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5次围剿仍有可能。”
话说在中央红军大转移以前，毛泽东在3年多的时间里在党内一直处于少数孤立地位。此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失败使他感觉到，挽救党和红军的时机即将到来了。而要挽救党和红军，唯一的办法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等人对红军的指挥权；而要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非常谨慎地将这一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必须首先取得已经有所觉悟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和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在突围前夕和张闻天进行了几次长谈，张闻天也把对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都倾诉了出来。张闻天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
与毛泽东策划和准备的同时，李德和项英等人也在活动与密谋。李德在他后来的《中国纪事》中写道，就在突围转移的前夜，他和留守在中央苏区的项英进行了彻夜长谈：“他（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泽东暂时服从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这正是：物极必反是天道，事到转折犹耍奸。
不管博古、李德等人后来如何打压毛泽东，请诸君看看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从其内部攻破王明路线的堡垒，如何挽救了党和红军，便知毛泽东的策略是何等的高明了。闲话打住，且说中央红军大突围大转移的情况吧。
1934年10月10日傍晚时分，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主力1、3、5、8、9军团，连同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从于都河北岸8个渡口出发，开始了艰难困苦的突围转移。
上述各部队、各机关是从9月底开始，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向于都集结的。
这次突围，一开始就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组织了十分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各军团也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在10000多名的非战斗人员中，有7000余人是中共中央和军委各单位与地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2000余人是后勤部门如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此外，各部还携带有大批的辎重和各种器械，连造币机、石印机、油印机、野战医院的X光机、用于印刷宣传品的纸张等等，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了。为此，还动员了5000名民夫来搬运；有些机器的底盘，需要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才能抬得起来。
毛泽民和中央苏区银行全体人员被编入第15大队，由他担任大队政委。15大队携带着黄金、白银和苏区的钞票，共计160多担。他们还负责接受沿途没收的土豪的财物。
10月14日下午3时，贺子珍等29名女干部从瑞金随总卫生部休养连出发了。在这支女干部队伍中，除贺子珍以外，其他28人是：邓颖超、蔡畅、李坚真、刘英、刘群先、康克清、金维映（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离婚后又成为李维汉的第二任妻子）、钱希钧、李伯钊、邓六金、危秀英、刘彩香、李桂英、陈慧清、吴富莲、王泉媛、周越华、丘一涵、吴仲廉、甘棠、谢飞、廖似光、萧月华、谢小梅、钟月林、杨厚珍、李建华、危拱之。
此外，还有一个女红军曾玉，她虽然没有被批准随部队转移，可她坚持要跟着丈夫周子昆走，一路追到了遵义。党内最显赫人物的妻子们，几乎都在这30名女红军中，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走完了长征的路程，堪称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怀着第4个孩子的贺子珍，就这样踏上了突围的道路。她在10个月的长征路上，一直没有和毛泽东在一起。艰难地跋涉对贺子珍的身体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10月15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3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说：
“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6日傍晚，余霞宛如暗红的血色，洒在于都河上。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野战军渡河计划日程表》，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和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踏上了于都浮桥。
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斗笠，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随着中革军委系统改编成的代号为“红星”的军委纵队一起行动。他的全部行装是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块旧油布，一件旧外套，还有一把旧的油纸伞，挎包和干粮袋系在一起。他身旁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挑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一副特制的担架跟在后面，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他长征的第一步。
站在旧河堤上，毛泽东看着于都河上人头攒动，一队队红军战士身背背包和斗笠，行进在用数百艘渔船搭起的5座浮桥上，转对身边的王稼祥说：
“这是大搬家！”
王稼祥觉得毛泽东的讥讽十分贴切，苦笑着摇了摇头。
成千上万的老表拥在河堤上、沙滩上、浮桥边，为自己的子弟兵送行。老人、孩子和妇女们把煮熟的鸡蛋、蒸熟的红薯、竹叶包的饭团、一把把炒米，装进亲人、战士和男人们的口袋里。
“你们可要回来呀！”
乡亲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着。大军一开走，他们面临的将是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血腥屠杀。
“放心吧，我们会回来的！”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师长以下的红军指战员们都不晓得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的何在，他们显得兴奋和轻快，回应着乡亲们的呼唤。
毛泽东伫立观望着军民送别的情景，心潮澎湃。他听着乡亲们的呼唤，问身边的战士们：
“听见了吗？”
战士们说：
“听见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重复着战士们的话：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这时，旁边的领导人中有人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毛泽东闻言，便朗声诵道：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李德不熟悉中国的古籍，在他看来，毛泽东是引用了老子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毛泽东引用的是《庄子》“庖丁解牛”这则寓言里的一句话。李德也更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是在提醒人们：在突破敌人封锁线的问题上，不要盲目，应当认真摸清情况，以达到游刃有余的目的。
本来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歼灭战，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可是由于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原来确定的目标，是到湘西与贺龙部会合，重新建立根据地。所以，他们僵化而又错误地认为：红军一定要到达预定地区湘西，在放下行李后，再开始反攻，消灭敌人。因而他们就一味地强调行军、突围，只求到达湘西会师，而不顾其它一切了。这样就一改第5次反“围剿”中所奉行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避战主义。
在军事部署上，红军总部命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为左翼前卫，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9军团随后跟进；命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为右翼前卫，周子昆、黄甦率领的红8军团随后跟进；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负担着大量辎重物资的后勤机关，则位居两侧大军之间；而令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5军团殿后护卫。如果说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后勤机关是一顶轿子，那么在它前后左右的5个军团则是5个轿夫，这完全是一副“大搬家”的阵容。而且这种甬道式的前进，行动非常迟缓。全军80000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过一个山坳。每遇跋山涉水和险崖隘路，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