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延安东北之川口。因风雨交加，张学良未能按时赶到，且电讯中断。
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王以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刘鼎飞抵延安。
晚8时，周恩来、李克农一行人入城，与张学良正式会谈。张学良说：
“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的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他还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战线里来的。”
周恩来同意把张学良的这个意见报告给中共中央。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直到次日凌晨4时，会谈才结束。
张学良在周恩来告别时，赠给他一册《申报》60周年纪念大地图。他还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共同保卫中国！”
此后，周恩来将张学良提出的把蒋介石“团结到抗日战线里来”的意见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经过对国内形势反复认真地分析研究，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是在政治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他在复电中说：
“既然像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合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
4月9日晚，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在致张闻天的电报中建议说：
“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4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命令红78师选择有利地形，采取节节抵抗的办法，消耗敌军，迟滞其南进时间。
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说：
“你们须在一星期内从永和、大宁、吉县方面打开一缺口，完成与后方交通之任务。”
4月11日，毛泽东复电林彪、聂荣臻，通报了周恩来9日晚与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谈判的结果：（一）认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是唯一出路；对十大政纲待张学良研究后，提出意见。（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红4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张可斡旋阻挡红2、红6军团道路的国民党中央军。（三）张部赴苏联代表由欧洲去，张保护中共代表由新疆赴苏联。（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张说如红军与日军交战，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五）张部未公开表明抗战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要其进占苏区的命令。（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部办，并供给子弹。（七）互派代表常驻。（八）张认为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红军如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东北军第53军军长万福麟不打红军。
4月1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说：
“同意你们首先集中全部兵力在乡宁、吉县、大宁、蒲县地域找寻作战机会，求得在此地域打一二仗，消灭敌1、2个团，这是最好的方针。”“只要能打一胜仗，打破封锁线就不是迫切问题了。”
4月12日，彭德怀致电位于山西临县白文镇的刘志丹、宋任穷说：
“为了配合左路军紧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的联系，保证我军背靠老苏区，着令28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刘志丹、宋任穷立即率红28军南下。
4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并转红l军团全体指战员，列举了东征军近期在作战、筹款、解决被服、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成绩。
4月13日这一天，红28军到达三交镇（今柳林）附近。
三交镇是坐落在山西中阳县西部靠黄河的一个渡口，南北两面环山，两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征军主力部队分进南北后，三交镇复为晋军占领，并有重兵把守，沿河筑有坚固的工事。刘志丹对指挥员们说：
“越往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宁苏区的联系。”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红28军指挥部设在南山顶上的党家山，距1团阵地不远。1团很快从东南面攻上山，进展顺利，接连拿下敌人的许多碉堡。南山守敌见势不妙，全部撤到北山固守，刘志丹便命令1团向北山攻击，与2团夹击北山之敌。时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这时才发现，原来的情报不准确，以为敌人只有1个营，实际上是1个团部、两个营，还有1个炮兵连。刘志丹和宋任穷决定，宋任穷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刘志丹到1团阵地去看看。就在1团的阵地上，刘志丹不幸中弹，为国捐躯。宋任穷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再克三交镇，打开了山陕之间的通道。
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目睹了刘志丹牺牲时的情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刘志丹同志迎风站在高处，观察和谛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就在刘志丹指挥着红军战士对敌人重新发起攻击的时候，敌人的机枪突然射来一阵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我们亲爱的军长的生命。当时我曾几次拉过刘志丹的衣服，让他姿势低一点，防止危险。谁知就在我最后一次拉他时，见他两只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不禁惊叫了一声，上前忙把他抱住，同时急喊警卫员说：“快去叫医生。”子弹是从刘志丹左胸部穿过去的，很可能是伤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他的面色迅速地变得蜡黄。当我抱着他下到山包后边时，他已昏迷过去，呼吸极度微弱。停了一下，他神志有些清醒了，他那种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还想为党为人民做更多事情的精神，似乎一下子全都迸发出来，用劲挣扎着。低声告诉我：“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接下来只见他嘴唇嚅动，却再也听不见声音了。当医生来到时，刘志丹已完全停止了呼吸。
就在这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特务团转移到赵家沟，这是一个深山里的小村庄，离大路比较远。毛泽东在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
“我们到山西一个多月了，歼灭了阎锡山1万多人的兵力。左路军深入晋西北，右路军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广泛发动了群众，扩大了7000余名红军，筹款50余万元。左右两路军获得了这样大的成果，我们‘中路军’成绩怎么样呢？我们牵制了敌人，便于左右两路军顺利发展。”
毛泽东终于道破了3月中旬双池镇分兵的天机。
