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话说1935年11月19日，东北军第57军109师师长牛元峰带着他这一支西路军先头部队，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沿着葫芦河及南北山地向东推进。
11月20日，张闻天派人致函毛泽东，通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林育英回国的情况。
林育英是在11月19日来到瓦窑堡的。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化名为张浩，扮成商人，带着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还有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电码，由莫斯科取道蒙古国归国，他牵着骆驼，跋山涉水，终于在11月19日来到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机关。
关于林育英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他于1897年2月2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字祚培，又名林仲丹等。他是林彪的堂兄，林彪称其为八哥。林育英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恽代英和堂弟林育南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次年夏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北、湖南工作。1929年初，他化缘乞讨到上海工作。1930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东北工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3年至1935年，林育英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再说11月20日下午，红1方面军在阎家村北山的警戒部队，有意识地“惹牛”、“牵牛”，且战且退，将109师诱入直罗镇。东北军的后续部队第57军军部和111师主力及106师也到达黑水寺一线，进到张家湾附近地区。
牛元峰占领直罗镇后，一面向上级报捷，邀功请赏，一面杀鸡宰羊，大吃大喝。
这天晚上，毛泽东下达了战斗命令。按照预先部署，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由北向南，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和红13团由南向北，连夜向直罗镇方向奔袭而来。到拂晓前，红1方面军南北两路俱已进入战斗位置，将直罗镇团团围住。
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几个破窑洞附近，在这里能够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毛泽东在战斗打响之前，一再指示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人说：
“一定要打歼灭战！”
11月21日晨5时半，红1方面军的冲锋号吹响了，南北两路部队对被围的109师发起了猛攻。南面红军的枪声一响，109师立刻向北撤，北边的红军攻下来了，109师又掉头往南跑。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1方面军就歼灭了109师师部及其两个多团，牛元峰率残部1个多营的兵力，逃入镇子东头曾经被红15军团拆除而他们又连夜修补过的寨子里，固守待援。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请求董英斌解围。
此时，毛泽东早已把目光由直罗镇转向了增援之敌，决心抓住各路敌军协同较差的弱点，集中红1方面军主力，以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歼灭增援之敌。因此，他留下周恩来、彭德怀在直罗镇指挥红15军团一部围歼109师残部，并阻击由东边富县方向来援之敌117师；另外以羊泉镇、道佐铺两地游击队逼近富县，大造声势，摆出红军主力马上要攻打富县的姿态，牵制、迷惑国民党军，袭扰第67军后方，阻其出援。他自己则亲率红1、红15军团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57军第106、第111两个师。
第111师在安家川以东地区与红1军团一接触，董英斌就命令其向西退至黑水寺地区，向106师靠拢。董英斌竭力避战，毛泽东则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他认为第57军已是惊弓之鸟，必须迅速抓住战机，主动出击，乘胜扩大战果。
11月23日8时，毛泽东确定以“包围黑水寺，整个解决董英斌”为新的作战方针，其部署是：以红1军团主力进至黑水寺东北之韩家河、甘沟门、王家庄地区，准备对黑水寺实施进攻；由聂荣臻率领第1团、第13团及军团侦察连，从北面实施迂回，进至黑水寺以西的龙益湾、王家角以北地区，阻敌西逃，并打击由西边来援之敌；以红15军团主力秘密进至黑水寺以北，控制黑水寺至太白镇之间二三十公里的地区，确保孤立董英斌部。
11月23日下午，董英斌见势不妙，惧怕被歼，立即率第106、111师及军部沿葫芦河向西撤退，逃往太白镇。毛泽东下令部队分3路追击。
11月24日，红1军团一部在聂荣臻指挥下，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追歼了国民党军106师第617团。
毛泽东得知106师师长沈克过去跟红军有些关系，就让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回去，捎话说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东北军的所有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
此时，在东线的敌117师得知第57军主力全部后撤了，红军主力已回师东进，便急忙撤回了富县县城。
徐海东派红15军团的一支部队攻了一次直罗镇东头的寨子，没有攻下来，便组织了6挺机枪，要沿着一条沟再次发动进攻。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来到前沿，问明了情况，说：
“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11月24日晚，牛元峰待援无望，便收拾残兵败将500余人，趁着夜色向西逃跑。头部负伤的红15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带着红75师225团和少共营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头牛追回来！”他们一口气追了十几公里，在直罗镇西南一座山上，全部歼灭了109师残部，活捉其师长牛元峰。就在这天晚上，牛元峰被打死了。
关于牛元峰之死，有多种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正好相反的两个版本。一是徐海东曾回忆说：“在直罗镇战斗中，担负围困敌牛元峰师残部的红军战士伤亡很大，那天他们活捉了牛元峰之后没有请示，就喊着为战友报仇把他给杀了。”另一个则是曾参加过直罗镇战役的东北军109师参谋处长沈叔明在《东北军一0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中记述说：“牛元峰突出土围子后，身边还有四五十个人，盲目向西南方走去。”“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追赶的红军越来越接近，甚至人数和面孔都看得清清楚楚。红军不开枪，只是高喊‘缴械，缴械’。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沈叔明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副官把经过讲完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
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109师和106师1个团，活捉师长、参谋长、团级以上军官10余人，毙伤1000多人。俘敌5300人，缴长短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台，子弹22万多发，大大补充和改善了红1方面军的武器装备。
11月26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封《致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公开信》。
据李一氓回忆说：“他写好以后，就交给我，拿去油印。因为这个地方纸张不好买，不过印了百多份。印好后就派人送给1军团和15军团管理俘虏的单位，指示在释放俘虏的时候，尽量发给他们，要他们带回东北军去。我记得这封信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的，完全是毛泽东的文风。信中有这样的句子：‘11月21日之役，足下亲率4师之众，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自当历历在目。109师一上战场全军覆没，贵军长亦不得不星夜潜逃，不逃则已，一逃二百余里，暂借合水聊定惊魂。’当时我对这封信的遣词用字、谋篇布局非常欣赏，读了一遍又一遍。”
