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对个别左倾领袖如章乃器等的这类错误，应在报纸上有适当的批评。批评的态度应以说服为主，暂时可不指其名。这类左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
话说1937年9月间，艾思奇、周扬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从白区辗转来到延安时，十分高兴地说：
“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于是，他便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近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抄录了一些”，是他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信写好后，他叫秘书胡乔木马上送给艾思奇。
艾思奇接到毛泽东的信，正站在窑洞门前看，突然，传来一个很亲切的声音：
“你就是艾思奇同志吧！”
艾思奇抬头一看，来人竟是毛泽东。原来，毛泽东让胡乔木送走信后，感到言犹未尽，于是便来找艾思奇交谈。艾思奇急忙上前，将毛泽东迎进屋里。此时屋里除了一个土炕外，连一把椅子都没有，他便请毛泽东坐在炕沿上，还要到屋外去借茶杯给客人倒水，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以文会友，我们早该是朋友了嘛！老朋友见面，随便一点好。”
说罢，他一面审视着极为简陋的住房，一面端详着瘦弱的艾思奇，又说：
“生活条件艰苦，委屈你了，年轻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你出生的家庭环境优裕，又长期在条件较好的日本、上海学习和工作，希望你既做革命的理论家，又要做吃苦耐劳的实干家。”
艾思奇听着这些暖心的话语，深受教育。就这样，他们就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广泛交谈起来，这第一次会面一直谈到很晚才结束。
也就在这年的9月间，正在忙于指挥数万大军进入敌后抗战的毛泽东，后院却失了火，已经结婚10年的妻子贺子珍要离他而去了。
此时的贺子珍，由思想上的烦恼联系到了身体上的痛楚，她想动手术把身上的弹片取出来，然而延安的条件太差了，做不了这个手术，她便决定到西安转赴正处于淞沪会战战火纷飞中的大上海，到那儿去取弹片。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非常懊恼地说：“我生孩子生怕了。”于是，她那本来要走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就极力挽留她。他心里非常清楚，贺子珍此时不顾自身安危要去上海的主要原因，还是对自己有成见，便诚恳地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3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贺子珍的心。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又拿出了以前不顾一切的劲头，把女儿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拔腿就走了。
贺子珍到了西安后，因上海战事吃紧无法前往，便滞留在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此时，毛泽东很着急，托人捎口信，请她回延安，还给她捎去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去了和解的愿望。但贺子珍已经铁了心，决不回头。她用自己的津贴给毛泽东买了一床新被，并让人给他捎回了一方白手绢，在上面写了诀别信，自己仍然留在西安，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后来她受王明、康生11月从苏联经新疆迪化、兰州、西安回延安的启发，觉得上海不能去就去苏联，到那里去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就与11月来到西安准备赴苏联治病的蔡树藩、钟赤兵、徐梦秋以及张闻天夫人刘英一起，乘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托谢觉哉劝回贺子珍，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去苏联。多年后谢觉哉非常后悔地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不久，贺子珍一行乘坐运送军火的飞机飞抵新疆迪化，住在以邓发为主任的八路军驻新疆迪化办事处。正当贺子珍等待飞机去苏联时，毛泽东又捎去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贺子珍依然不理会毛泽东的召唤。此后，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干部，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贺子珍回延安的好机会，可她还是没有回去。最后，除了徐梦秋留在新疆当盛世才的教育厅长外，贺子珍一行乘车到达阿拉木图，在那里搭上火车直达莫斯科。替代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把贺子珍安排在郊外的东方大学分校住宿，由苏联人陪同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一切安顿好了以后，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发去一封电报，仍然要她回延安。从国内到苏联的人，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让她回延安。可贺子珍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还没有好转，就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长得完全像毛泽东，她的奶水不够孩子吃，孩子一半靠牛奶，一半靠米汤喂养。她还说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等到两年后学业完成了，才能回去；并在信中又一次提出和毛泽东离婚。毛泽东这一次同意了，并正式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贺子珍给毛泽东写有诀别信的那一方白手绢，毛泽东一直保存在他的铁箱子里。直到1938年10月，贺子珍最终永远地失去了毛泽东。这的确是一段读来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
且说1937年10月1日，国民党第二战区为组织由晋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联合发动的太原、忻口保卫战，将作战地域划为左中右3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63师、独立第３旅等10个团划归八路军指挥。
这一天，朱德、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说：
“阎以第63师及章旅（第33军独立旅）另某团共10个团，交18集团军指挥，守五台地区。林、聂注意与章旅联络，并帮助其进驻神堂堡、龙泉关、石咀地区之工事设置。”