原来，红15军团受命北上，威胁太原，主要目的是要调动晋军。阎锡山怕他的老巢被抄，急忙派了十几个团尾随追赶。红15军团就牵着这股晋军主力一直跑到岚县、兴县一带，与3月底渡过黄河的红28军会师，突然掉头南下，在兴县康宁镇、中阳县金罗镇歼灭了一部分晋军。毛泽东率领的“中路军”，则是一方面“办大事”，另一方面要引着一部分晋军主力兜圈子，既减轻了北路军的压力，又策应了南路军的行动。这北路军和“中路军”的行动果然迷惑了阎老西，造成了他在人烟稠密、物产富饶的晋南一带兵力空虚的局面。这就给林彪的南路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红1军团横扫过去，从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襄陵，一直打到晋南重镇侯马，一路上消灭民团，宣传抗日，打土豪，筹款，扩军。就这样，红军计划半年东征的目的，在很短时间内就已经达到了。
毛泽东这一招，使阎锡山胆战心惊。他接二连三向南京发电报，请求蒋介石救援。于是，蒋介石就派出10个师增援山西：5个师由正太路西进，阻挡红军继续向东发展；5个师由风陵渡北渡黄河，沿黄河东岸向北推进，企图截断红军退路，与阎锡山主力形成夹击之势。
4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决定“回师西渡，逼蒋抗日”。
这正是：抗日救国前锋东征，红军处处占主动；
统一战线首倡大义，元戎每每筹良谋。
欲知东征军回师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关于刘志丹之死，数十年之后有关人员先后写了一些回忆文章，其中有不少细节上的差异。比较突出的是宋任穷说刘志丹被抬到军部后停止了呼吸，与本传上述材料有所不同。还有一个自称是刘志丹警卫员的说，刘志丹受伤后被送回陕北，因伤重不治身亡（这是本传修改前引用的材料，裴周玉曾撰文批驳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运”分子、自由派作家叫王若望的人，便趁机抹黑共产党，写出了一个所谓的“政治谋杀”的研究“新成果”。他胡说“是什么人打黑枪把刘将军打死？由于实现这一阴谋的是党内特务头子康生部署的，所以凶手肯定得到保护并且还有奖赏，永远不会破案。”王若望哪里知道，彼时的康生还远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这个偏于一隅的刘志丹，他怎么会认识？又焉能飞回山西部署打黑枪？就连这样的无稽之谈，后来又被一些人拿来说事，他们在互联网上散布谣言，说刘志丹是被毛泽东害死的。请问：同是受“左”倾路线残酷迫害的人，毛泽东既然救了他，为什么又要将他害死呢？那些人一点历史知识都没有，只会凭空造谣，无异于狂犬吠日，岂不是枉费心机？！
第5章
“既然像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合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
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
话说红1军团在关上村一战，打得阎锡山心惊胆战，他急忙调动7个师的兵力，在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灵石、蒲县一带组成第2道防线，阻止东征军继续东进。
1936年2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等说：
“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4县交界处，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东南西北4方面各50里地区的群众工作。”
2月28日这一天，中共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在洛川密谈达成口头协定：
1、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红军同意恢复67军在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3、延安、甘泉两城现驻67军部队所需粮、柴、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购买；4、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东北军两个营换防；5、恢复红白通商，往来苏区和白区的办货人员均穿便衣，红军与67军有保护之责。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起草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特此布告。
总 司 令 彭德怀
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
3月2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周恩来，要他们和董健吾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董健吾因急于回南京复命，表示不能去石楼。张子华说，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
张子华其实也是一名中共中央机关特科的成员，董健吾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张子华却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
在3月2日这一天，阎红彦、蔡树藩率领的黄河游击师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和晋西北游击队合编为红30军，由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下辖3个团，计1000余人。其任务是牵制北线之晋军。
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褒扬2局的工作“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属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的一大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有劳绩的”。
原来曾希圣领导的2局在东征战役开始后，对阎锡山军队进行了技术侦察，控制了晋军的各部电台密码，及时掌握了晋军、东北军、西北军及入晋增援的中央军的动态，为毛泽东决策及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彭德怀特地从缴获的物资里选了一批斜纹布送给2局作为奖励，让他们每人做了一套制服。
3月4日中午，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复电博古：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 毛 彭
4日12时
博古将毛泽东3人的复电转交给董健吾，又交给他3枚苏区银币和一套布币，作为回赠宋庆龄的礼物。
董健吾回到上海的当天，向宋庆龄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问候。宋庆龄非常高兴，称赞董健吾做了一件“益国非浅”的事。
至此，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国共两党终于打通了已经中断将近10年的联系。
3月4日这一天，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张学良说：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张学良除了同意李克农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外，还希望会见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双方约定：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中共中央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再次商谈，地点以延安为宜，时间由共产党方面决定。
李克农在会见后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洛川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并指示李克农赴山西石楼，向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作详细汇报。
此时，毛泽东和东征军总部随红15军团前进至孝义以西的大麦郊；1军团也向这一带靠拢。而驻守孝义、介休等地的阎锡山部队也正在向这一带集结，企图阻止红军于同蒲路以西。
3月10日，东征军总部指挥部设在大麦郊北郭家掌的一座小山上，毛泽东在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
郭家掌对面左前方就是晋军据守的兑九峪，晋军打过来的炮弹不断落在指挥部的后面。警卫人员劝毛泽东暂时隐蔽一下，他却依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山头上观察前方战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