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话说1935年12月16日，林育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给红4方面军的张国焘发去了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请转电4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1、4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1、4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1、3军团（应是指红4方面军与原红1方面军的1、3军团——笔者注）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 16日9时（陕北来）
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召开。
田家院内共有坐北朝南砖窑5孔，左起第2孔是张闻天的住室，会议是在中间的窑洞内召开的。会场里有两张并列的八仙桌，有6条木条凳，炕上还有一张小桌。
参加瓦窑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
列席会议的有李维汉、林育英、杨尚昆、吴亮平、郭洪涛、李德等。
张闻天主持会议，林育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其它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张国焘问题和党的军事战略及策略路线。
1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起草并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全文如下：
亲爱的内蒙古全体民众们！现在我们是处在全世界大变动的关头。你们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还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望速择之。
野心勃勃、凶焰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欲占领全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全世界，必先占领全中国，这个野蛮计划，现在已逐步实现，首受其害者为东3省、华北5省的民众和内蒙古的整个民族。狡猾卑鄙、口蜜腹剑的日本强盗，正在用各种欺骗手段，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的目的，它准备把你们的土地作战场，人民当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目的。不信，请看朝鲜、台湾、东3省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能有居住、行动、耕种、牧畜的种种自由。一切政治经济的权限，完全操在日本倭奴之手。再看日本帝国主义在察哈尔的军事布防与军事设备，及兴安总署与其它的一切阴谋，便可以了然内蒙古民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何况还有恬不知耻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不独自命为宗主国，并进而把内蒙古整个区域划为行省，驱逐蒙古民族以黄河以南、阴山以北，并时常指使井岳秀、高石秀等小军阀，不断地侵占蒙古民族的牧地、盐池，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蒙古民族之灭亡。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所有的英勇红军，在数年来的英勇战斗，无数次地给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军阀以严重的打击，中国红军已经成长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纪录，胜利地达到了北上抗日的预定计划。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与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持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土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由此本政府向你们宣言：
一、认为原来内蒙古6盟、24部、49旗，察哈尔与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古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3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词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一切权力。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随心所欲地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己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三、凡在内蒙古区域内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生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居住等的自由。
四、首先将井岳秀等占领的把兔湾（今巴图湾——笔者注），与高石秀所占的区域及两个盐池，交还内蒙古人民，并将长城附近，如宁条梁、安边、定边等地划为商业区域，以发展你我双方间的贸易。
五、我们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或其他的武装队伍，绝对没有向草地进攻的企图，但你们亦不要允许中国军阀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向我们进攻，加速你们自己的灭亡。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总之，只要你们真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蒙古民族向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一旦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的子孙为可欺也。请为熟思，并望互派代表以建伟业，则不胜幸甚！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12月22日，林育英给张国焘18日复电回了一封电报。
张国焘在12月18日发给林育英的复电中是这样说的：“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即伪第二中央——笔者注）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指示。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
林育英按照政治局的意见在给张国焘的回电中说：
“世界七次大会的决议，与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自当继续地尽量地向兄等传达，特别是抗日讨蒋的中心策略与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与步骤。共产国际及绍禹诸同志对4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12月22日这一天，瓦窑堡田家院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与会者在讨论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在讨论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时，出现了不少意见分歧，甚至是争论。
此时，中共中央、红1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北根据地，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1方面军的兵力只有万余人。根据地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而且根据地周围的敌情也仍然比较严重：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有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84、第86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因此，红1方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而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的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会前曾征求过军事指挥员们的意见，主张向南发展的代表人物是林彪，主张向北发展的代表人物是彭德怀，唯独没有人赞成向东发展。而今在与会者中也是这样，有的主张红1方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北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找蒋系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
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军事问题报告，提出了东进的战略方针。他说：
“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哈尔滨、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工作。
关于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地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实行战役的内线作战和战略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行动方针是分3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过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5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000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入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
毛泽东在报告中表扬了胡耀邦。这个时期，毛泽东和胡耀邦有了较多的接触，毛泽东见了胡耀邦总是热情地叫他“小胡”，询问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不断地给予鼓励和指点。据红3军团的报告说：胡耀邦在长征到达贵州某地时向一位彝族部落首领筹粮，那位首领坚持说没有粮食。胡耀邦发现那位首领和他谈话时眼睛不时地盯住一个地方，心中有了数，经过耐心说服，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毛泽东说，要像胡耀邦一样善于筹粮。
毛泽东最后说：
“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说：
“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
林育英说：
“泽东同志将9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
这一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一致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决议》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宣传和实际行动上，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1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确保下一步东征时的后方安全，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黄河东征的准备。第二步，实行东征，进入山西作战，求得击破同日军勾结的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5县以上地区成为初期的苏区，扩大部队和筹措给养，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的渡河船只。第三步，依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