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的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是从当前敌情出发，实事求是，比较可行。周恩来在会前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听到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见多数人支持毛泽东，就站了起来，望着大家说：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我军才有一条生路。”
“粗暴！”李德愤怒地说。一向被他视为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恩来，竟然转而支持毛泽东了，这使他非常吃惊。在李德看来，周恩来的军事主张一贯与毛泽东相左。如今听到周恩来这样表态，他真的很生气了，大声叫着：“毛泽东简单而又粗暴地否定了我的提议，你周恩来还支持他！”
周恩来竭力控制着情绪，说：
“华夫同志，我们的决策要面对现实，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应当跟着变嘛。”
李德恼羞成怒，红着脸，瞪着眼，叽里呱啦地冲着周恩来叫道：
“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是你周恩来的计划。”
他一面说，一面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不停地翻着，翻了几页就停了下来，指着一页上的内容对大伙说：
“今年6月10日，在你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你周恩来指出：向西南的赣粤边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的第2军团会合，然后向湖南的衡阳、长沙方面进攻。后来的突围计划，就是在你的这个意见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今天，你竟出尔反尔。”
周恩来瘦削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说：
“华夫同志，是的，在那次会议上，我的确有过这个建议，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否认。可是当前敌情发生了变化，无法去会合，我们也得改变一下计划嘛。”
李德被周恩来不软不硬顶了回来，只好转而问博古：
“博古同志，你的意见呢？”
此时的博古虽然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认为从贵州出发也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李德十分不快，心想，我这个顾问的话是没有人听了。特别是周恩来开始与他不一条心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于是，他便对着大家声色俱厉地吼道：
“你们不执行原定计划，胆小！右倾！怕死！”
一向镇定自若的周恩来也有些激动了，他说：
“华夫同志，你的态度好一点。”
彭德怀也站起来说：
“以理服人嘛，少扣帽子。”
李德见众人态度严肃，有些动气了，只好缓和了口气，说：
“我保留意见，到了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能否去湘西，那时我们再议。”
说罢，起身离开了会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多数人接受了。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西进贵州。
尽管如此，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北上与西进的争论还没有完全解决。博古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计划，李德也仍然耿耿于怀。三十九年之后，李德还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回顾了这件往事，心中仍然充满了愤懑。他在书中叙述了自己坚持北上与红2军团会师的计划之后，又写道：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毛、王、张——笔者注）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12月13日，李德见到周恩来，非要他详细说说昨天在会议上为什么要改变主张。周恩来显得很不耐烦，说：
“我们的部队累了，需要休息。”
就在12月13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开始西进贵州。
12月14日，博古等人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电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这一天，毛泽东在途中闻讯傅连暲在快到贵州时，因不谙骑术，连人带马掉进了河里，幸而被警卫人员救了出来。他马上派人把自己的棉被送给了傅连暲。
12月15日，中央红军越过了广西与贵州交界的老山界，进入贵州省雷山县境内，越过与黎平县交界的骷髅山和八宝山，一举攻克了黎平县城。
毛泽东闻讯，非常高兴，想起这一带的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不由得引发了他的诗兴，吟出了《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2月16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城。
12月17日，中革军委将部队部署在黎平附近休整。
中央红军西进贵州的举动，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一下子就把他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他要想再重新调整部署，就需要多费时日了。中央红军自10月份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了休整机会。
李德把红8军团军团长周子昆找来痛骂了一顿，训斥周子昆带的什么兵？把部队都给带垮了，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这个毫无自知之明的外国佬因为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所以常常一筹莫展，喜怒无常。他不但不检讨自己的失误，反而还要迁怒于他人。
红8军团的大多数士兵，是长征前新编入部队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他们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特别是湘江之战，整个部队几乎全被打散了。
李德命令警卫班把周子昆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可是警卫班的人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十分恼火，很尴尬。博古、毛泽东都在一旁。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就走上前去，问周子昆：
“你是周子昆同志！怎么搞的？”
周子昆说：
“猛烈地扩大红军，我们是刚成立的新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逐步锻炼逐步提升的方法扩大红军，军队里没有骨干。我坚辞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到敌人的侧击。新兵不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4道封锁线，全军团就减员不少人，过了湘江，就只剩下1000余人了。”
毛泽东转对李德、博古说：
“周子昆交给我处理。”
又对周子昆说：
“跟我走。”
说完，他就把周子昆带走了，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毛泽东是“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城内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李富春等参加了会议。
李德因患疟疾没有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前征求了他的意见。博古和李德的意见是坚持要红军从黎平北上，经黔东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公开批评了李德。
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他还建议说，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召开一次正式会议。他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大义，循循善诱，使与会不少人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放弃北上方针。周恩来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西渡乌江北上，到川黔建立根据地。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明确说：
