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话说在1933年11月间，正当蒋介石以重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在福建发生了一件令他非常头痛的事情。

原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19路军广大官兵，正像毛泽东在第4次反“围剿”前所预料的那样：“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因此，在“一·二八”事变后被调到“剿共”战场上19路军官兵，不愿意再进攻苏区，纷纷要求抗日救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前所述，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0月26日在瑞金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府设在福州市。接着，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在围剿红军的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强迫他们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反戈一击。

第19路军有正规部队33个团，5万余人，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他们控制的福建与中央苏区东线接壤，如果红军和他们联起手来，不仅东线的威胁就此消除，还可以大大增强对付北线蒋军主力的力量。因此，福建事变的发生，第19路军的倒戈，使处境艰难的红1方面军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他十分清楚地知道，福建事变打乱了蒋介石4面“围剿”苏区的计划，红军通往苏浙皖赣的大门被打开了，这是一个实行战略转变、粉碎蒋介石第5次“围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福建事变的当天，毛泽东与朱德以中央政府和红1方面军的名义，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第19路军，电文中说：

“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11月24日，蒋光鼐、蔡廷锴将所部第19路军扩编为5个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

蒋介石慌忙召开行营军事会议，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又从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分别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镇压第19路军的反叛。

这样，国民党军“围剿”根据地的主攻兵力减少了，减轻了红1方面军的正面压力。毛泽东和朱德几次去找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商议军情。毛泽东建议说：

留红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红1、红3、红7、红9军团，向闽浙赣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建议正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发动第5次“围剿”，可以说是集中全国兵力倾巢而出，后方兵力薄弱，守备空虚。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经没有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也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苏浙皖一带几乎没有正规军。

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1方面军主力部队攻入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是完全可以“纵横驰骋”的；在援助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同时，必将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仅第5次反“围剿”另有一番局面，而且全国政局如何变化，也都是很可乐观的。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朱德赞成毛泽东的建议。但愚蠢的博古、李德却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博古认为：毛泽东和朱德曾经对福建方面提出的“共同抗日3条件，只是宣传口号，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

张闻天提出了与博古相反的意见，他说：

“3条件既是宣传口号，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讲的。”

张闻天主张从军事上支持第19路军。他的意见被博古否决了。

周恩来也提出：由红军主动出击，歼灭途经江西资溪、闽西北光泽入闽讨伐19路军的蒋介石部队。他的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否决了。

博古、李德不敢采用毛泽东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型战略，主要是害怕会因此而失去根据地。他们不但没有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尤其是“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而且还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李德甚至认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他们。

博古、李德说，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是冒险的行动。他们还说：红1方面军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第19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第19路军这一“最危险的敌人”，无异于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于是，他们把毛泽东的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就这样，博古、李德等人又将红1方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而让第19路军单独去同蒋介石军队作战，使红1方面军失去了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11月间，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受毛泽东委托，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检查工作。群众反映县苏维埃政府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行为严重，谢觉哉决定蹲下来认真查一查。经过几天的清查，一条“大蛀虫”被揭了出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仅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款等34项，总计合大洋2000余元。

谢觉哉将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十分气愤，说出了那句后来载入《毛主席语录》的名言：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很快，毛泽东责令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派员核查。唐仁达被押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审判。

11月下旬，毛泽东再次离开瑞金，来到中央苏区有名的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他每到一个村庄，都住在贫雇农家里，和群众同吃同住，不允许村苏维埃政府对他的生活有一点特殊照顾。

毛泽东每天带着检查团的工作人员下地帮助群众生产，利用饭前饭后地头田边休息时间进行调查工作。夜晚，他就和好多群众，特别是老人，守着一盏灯，一谈就是半夜。

在调查中，毛泽东特别留意才溪乡与长冈乡工作的不同之处，尤其是他们的成功经验。他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乡的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7个方面。

1933年12月初，福建的第19路军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按照《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及共产党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请求红1方面军主力东调，与第19路军联合作战。

12月5日，中共中央局发布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没有什么区别，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12月上旬，蒋鼎文奉命率领的两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红1军团就在附近休整。国民党军的移动情况，红1军团的指战员们看得清清楚楚。由于中共中央局不让出击，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军的这两个师，在眼皮子底下开过去了。

12月15日，毛泽东离开才溪乡，回到瑞金。他伏案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个长篇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

毛泽东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

“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实现，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而是要依靠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动员群众的领域。这是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

“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着这样的情形：发得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关于乡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情况，他写道：

“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胜于历史上的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有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320人，占79%。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有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有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533人，占了70％。毛泽东非常惊讶地写道：

“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了。”“这样大数量的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运动中，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农村中劳动力缺乏和耕畜农具不足的问题。他在长冈乡的调查中，高兴地看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办法——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他向全苏区广大农村推广介绍说：

“劳动互助社的工作，就是优待红军家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它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才溪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比暴动前增加了10％，荒田开尽，进而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

此时在中共中央局内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看到毛泽东又是下乡调查，又是写总结，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他也召集几个区的工作人员开调查会，与他们一起商讨区对乡的领导问题，尔后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

人民委员会将毛泽东的两个调查报告定名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与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放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合订本。有人当面称赞张闻天写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就笑着说：

“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会议，听取了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唐仁达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蓝文勋给予撤职查办的处分，给予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世珠以警告的处分。

尔后，最高法庭判处唐仁达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