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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而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

话说1935年9月20日上午10时,陕甘支队主力部队开进了哈达铺。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拿出各种食品热情款待这支跋涉了2万4千余里的红军队伍。

哈达铺有二三千居民,男人们看到红军战士讲究礼貌,行为端正,纪律严明,就高兴地说:“真是好战士!”女人们见到女兵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人吗?她们把女兵请到自己家里,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又缠着她们讲战斗故事。

谢觉哉的警卫员在哈达铺的小吃摊上买的食品,是用一张《晋阳日报》包裹的,谢觉哉打开一看,只见沾满油渍的报纸上面记载着:“陕北刘志丹赤匪,连攻6城,拥有正规军5万余,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万余,密切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他马上拿着报纸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这条消息说:

“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我们先到了陕北再说吧!”

毛泽东找来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向他了解陕北红军、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

贾拓夫原在陕北工作,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作为陕北的代表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据贾拓夫介绍:陕北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总面积三四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七八十万。

毛泽东听了贾拓夫的介绍,与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研究决定,陕甘支队立即去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在哈达铺这座古城里,每个红军战士都领到了2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保存下来的。哈达铺物价低廉,5元钱可以买到一头七八十斤重的猪,2元钱买一只肥羊,1元钱买5只鸡,1毛钱买20个鸡蛋,5毛钱买七八十斤蔬菜。毛泽东交代说:

“大家都要吃好。”

陕甘支队的指战员们确实吃得不错。他们没收了豪绅们1吨盐,6吨面粉,还有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每顿饭有3荤2素,比过大年还吃得好。这里简直是天堂,大家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以至于有的战士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走进会场时,会场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走上讲台,扫视了一下会场,目睹着眼前这一群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抑制不住悲喜交集的心情,两眼溢满了泪花。他说: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2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

许多干部还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当众流泪,会场上又一次爆发出热烈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我们虽然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分析形势,估计形势。目前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30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就是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本人,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国民党反动派把30—40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与会的红军干部们听到这里,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鼓掌。毛泽东挥挥手,要大家安静,他说: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而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4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5军、9军的同志们和4方面军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也许就在明年这个时候。”

毛泽东的预言将再一次被历史验证。此时会场上又是一片掌声。毛泽东笑笑说: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会场上顿时安静下来。毛泽东接着宣布了编制委员会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所作出的整编方案。他说: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林彪同志当副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3个纵队:

1军为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

3军为第2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政委李富春,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军委纵队为第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蔡树藩。

中央直属机关编为直属队。

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8000多人,人员少了一点,但少有少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4军下井冈山时人数还多哩!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说到这里,他举起一个手指头,接着说:

“现在我们应该坚持以打土豪、筹粮筹款为主,又不能侵占工农利益。这是人民军队的一条重要纪律!”

毛泽东最后说:

“经过2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们不要看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1个可以当10个,10个可以当100个。特别是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

红色鼓动家的激情,点燃了红军陕甘支队指挥员们胸中的火焰,大家无不激动万分,不少人高声喊道:

“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到陕甘根据地去!”“前进!前进!”“和25军、26军会师!”

会议结束后,陕甘支队各部按照中央的决定进行了整编。

陕甘支队各级领导人员除了毛泽东已经宣布的以外,其他的成员还有支队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弼庭,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周桓,地方工作部部长:刘少奇,秘书长:周桓(兼),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后方勤务部部长:杨至成,随营政治处主任:莫文骅。

陕甘支队司令部第1科(作战)科长:伍修权,副科长:聂鹤亭,第2科(侦察)科长:张劲武,第3科(通信)科长:王诤,第4科(管理)科长:杨立三,第5科(教育)科长:边章五,机要科科长:孙开楚。

先遣工作团主任:叶季壮(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

第1纵队其他领导成员:政治部副主任 罗荣桓,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谭政,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邓小平,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袁国平,政治保卫分局副局长 周兴,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陈光,教导队队长 陈奇涵,供给部部长 赵尔陆,卫生部部长 姜齐贤。

直属队 总支书记 黎同新。

第1大队大队长 杨得志,副大队长 陈正湘,政治委员 萧华,参谋长 耿飚,总支书记 周冠南。

第2大队大队长 龙振文(9月牺牲)、李英华(10月牺牲)、梁兴初,政治委员 邓华,总支书记 吴文玉。

第4大队大队长 黄开湘,副大队长 张仁初,政治委员 杨成武,总支书记 罗华生,政治处主任 谭冠三。

第5大队大队长 张振山,政治委员 赖传珠(后由黄甦接任),参谋长 王秉璋。

第2纵队其他领导成员:司令员 彭雪枫(接彭德怀),政治委员 欧阳钦(接李富春),政治委员 李志民(接欧阳钦),副司令员 刘亚楼,秘书长 李鸣铁,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张纯清,供给部部长 周玉成,卫生部部长 饶正锡,卫生部副部长 曾育生。

直属队 总支书记 甘渭汉。

第10大队大队长 黄珍(李天佑接任),政治委员 杨勇,总支书记 杨勇(兼)。

第11大队大队长 邓国清,政治委员 王明(后改名为王平),总支书记 郭林祥。

第12大队大队长 姚喆(后文年生接任)政治委员 苏振华,政治部主任 谭甫仁,参谋长 何德全。

第13大队大队长 彭雪枫(后陈赓接任)政治委员 张爱萍。

第3纵队其他领导成员:总支书记 李涛,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许建国,秘书长 萧向荣。

随营学校(由原干部团改称)校长 周昆,政治委员 宋任穷。

此时,集结在甘肃境内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截红军。在渭河沿岸,从和政、临洮、陕西武山到天水一线,驻扎着国民党第3军一部、东北军51军于学忠部和鲁大昌的新编第14师。

9月23日,毛泽东指示陕甘支队以一部兵力,离开哈达铺,东进岷县闾井镇,佯攻天水,以造成敌人的过失。

此前,中共中央曾把进入甘肃后的各方面情况电告了张国焘等人,希望他们立即率队北进,同陕甘支队会合。但是张国焘继续坚持反党分裂活动,公然诬蔑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为“机会主义”,煽动左路军对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怀疑和不满。这时候,陕甘支队在哈达铺已经等了几天,毛泽东确知张国焘已率军南下,即决定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向陕北根据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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