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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彭德怀随林彪的第1纵队司令部行动。毛泽东还把贾拓夫带在身边,随时了解敌情,掌握行军路线。陕甘支队以每天60余公里的速度,在一天一夜又两个半天里赶到了渭河。

此时,陕甘支队一部兵力佯攻天水,国民党守军信以为真,便将主力集结于天水一线,只有一部分兵力占领着渭水河沿岸的武山、漳县。

9月26日,陕甘支队在武山县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顺利北渡渭河。红军战士们既欢欣鼓舞,又感到有点遗憾,因为未经过什么战斗就过了河。等全军到了渭水河北岸,从两翼赶来的国民党守军才打响了机枪和迫击炮。有的战士说:“老子过了河,你们才来,晚了点。”有的战士说:“他们是送弹药来的,我们应该欢迎。”

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叶剑英、邓发、贾拓夫登上一座土山,观察敌情。彭德怀问毛泽东:

“主席,你看怎么办?”

毛泽东看了看将要落山的太阳,从容不迫地说:

“让他们打好了,随便派两个连分头还击,放几声冷枪,吓唬吓唬他们。他们是不敢怎么样的。”

毛泽东的话听起来简直像开玩笑。可结果正如他所料,两翼赶来的守军很快被小股红军的冷枪吓跑了。红军战士们都说:

“毛主席神机妙算,料敌如神。”

其实,毛泽东早已算定,渭水河边不可能有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只是遇到了小股守军,再加上天色已晚,武山、漳县的守军是不敢在夜间出来追击的。

9月27日,毛泽东等人率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至此,已经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

陕甘支队在榜罗镇的一所小学里获得了很多报纸。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的很多材料。报纸也登载了从鄂豫皖来到陕北的红25军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会合的具体情况,他兴奋得诗兴大发,当夜写出了《七律·长征》。

毛泽东后来在批注中写道 :

“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9月28日,毛泽东根据获得的新材料和贾拓夫介绍的情况,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此时的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会议正式决定: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陕北去,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同当地红军一起,巩固与扩大陕甘苏区。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陕甘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这一天,风雨交加,因参加会议的人多,没有合适的会场,大会便冒雨在露天的会场里举行。毛泽东首先说:

“我刚写好一首诗,现在就读给大家听听吧,不知行不行?”

在一阵叫好声中,毛泽东用他那清脆的湖南乡音,朗诵了昨夜写出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朗诵完毕,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他在讲话中阐述了5个问题:一是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是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是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是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五是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他最后说:

“我们要到陕甘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红25、26、27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去!任何反革命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奋勇前进!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到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在,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以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9月29日,陕甘支队离开榜罗镇北进,当天占领通渭城,歼灭国民党守军300余人。部队在这里休息了两三天,进行政治动员,检查行军纪律,组织会餐和游艺联欢会,做通过西安至兰州大道的军事准备。

1935年10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王明在1935年7月间根据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方针所起草的,后经王明、康生等7人专门委员会集体讨论、修改而定稿,并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定。《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蒋介石政府卖国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号召全国同胞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用一切新旧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八一宣言》发表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王若飞一齐骑马来到1大队。政委萧华问大队长杨得志:

“毛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呀?”

杨得志看到街上只有卖梨子的,就说:

“就买一些梨子吧。”

正说话间,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大队部,拍拍身上的尘土,与杨得志和萧华握手。萧华、杨得志向毛泽东问好,还不住地说:

“你瘦了,瘦了。”

毛泽东询问部队的情况,萧华作了简单回答。杨得志请大家坐下来吃梨子。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看着铁盆里削了皮切成块的梨子,说:

“梨子呀,好东西,你们有辣椒粉吗?”

杨得志感到奇怪,但还是马上让人去找了一些来,心想,他要辣椒粉干什么?毛泽东看出了杨得志的心思,望着他说:

“杨得志同志呀,你这个湖南人吃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子呀?”

杨得志说没吃过。毛泽东就把辣椒粉撒在梨子块上,说:

“嗳,好吃得很呀!不是说有酸甜苦辣四大味吗?这一拌,是酸甜辣,没有苦了。来,你们尝尝。”

说着,他蛮有兴趣地吃了起来。杨得志也尝了尝,确实别有风味。杨得志要毛泽东给部队作指示,讲讲形势。毛泽东说:

“你们这个1大队的前身是红1团,红1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前面,情况了解得比我多,要讲,应该你们讲嘛!不过我今天要超过你们,走到你们前面去。”

杨得志说:

“那我们就请领导们吃顿饭吧。”

杨得志、萧华引着毛泽东一行人,来到通渭城内一家西北风味十足的饭馆。萧华找到老板,交给他10块光洋,说:

“请办两桌酒席,你尽力办,有好东西全拿出来,菜的分量要大,杯盘要干净,酒要足,而且多放辣子。”

老板连连说:

“解得,解得。”

因为人比较多,萧华本来安排的是两桌,可是到吃饭时,毛泽东却连声说:

“合兵!合兵!”

