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5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话说在1933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蒋介石发动的第5次“围剿”开始了。

原来早在6月8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国民党华北驻军除留下一部分外，大部分南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

蒋介石此次“围剿”的战略是，实行“碉堡政策”，即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将50余万人分为东西南北4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合围：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辖第1、2、3路，共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第1路总指挥由顾祝同兼任，在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2路总指挥由蒋鼎文兼任，在金溪、藤桥、崇仁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3路是北路军中的主力，总指挥陈诚，集结于南城、南丰地区，沿抚河两岸构筑碉堡封锁线。同时，北路军还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11个师又1个旅，在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东路军总司令蔡廷锴，指挥第19路军的7个师又两个旅，扼守闽西、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北发展。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湘军和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分别在“围剿”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担任阻击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

蒋介石同时又配置空军5个队105架飞机于南昌、抚州、南城，掩护和支援地面作战。

9月25日，蒋介石乘红1方面军的东方军和中央军分离作战之际，首先命令“围剿”苏区的北路军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第5次“围剿”的序幕。

此时驻守黎川的是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他手下只有闽赣军区司令部1个70来人的警卫连。因城内作战兵力寥寥，敌我力量实在悬殊，萧劲光就向中央建议说，红军主力应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

9月28日，萧劲光鉴于国民党军3个师来势凶猛，红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到，手下几十号人根本无法死守，眼看着后路即将被敌军全部切断，只好带队撤出了黎川城。

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博古等人震惊于此一城之失，不问青红皂白，就说萧劲光是退却逃跑。博古急于收复黎川城，就以中革军委名义命令彭德怀率领东方军收复黎川。

彭德怀率东方军开始由东向西移动，行至硝石洵口，与国民党军第6师3个团不期而遇。东方军一战胜之，俘敌1200余人，活捉其第18旅旅长葛钟山。此战惊动了黎川、南丰、南城等地的国民党军，他们蜂拥而至，向东方军夹攻。

此时黎川驻军有3个师，南城、南丰各约4个师，硝石正处在这3点之间，相隔只有一二十公里。东方军一开始就暴露在国民党军堡垒群中，从此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后来毛泽东说：

“第5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1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心情十分郁闷。他常常来到住所元太屋前的大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时几天不说一句话。他凝视着天空、原野，不禁心潮难平。

是啊，在瑞金时，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充满欢声笑语。而如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不但没有人敢来了，也更没有人愿意听他的了。只有妻子贺子珍始终寸步不离地默默地陪伴在身旁，有时陪他到河边散步，有时干脆就默默无语地陪着他坐着。毛泽东时而对天长叹，时而吹吹洞箫，排解一腔的烦恼和忧愁。

贺子珍看着日渐瘦弱的丈夫，担心他会在哪一天跨下去，便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照顾好他。她与警卫、勤务人员商量着如何改善一下毛泽东的生活。买吧，没有钱，他们只好下地里捉田鸡，到河里捞鱼摸虾。贺子珍甚至还暗地里求人帮助弄些新鲜的东西给丈夫改善一下生活，补养补养身子。

数十年后陈士榘在贺子珍逝世后曾谈到了毛泽东这一段的生活。他还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贺子珍立下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巨大功劳。至今，我仍然怀着崇敬之情，深深地怀念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杰出女战士。”

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在这段时间里，尽管艰难困苦，他依然坚持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3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心里还始终牵挂着战场。“左”倾路线领导者在第5次反“围剿”中越来越盲目蛮干，战争形势也越来越糟糕，他的心也越来越紧了。虽然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忧心如焚的他仍然在寻找机会力陈自己的主张。

就在1933年10月初，共产国际9月间派驻中革军委的军事顾问李德，自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字李德，又名华夫，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191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和德国中部的工人武装起义；1926年被捕入狱，1928年越狱后逃到苏联，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工作。

博古根据王明的指令，成立了由他和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的分工是，博古负责全面领导工作，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内最高军事领导职务）负责军事指挥，李德的职责自然是“中革军委”的军事顾问。自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和1931年11月25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一直到遵义会议前夕，党内外一切军政事务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李德到瑞金几天后，中共中央局在他的住处召开了一个见面会。博古、张闻天、毛泽东、项英、刘伯承等人出席了会议。博古把李德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李德“表示欢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李德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 李德说他对毛泽东“最初的印象”：“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的40来岁的中年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

博古在见面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局的决定：李德可以直接“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

为此，中共中央局为李德专门配备了俄语军事翻译伍修权、王智涛。

不久，中革军委在李德的住处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早已被“左”倾中央剥夺了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他还是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还是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总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尽最大努力为战争作出贡献。现在，他知道自己对制定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没有决策权，可面对目前红军不利的战局，不能不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战略设想。于是，他就在这次会议上对敌我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他说：

在敌人气势汹汹地大规模进攻面前，红军既不能和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也不能死守中央苏区，和敌人拼消耗。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徒然损耗自己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

一个是“诱敌深入”，和以前几次反“围剿”一样，实行有计划地后退，以小部、次要兵力吸引和牵制敌人，将敌人诱至苏区腹地，使其“盲人摸象”。而主力红军则隐蔽集结，待机破敌。敌人要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其疲惫；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懈怠，这就必然会给我以相机歼敌的有利机会。换句话说，“诱敌深入”，造成敌人在战略上对我实行大“围剿”，我则在战役战斗上对敌人实行小“围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前几次反“围剿”的结果看，这样做是有胜利把握的。

另一个方案是，突破敌人的重兵围困，跳到敌人身后去作战，和敌人实行大“换防”，迫使敌人走出碉堡回防，置敌人碉堡于无用，而红军则可以发挥机动灵活的特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大“围剿”。

这两个作战方案遭到了李德的全盘否定，他说：

实行“诱敌深入”，“就会把我们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为我们阻止敌人并打击敌人提供保证”，是军事上的保守与胆怯。而跳出包围圈一途，“由于敌人的堡垒构筑坚固，并且层层向纵深发展，所以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的外侧或背后作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后来，李德对毛泽东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他说：“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

李德还说：“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他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实行的军事方针是“枪杆子政策”，是“一味退让，毫不抵抗”，是“向山区溃逃”的“游击主义”及“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因此，他对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表示赞赏。

且说在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经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起，成为两个正式文件，作为划分阶级和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的标准和依据。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颁布这两个文件的第49号令中宣布说：

“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份有不合本决定者，应该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

毛泽东在《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重新提出了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政策。这就否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两个文件下达后，各省、县、区、乡苏维埃先后召开会议，学习文件，学会分析阶级成份，掌握党的政策。

据统计，胜利县在查田运动前划的地主、富农共有1580家，查田运动中又查出536家。依据中央政府两个文件复查后，有1800多家地主、富农改为中农和贫农，真正属于地主、富农的不到280家。实践证明，凡是按照上述两个文件提出的科学标准进行划分阶级的地方，就能划清地主与富农、富农与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与富农的界限，既能把隐藏在中农、贫农阶级中的地主、富农挖出来，也能把在“左”倾土地政策影响下错划的阶级成份改正过来，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