“鉴于目前形成之状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也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黎平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5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样，黎平会议就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的译文带到李德下榻的地方，将会议的情况转告给他。李德闻言大怒，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一向颇有涵养的周恩来也显得格外激动，厉言厉色和李德闹了一场。
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周恩来后来也曾经说过：“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12月19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议》，决议说：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至遵义西北地区；政治局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第5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口号是：“首先消灭贵州军阀，赤化贵州！”“为创建新苏区而奋斗！”
中革军委同时对部队进行了部分调整和缩编：
第1、第2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以陈云为纵队政委，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钟伟剑为参谋长。
军委纵队下辖第1、2、3梯队。纵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兼任第1梯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以何长工为第2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以李维汉为第3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干部团、保卫团合编为独立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直接指挥。
撤销红8军团建制，将其编入红5军团；陈伯钧为红5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为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
12月20日，中央红军以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以红3、红5军团和中革军委为左纵队，分两路西进。
中央红军路过剑河县的一个村子时，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子在严冬季节里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倒在路旁，战士们簇拥在那里久久未散。毛泽东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一个战士说：
“刚才问过，这位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在前几天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了兵。她没法活下去，就和儿媳妇分两路讨吃的。今天天气太冷，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上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了。”
毛泽东闻言，已是热泪盈眶，从身上脱下一件毛线衣，从行李袋中拿出一条布被单子，又叫警卫员吴吉清拿了两袋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那位老太太。他蹲下身，亲切地对老太太说：
“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
他怕老太太听不懂，又用贵州方言重复了一遍。老太太和孙子披着毛泽东的毛衣、单子，吃了一点东西，这才缓过来了。想不到遇到了这么好的队伍，她嘴里不住地念叨着“红军，红军”，拉着小孙子走了。
毛泽东看着远去的老太太，久久地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对战士们说：
“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绝不是这位老妈妈一家的遭遇，而是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正是从水深火热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拯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同志们！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惊涛骇浪的天险乌江，还有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我们要勇往直前，在大风大浪之中踏出一条路来！”
12月下旬，中央红军一路上连克剑河、台江、镇远、施秉等城。
12月28日，中央红军进至黄平、余庆地域，直逼乌江。
12月31日下午，毛泽东和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
猴场是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以后所经过的一个较大较繁荣的小镇，商业发达，物资丰富。
中央红军各路大军已经云集在乌江南岸，即将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博古、李德对黎平会议决议一直有争议，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于1934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猴场下司宋家湾一个宅院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一开就开到了1935年1月1日。
博古、李德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央红军过乌江，他们仍然坚持过去的方针，主张回头东进转而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的主张改变行军路线，中央红军仍然要钻进中央军和湘军主力部署的“口袋”里，遭到毁灭性打击。
毛泽东再次重申在黎平会议上所阐明的正确主张，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会议还作出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明确说：
“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现在的第2兵团或其它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5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政治局会议还决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一步斗败博古、李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通道会议的决定，是毛泽东被排挤3年多以来，特别是自第5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人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影响。西进贵州的主张，不仅挽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红军，同时表明了人们越来越认清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是战略转变的一个良好开端。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不仅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坚持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同时也表明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和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猴场下司宋家湾政治局会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则以巧妙的方式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对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把持的指挥权在组织上作出了限制，打破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统天下。不久，毛泽东就像那轮沉没于海底的红太阳一样，喷薄欲出，冉冉升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