“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灭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红1军团按期撤离南昌对岸一带,进入安义、奉新地区待机,进行休整和筹款。
这正是:事不可为强出头,头破血流无来由。
你说你的鸟道理,我有我的巧算筹。
8月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1军团从奉新县来到安义社坑。毛泽东在山穷水缺的仓下村和刘远贵、刘宗栋等5位农民拉家常。他说:
“我们这支队伍叫‘中国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穷人闹革命,就要像草绳一样,大家紧紧团结起来,齐心协力闹革命,我们的力量可就大了!一定能把反动派打个落花流水。”
毛泽东的话让刘远贵等人越听越入神,“好像醒了瞌睡,心里亮堂多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兵指何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立三路线”尽管严厉地批评了毛泽东,好似泰山压顶。但李立三毕竟是毛泽东曾经的部下和老朋友,他既没有像陈独秀那样排斥毛泽东,也没有像瞿秋白那样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更没有像红4军“七大”、“八大”那样既使他丢了职务又险些丧命,所以毛泽东还能够应付裕如。正因为这样,为了糊弄中共中央的瞎指挥,以便对“立三路线”有个交代,他在6月19日成立红1路军和前委后,作出了进攻大城市的姿态。6月25日,在不了解彭德怀部(见下一章)与贺龙部的情况下,他又与朱德等人签发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堂而皇之地宣称:“统帅红军第1路军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3、第2军团会师武汉”。在‘八一’那天,他还派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带人到南昌对岸牛行车站举行武装游行,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他和朱德带着部队一路宣传、一路发动群众、一路筹款,既消灭了孤立之敌,扩大了政治影响,又壮大了红军,巩固了根据地。这样的大智慧、大动作,除了毛泽东还有谁能够想得到做得出?最有意思的还要数下一章中将要讲到的他在8月24日写给赣西南特委等并转中央的信,真是妙得紧,读来让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