于是众人便将两桌并到了一起。大家端起酒碗连连碰着说:

“为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干!”

毛泽东兴致很高,端起碗和眼前这些大难不死、走过万水千山的人都碰一下,抿一口酒,微微有些醉了。眼看着两坛酒就喝完了,萧华让老板撤去残席,搬上西瓜。毛泽东一看有西瓜,便让把一盘辣子留下,他把辣子、酱油、醋都抹一些在西瓜上,说这叫“五味俱全”,一再劝张闻天尝一口。张闻天咬了一口,连叫:

“太辣,太辣!”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

大家看看张闻天,又看看毛泽东,被逗得哈哈大笑。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人就在部队驻地休息。

10月2日,毛泽东等人率陕甘支队分3路离开通渭北上,第1纵队为右路,第2纵队为左路,第3纵队为中路,向西兰公路挺进。

第1纵队在静宁以西击溃国民党军一部,控制了西兰公路东西10余里。第3纵队进占静宁县的界石铺;第2纵队进至界石铺以西的公益铺。至此,西兰公路被陕甘支队拦腰斩断。

蒋介石闻讯陕甘支队就是由毛泽东率领的从江西出发的红1、红3军团组成的,暴躁异常,叹道:“我6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他急令毛炳文、马鸿宾和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一线严密堵截,紧追不舍。

10月4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进入平凉、固原大道。

10月5日,陕甘支队兵分两路,从甘肃静宁界石铺出发,第1纵队为右路,第2、第3纵队为左路,向宁夏西吉县的公易镇、兴隆镇一带前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随第1纵队行动。

西吉县与海原、固原两县相连,靠近六盘山区,是一个回民聚居地。回族人民信奉伊斯兰教,亦称穆斯林,他们喜欢清洁,禁食猪肉,富于团结斗争精神。中革军委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提出了具体要求。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甘肃通渭县城买了一些猪肉炸制食品,装在布袋里准备路上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得知此事,坚决让陈昌奉处理掉。陈昌奉只好将食品送给了附近的汉民群众。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对工作人员说:

“回民有回民的规矩,比如他们不吃猪肉,不说‘猪’字,这不奇怪。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直至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尊重那些规矩,他们就欢迎你,搞得不好,就要打架闹事。我们到了这些地区,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和回族群众的关系。尤其是路过清真寺和回民的家,不能冒冒失失地进去。”

此时,国民党军第37军毛炳文部正在陕甘支队后面尾追。陕甘支队走后,他们于当天就到了界石铺。毛泽东倒没有把尾追的毛炳文部放在眼里,但他再也想不到现在他却成了党内张国焘的重要通缉犯。

就在10月5日这一天,张国焘在理藩县(今理县)卓木碉一座喇嘛寺庙里主持召开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会场上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标语。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董振堂、彭绍辉、郭天民、陈伯钧、何长工、邵式平、余天云、许仕有等军以上干部,约四五十人。

张国焘在长篇讲话中说,中央领导人被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直接发展到“私自率红1、3军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他们是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侍候,才来参加革命的;一旦革命困难,就悲观,就逃跑。他的结论是: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他要仿效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与会者一听张国焘说要另立中央,感到特别突然,顿时都傻了眼。就连尽说中共中央坏话的陈昌浩,也没有思想准备,所以他也没有立即发言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第一炮。张国焘一看这情形,就指定红1方面军原红5军团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的地方工作部部长邵式平发言。邵式平曾经和方志敏一起开创闽浙赣苏区,他以一些具体事例,非常激动地说原中共中央如何如何,发泄了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不满。邵式平所讲的事例,红4方面军的人是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据红4方面军的宋侃夫回忆说:“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1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李卓然也细声细语地讲了不少。会议由何柳华(廖承志用母亲何香凝的姓,化名何柳华——笔者注)做的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朱总、徐帅在这个会上没有讲话,但张国焘在第二中央委员的名单中,仍然写上了朱总、陈绍禹等人的名字。这个会开了整整一天,在会上宣布临时中央的成立,直属共产国际。会上反中央到了顶点,气氛非常紧张,时间是1935年10月。与此同时,成立了“波巴依德瓦”(藏语)中央政府,邵式平同志任主席,熊国炳同志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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