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

话说1936年4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鲁迅先生的一封亲笔信。

这封信是鲁迅在3月底以他和茅盾的名义，写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鲁迅将信写好后，交给了美国朋友史沫特莱，请史沫特莱设法转交。史沫特莱又托人转道巴黎，好不容易才送到了陕北瓦窑堡。鲁迅在信中写道：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地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鲁迅 茅盾 1936年3月29日

鲁迅为了庆贺工农红军的胜利，又特地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捎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是了解鲁迅的。就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那是他在陕西第4中学只有两间房子的图书馆里，发现了鲁迅著作的选本，非常高兴，当下就借走了3本。几天后，秘书替他还书时，又借走几本新的。第3次，秘书把鲁迅著作选本全部借走了。毛泽东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读完了这些著作。

毛泽东读了鲁迅的信，决定派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陕北到上海去，以便加强与鲁迅、茅盾的联系。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从与冯雪峰相识后，关系一直很好。就是在长征的艰苦日子里，毛泽东深知冯雪峰和自己一样嗜好纸烟，也曾经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特意送给冯雪峰。

在冯雪峰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找他谈话。毛泽东交代他到上海后，要先去看望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先生，然后再去联系党员，开展工作。

冯雪峰到上海后，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去看望了鲁迅。他在谈话中把毛泽东等人介绍给鲁迅，还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当冯雪峰谈到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才能和统一战线思想时，鲁迅总是静静地谛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央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地表露出亲切、信任的神态。

冯雪峰在拜会宋庆龄时，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宋庆龄的赞赏。

此后，鲁迅又委托冯雪峰将他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冯雪峰自己则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以抵御西北高原的风寒。另外，他还特意送给毛泽东几听纸烟。

在这期间，冯雪峰参加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为此与周扬结怨。

在这个4月份，还有两件事需要交代：一是中共中央通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通知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留德学生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部做联络工作，并沟通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二是王世英受毛泽东之命，于4月下旬途经韩城再度与杨虎城会晤，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杨虎城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承诺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4月16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令红1军团自明日起，以两个师打大宁马头关至永和关之河防，尔后在永和、大宁、隰县之间准备作战；以两个师相机夺取大宁，不论夺得与否，应位于大宁及蒲县、大宁、隰县3县之交，阻止蒲县、吉县之敌急进。

4月17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宋任穷说：

“责成你们在大宁、蒲县、永和区域，创造一个300人左右的游击支队，配备干部和武装，以便尔后你们向另一区域移动时，增加晋西南化为苏区的力量。”

4月20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令红1军团引诱大宁之国民党军第69师第203旅和第214旅西进而歼灭之。

4月20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并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邓发，要邓发即刻动身去苏联，并提出邓发赴苏商谈军事方面的任务是：

（一）对日作战彼我双方的共同步骤问题。（二）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四）技术帮助问题。（五）人员帮助问题。

4月2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张云逸，通报了山西国民党军设防和本月底或下月初将有数路向我进攻的情况，以及在陕西的张学良、王以哲、杨虎城部的调动情况。

4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红28军军长宋任穷、政治委员蔡树藩，红30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阎红彦并告周恩来，针对山西国民党军对东征军的大举进攻，对红1、红15军团和红28、红30军的行动作了部署。并说总部于明日率第1分队由交口县康城镇出发，以3天到永和县桑壁镇与林、聂开会。

4月24日这一天，陕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追悼大会在瓦窑堡举行。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主持了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刘志丹的遗体被送到瓦窑堡南门外桃树坬安葬。中央派人把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用担架抬了来。同桂荣要开棺再看刘志丹一眼，周恩来劝道：

“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

后来在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为纪念刘志丹，把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说：

“目前在山西方面，阎军和蒋军共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稳步向我推进。在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而在神府地区，在靖边、安边、定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时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这也是红军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4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张闻天说：

“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

电文中提议在延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等问题。并提出了关于行动方向的两个方案：

“一、方面军全部先到神府、东胜区域一时期，尔后向西边陕甘宁区域。二、方面军大部即向陕甘宁区域（包括黄河以南大道以北），而以28军、30军去神府区域。此两方案请你及政治局各同志考虑，我们亦正在考虑。”

接着，毛泽东就西渡黄河的部署问题，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周恩来说：

“方面军及两军团直属队先渡，5月3号前渡完。”

4月底，国民党救援山西的先头步兵师在芮城县风陵渡渡河北上，已经插到东征军左右两路军的前头，迫近尚在河东等待红军主力部队的毛泽东所部和东征军总部，企图抢占黄河渡口。毛泽东为了避免在渡河以前与这个先头师纠缠，延缓整个渡河计划，就和彭德怀商量说：

“德怀，我想给敌人先头师师长写一封信，要他就地扎营，不准再向前移动，你看如何？”

彭德怀说：

“要得，要得。诸葛亮抚琴一曲退魏兵，主席的信也会使敌人停止前进的。”

于是，毛泽东就给那个先头师师长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军一兵一卒的损耗，都是我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信的最后还警告他说，贵部必须就地止步，不准再向前移动。否则我军以数万之师，南北夹击，贵军就有被歼灭的危险。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军先头师师长看了这封晓以民族大义的信后，不知是出于爱国心之发现，还是害怕中计被歼，真的乖乖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命令”，不再前进一步了。

毛泽东闻报，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用湖南口音唱起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个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936年5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部署了东征军各部渡河时间、地点及顺序；规定部队白天休息，夜间渡河。

是日晚，东征军各部开始按照部署从山西永和、大宁地区的清水关、铁罗关等渡口西渡黄河。

5月5日，东征军全部渡河完毕，进至陕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东征战役历时75天结束。

是役，东征军不但迫使围剿陕北根据地的晋军撤回山西，还歼灭了晋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其中轻重机枪数十挺及大批弹药，炮20余门，扩红8000余人，筹款50余万银元及大批物资。

东征军在30多个县（有学者考证是38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连日本驻华北军参谋长石井也承认：“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肃，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价值。”

5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各兵团负责人，下达了工作方针，要求各部以10天为教育部队、总结经验及准备新行动的时间。各部队依照自己的情况，定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整理组织及总结在山西作战经验的具体办法。

工作方针还规定了红1方面军的政治口号及在10天内由军委召集一次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由军团及军召集一次庆祝胜利并追悼刘志丹的大会。

5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以他和朱德的名义正式发表。他在通电中写道：

自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浦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10师以上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阻拦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悔改，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为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及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监督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