再说直罗镇战役后，徐海东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块住窑洞，一块行军、开会、吃饭，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了。有一天，毛泽东问起徐海东的家庭情况。徐海东说，我家7代人都做窑工，一家人中有66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还说，我的母亲为我受了许多苦，我十分想念母亲。现在为革命尽忠，不能尽孝呀！毛泽东说：
“你是一个好党员，又是一个大孝子。”
徐海东喜欢和毛泽东在一起，觉得毛泽东既没有官架子，也从不显摆领导威风，说起话来亲切随和，生活更不讲究，和他这个粗人没有什么不同。他非常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一次，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说，在鄂豫皖苏区和在长征途中“肃反”运动出现了扩大化，原红25军中至今还有300多人背着“改组派”、“第三党”、“AB团”和“反革命嫌疑”的黑锅。他还说：
“这些人也不像反革命，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
“要统统释放，这些同志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他们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
徐海东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竟然看得这样清楚，还如此干脆并彻底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等人的错误，这使他非常敬佩。后来他曾经回忆说：“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300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觉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此后不久，毛泽东便接见了被徐海东放出来的原西北苏区一个重要领导人汪锋。
汪锋，原名王钧治，1910年12月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他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1930年秋被推举为蓝田县委工委负责人；1931年到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干部队学习军事，并做地下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同年底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秋任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特委改为三原中心县委时任县委副书记，领导了渭北新字区和武字区的农民暴动，建立了新、武两区游击根据地。1933年3月，他任红26军代政委，与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同年任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领导了汉中南区的分粮斗争以及北山、南山两区的游击战，发动了安康起义，领导了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创建工作，1934年7月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1935年春，他奉中央局指派回陕南与杨虎城警备第3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及红25军联系。张汉民被红25军误杀后，汪锋遭拘禁。1935年7月他随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一直被错误关押。
汪锋被释放后，贾拓夫通知他到前总驻地富县西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汪锋立即赶到前总驻地东村，杨尚昆接待了他，并告诉他说，这次是毛主席调你来的，你的工作将由主席当面指示。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东村一个群众家的土窑中接见了汪锋，询问了陕西许多领导人的情况，汪锋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又问到了东北军及西北军的情况。他对汪锋说：
“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汪锋说：
“17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西北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魏野畴等。也有不少同志在这支部队中做过工作，杨虎城将军的周围就有不少同情中共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汪锋所说的杜斌丞是国民党中将杜聿明的堂哥，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电邀杜斌丞参政。杜斌丞到西安后被任命为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潼关行营高级参议，后又被任命为陕西省清乡局副局长。毛泽东听了汪锋的介绍，又说：
“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全国人民呼吁一致抗日，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要反对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团结一切开明的爱国绅士，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的过去不要耿耿于怀，只要他们现在有民族气节，就要将他们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经常受到蒋介石的排斥与打击，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是想削弱杂牌军，让他们与红军两败俱伤。西北军和东北军同蒋介石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丢了东三省，代人受过，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东北军中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同蒋嫡系胡宗南的矛盾日益尖锐，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存在着反蒋抗日的思想。在抗日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保存东北军、西北军，不断壮大抗日力量，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可能性很大。”
毛泽东还阐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治路线。他说：
“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员接触，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同他们往来，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方法就不行了！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用旧瓶子装新酒。我们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达到政治上的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自己发展，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得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那些最右的反动势力，要坚决打击之。”
“我们的方针就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原则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推动全国的大联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