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毛泽东、朱德下达“4号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战斗部署是：红4军为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进攻；红20军从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线进攻；红3军与红12军为右翼，向神岗山、天华山一线攻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地方武装和暴动农民军也兵分3路，配合主力红军一起进攻吉安。

此时吉安城守敌邓英部不足3个团，只有江西保安第3团和吉安县警察大队相助，他见红军大举来攻，早已吓破了胆，嘴上吹嘘吉安是“金城汤池”，“可保无虞”，暗地里却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10月4日拂晓，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亲临真君山前沿指挥，一声令下，红1军团和10余万地方武装、暴动农民军向吉安城发起了总攻。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用刀斩断电线，用竹竿捅破电网，用稻草填满了7道壕沟，逐步向纵深推进。经过一天激战，红军从城西突破敌人阵地，直插县城中心的中山路大街。邓英见势不妙，利用夜幕掩护率领部下在白鹭洲乘船溜走，红军沿岸追击。午夜12时，红1军团乘势攻占了吉安城，俘敌200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

10月5日，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进驻吉安城。

吉安一战吓得周围几个县的靖卫团都逃跑了，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到处红旗招展。红1方面军也发展到了5万多人。

10月7日，十余万工农群众在吉安县城中山广场召开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文林、邵式平、彭德怀、古柏等53人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曾山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地方党组织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由李文林任行委书记。

毛泽覃任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下设有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特务连，共计二三百人。

毛泽东在吉安期间，有一则趣事，是贺子珍在几十年后亲口叙述出来的。她说：

“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待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且说前边已经讲过，红3军团一些负责人原先同意攻打吉安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为了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打下吉安后再打南昌、九江。这也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现在，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又被这些人提了出来。是否按照袁州会议的决定再打南昌、九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只好决定组织上服从，行动上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处置。

10月13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红1军团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

10月14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报告了袁州会议及目前的状况。他写道：

“我们在袁州束装待发时，长江局派来周以栗同志赶到袁州。经过周同志报告之后，我们详细讨论了一番，仍决定夺取江西政权。1军团以很短的时间打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3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顿补充等。”

10月17日，毛泽东率总部抵达峡江，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了全体会议，讨论了时局、土地、资本、红军下一步行动等问题。

10月18日，毛泽东在写给湘东特委的信中记述了峡江总前委会议的情况。他写道：

“总前委本月17日抵峡江，在此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关于时局，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

“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地平均分配才是对的，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土地一概没收，平均分配。”“分田必须按照人口平均分，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关于资本问题，“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限制他，克服他‘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的阴谋。”

关于红军行动问题，会议未能就是否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而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仍决定：“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铁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全军团拟明后两日，由峡江出发，向南浔路前进。”

10月19日，红1军团从峡江出发，向清江方向前进。

10月21日，毛泽东率总部机关到达清江县太平圩。

毛泽东在太平圩主持召开了两天的总前委会议，对于红军的行动问题，与会者仍是意见不一。

正在难以决断之时，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形势变化的新苗头。他得到的情报是：“敌谭道源师已全部开至南昌；许克祥部及第5师熊式辉部之先头部队皆于19日相继开至九江。”他感觉到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止，蒋介石将要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另据报载：金汉鼎、毛炳文两部有来赣之说；公秉藩师现在抚州；袁州有湘敌罗霖部，分宜有其先锋部队约一营。”这正是国民党军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明显迹象。因此，毛泽东立即果断决定：总部从清江太平圩后撤15公里。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正确。蒋介石原来一直视“朱毛军”为“疥癣之疾”，不足为患，没想到这一个时期却成了“肘腋之患”，已经到了非“剿除”不可时候了。早在1930年8月间，他就提出了“剿匪”兵法，他说：“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惟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此乃可制其死命也。”只是陷于中原大战，无法脱身，直到1930年10月7日，蒋军攻下了河南郑州，取得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的基本胜利，蒋介石这才能腾出手来，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了。

10月24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命令中说：

“为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人决战的条件，暂以7天为期（如延长则另有命令）。”

毛泽东又一次适时而巧妙地使部队在中途停了下来。自此，红1方面军的1、3军团5万人分布于袁水流域的分宜、新余、临江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

10月25日，红1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罗坊。毛泽东在罗坊根据收集到了国民党的报纸和情报，进一步判定国民党军队已经结束混战，正在向红军包围过来，其先头部队已到清江，与红军仅一江之隔，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这一天，毛泽东为进一步统一全军思想，确定红军行动方向，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新余罗坊陈家闹村主持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总前委成员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朱云卿、古柏、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还有长江局军事负责人周以栗，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共20多人。

10月2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我们对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不但对中国革命形势有大的转变，同样也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时联合对付革命，使蒋介石有从前线大量调动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

“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它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击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地纠正。”

“战略是依据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在夺取南昌的任务下面，首先争取吉安，这一战略是非常正确，就不应简单机械地说，本是打南昌，为什么打吉安？又如，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浔路，在战术上，或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两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主力，再行进占。这都归并于当时主客观两方面实际条件，不能一定拘泥。”“江西党与1方面军的任务，无疑的是配合江西群众，有计划地有布置地实行阶级决战，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毛泽东巧妙地通过罗坊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批评军事冒险行动和分析江西革命形势，说明红军的行动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确定自己的战略进攻目标和战术原则，不能一味机械地照搬上级指示。再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罗坊会议鉴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围剿的态势已经形成，接着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仗该如何打？是在白区打？还是在根据地内部打？与会者中出现了不同意见，进行了激烈争辩。毛泽东的意见是：

在红军和根据地还不巩固，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

针对国民党军企图在赣江西岸的白区一带包围消灭红军主力的阴谋，他主张红军应该东渡赣江，向根据地中心地带作“最后退却”，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去打。这就是著名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到会的许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方针都不理解，表示反对。一是红3军团的干部大都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一带人，不愿离开本区东渡，主张1、3军团分家，夹江布阵，由红1军团到赣江东边去，红3军团则留在赣江西。二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表示，“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他们认为：这样会丢失大片的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对外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却方针也表示强烈反对。他主张执行李立三“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指示，到白区去打，并极力“主张与敌人速打”，迫使敌人转入防御。

10月28日，正当红1方面军内部争论不休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发布了命令：

“1、以歼灭朱、毛、彭、黄及方志敏各股匪之目的，集结第6、第9、第19路军及行营直属各部，在赣境内四周包剿各股匪于赣西地区及景德镇附近而歼灭之。2、所在赣之第18、第50、新5（后改称为第28师）、新13各师，及独立14旅其它团队，暂编入第9路军，统归该总指挥鲁涤平指挥。”

命令中所说的总指挥鲁涤平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他是这次“围剿”军的总司令。此外还有一个前线总指挥，就是第18师师长张辉瓒。

蒋介石此次共调集了11个师又3个旅，除了上述“所在赣之”各部外，还有罗霖第77师、许克祥第24师、毛炳文第9师、蔡廷锴第60师、戴戟第61师、刘和鼎第56师、张贞第49师、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刘夷独立第32旅及3个航空队，共计10万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