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

话说1930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在萍乡红1军团总部发布了《进军吉安的命令》，仍然把夺取九江、南昌、长沙、武汉作为大目标，要“先攻下吉安城，使赣西南工农群众势力向下游发展与我们配合并补充大量新兵，扩大红军队伍。”

9月28日，红1、红3军团到达袁州。

此时，毛泽东尚不知中共中央内部又发生了一次重大人事变更。

原来在9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10人，有：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候补委员4人，有：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中央审查委员和候补审查委员各1人，他们是：阮啸仙，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青年团、全总党团等代表20人，他们是：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共36人。

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

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也发了言。李立三作了检讨。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报告。

9月28日这一天，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

全会撤销了李立三的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职务。

全会补选中央委员7人，有：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锡根、陆文治、贺昌、邓发；补选候补中央委员8人，有：袁炳辉、陈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黄平、恽代英、陈潭秋；补选中央审查委员2人，有：宁迪卿、康生。

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大台庄一个张氏大家族，乳名张旺，学名张宗可，字少卿，又叫张叔平，曾用名赵溶、张溶、张耘，1924年入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期间，参与组织了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的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1928年下半年，他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此后，康生进入中共中央高层，主持“中央特科”，负责收集情报、铲除叛徒、营救同志等特种工作。

全会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政治局常委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竟然由两位从苏联归来的第一次、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核心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并由他们分别作了报告。而与他们犯有同样性质错误的李立三则作了检讨。会议一方面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而另一方面又一次地确立了周恩来的核心地位，岂不怪哉？

且说在9月29日下午，红1方面军总部下达了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

9月29日晚，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以中央全权代表名义来到红1方面军总指挥部。毛泽东和周以栗原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老同学在前线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

周以栗带来了上一章已经提到的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此时他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和基本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还是照本宣科地传达了8月29日的中央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攻打长沙，在“湘中主要敌力击溃与消灭后，便应掉转主力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使湘赣苏维埃能配合而巩固的向前发展。”

毛泽东为说服周以栗，和他进行了彻夜长谈，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周以栗也是一位勇于服从真理的人，毛泽东最终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他接受了自己的意见。

9月30日，红1方面军领导层内不少人都知道了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围绕着维持原议攻打吉安，还是回头去攻打长沙或南昌，又发生了激烈争论。为此，红1方面军总前委在袁州召开会议，再次进行讨论。由于毛泽东事先说服了周以栗，所以周以栗在会议上不仅不再坚持中央的计划，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还帮助毛泽东说服了3军团的一些领导人，先不要去打长沙或南昌，而是应该去攻打吉安。

周以栗后来还感慨地称赞毛泽东说：“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

袁州会议最后决定：先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打南昌，而是继续执行株洲会议的决定，先拿下吉安再说。

吉安是一个被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长期围困的孤城，周围都是根据地，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县城被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占领。红军打下吉安，就可以使周围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袁州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担任主攻任务由袁州、萍乡、攸县等地向吉安方向开进，攻打吉安；红3军团则由萍乡以南向清江方向开进，担任切断赣江交通和阻止敌人增援吉安的任务。

毛泽东和朱德、朱云卿率领方面军总部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岔路口时，迎面碰上了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

原来早在5月份，赣西特委常委李文林作为赣西特委代表到上海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接受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和方针。他于8月5日回到赣西南，主持召开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斥责特委书记刘士奇犯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职务，改组了特委常委，由他自己担任了特委书记。

本传不得不交代一下刘士奇此后的悲惨命运。他被李文林撤销特委书记后，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被留在中央机关学习和工作。1931年7月，刘士奇奉中央指示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先后任红4军、红4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东路游击司令员等职。1932年9月底，红4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名义致信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郭述申，让他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红27师师长徐海东等组成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由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鄂皖边区的斗争。10月2日，中共鄂皖工委将边区红军与地方武装统一改编成红27军，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吴保才任副军长，江求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79与第81师，徐海东任79师师长。

据邓建龙在《红27军军长刘士奇被杀真相》一文记载：红27军在11月18日到达鄂东北根据地，找到了鄂豫皖省委。省委没有全面听取中共鄂皖工委和红27军在东线转战经过的汇报，而是听信片面反映，对刘士奇作了错误处理。在1933年初“肃反”中，省委以“在东线转战中丢弃伤员，不顾随军跑反的群众”、“把红27军领到长江边上，要过长江去”、“不想返回苏区”的3项罪名，将刘士奇错定为“改组派”、“反革命”而杀害，时年仅31岁。那么，刘士奇的所谓错误是谁向省委反映的呢？1965年1月，时任25军战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的徐海东，竟置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为刘士奇平反昭雪的决定于不顾，在给编委会撰写的一篇回忆史料中罗列了刘士奇的3条“莫须有”罪状。当年鄂豫皖省委正是根据这3条罪状将刘士奇作为“反革命”处决的。由此可以看出，向鄂豫皖省委片面反映刘士奇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曾任红27军79师师长的徐海东。也正是这个原因，在1965年编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初稿）》第一章第二节中，有关被“肃反扩大化”杀害的师级以上干部中，只字不提被错杀的刘士奇，甚至在2000年播放的《徐海东大将》电视片中，仍然诬称刘士奇在东线转战中一人独享满桌的鸡鸭鱼肉，还有徐海东与之斗争的片段。原中共鄂皖工委书记、红27军政委、原中顾委委员郭述申，在1989年3月4日专门就徐海东诬陷刘士奇的“3条罪状”问题，与红25军战史编委会的同志谈了话，还原了真实的历史。这个谈话后被整理成《郭述申谈红27军的几个问题》，附录于《红25军战史》一书内。郭述申在谈话中还说：“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作为当时红27军的政治委员，我有责任对这几个问题加以说明。”也正因为徐海东顽固坚持对刘士奇的错误看法，当年参加《战史》编写组的同志也看不下去，其中一位老同志听说我是刘士奇家乡的人，于2000年辗转找到我，希望我能替刘士奇写篇文章，将其被害真相公之于世。

再说李文林告诉毛泽东说：

“中央还是要红军去打南昌。”

毛泽东听了，平静地用手指着正在行进的队伍说：

“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出发了。”

李文林也不好再说什么，便说：

“那也只好这样。”

1930年10月2日，红1军团兵抵吉水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