10月4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并报毛泽东说：
“陈长捷升61军军长，指挥步兵约10个团，仍在台怀附近，陈本人尚听我们的话，明5日派徐向前同志前往帮助指挥，望你们注意与之联络，尽量从政治上帮助。”
10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他写道：
朱彭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张即林育英，下同——笔者注）：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毛泽东
10月6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的住处仍然亮着灯光，他依然在研究忻口会战的计划。忻口会战即将开始，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显然是重视了晋北方向的防御，忽视了晋东方面的防御，而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必沿正太路向西进攻。他十分担心这一点，提笔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电报，提出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意见。他写道：
周、朱、彭并告林、聂：
关于作战问题之补充意见：
甲、程潜放弃石家庄、集中兵力守太行山山地是正确的，但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右翼除朱怀冰外尚有些什么兵力，能达到坚守任务否？
乙、进入山西之敌，判断总数似不过两师半。为保卫晋北已经占领之数十县，至少分散一个师，则攻太原者似至多不过一师半。雁门关以南又须沿途分兵守备，则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似将不过一个师左右，已处于我3面包围中。如果龙泉关、娘子关能坚守一个月，又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因为我方兵力数量在15万以上，红军与卫立煌军在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
丙、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3点：1、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2、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3、敌后方之破坏。
丁、为达上述目的：1、要求南京速加派生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2、要求卫军4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3、红军林、贺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生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戊、为此目的，我115师主力不但不应出河北，亦不宜位于龙泉关，似应第一步移至豆村、台怀之线，以便适时袭击大营、沙河、繁峙线，并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北越长城出至浑源、应县，以此为中心，分为若干支队，采取夜间行动，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115师这一行动（如再加南京两个师更好），配合贺师主力在左云、右玉、平鲁、朔县之行动，将引起山西敌军正面攻击之停顿，甚至暂时部分地后退，并将引起平汉线敌军停止深入石家庄以南，而采取以一部守备北平、石家庄线，以另一部转向灵、涞、广、蔚地区对付我军。在115师本身，则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2000至2500，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支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
己、因此，在经过你们的详细考虑后，如果基本上同意此方针，便请执行下列步骤：1、要求程、阎确定龙泉关、娘子关新增守备兵力是何部何人，何时到达，保证东面之安全。2、要求程、阎派2个师出恒山北段。3、要求程、阎补充我军步枪3000至3500支，机关枪30至35挺，并允许补充新兵5000至7000人。4、115师之教导营应开至太原为中心之地区，实行扩红，不要开到河北去，因为到那里扩红是靠不住的；骑兵营应随主力行动。总部及贺师亦应派人去太原地区扩红。5、刘师主力或全部使用于正太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
庚、以上意见请详加考虑电复。
此电写完，接朱、彭本日6时电，我们意见已根本一致，但不知林、聂尚有不同意见否？又向阎、程建议，要求他们十分注意秘密，他们部署最好不用无线电，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 6日1时
10月9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要他们询问“新四军”军长候选人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叶挺获知后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
10月10日，毛泽东、谭政致电任弼时、邓小平、罗荣桓、关向应、林育英说：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已建立，主任为任弼时（毛泽东代理）、副主任为谭政，即日开始办公。规定政治机关每7天报告1次。八路军总政治部及师政治部直接报告中央军委，但中央军委对各师指示仍经过八路军政治部。报告事项为：敌我政治情况；部队政治情况及纪律情况；地方工作情况。
10月10日下午，枪杀女青年刘茜的抗大学员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列举了他在革命中的功绩，请求赦免他的死罪，好让他死在抗日的前线上。
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一个关于处理黄克功案件的明确态度。
原来，黄克功在法院审判庭调查、取证期间，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代了犯罪经过。审判长特意问他：
“你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
黄克功讲述了许多战斗的概况，人们从他那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法庭旁听席上有许多人竞相发言，说黄克功参加革命后为党工作多年，立有大功，应宽大处理，民族解放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给他个改过的机会，主张免他死刑；还有不少老红军战士为之痛哭流涕。
雷经天见群众呼声太高，就给毛泽东写了那一封信，与黄克功写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信一并呈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黄克功和雷经天的信，依然主张边区政府司法机关应依法办事。他认为，功劳归功劳，功过不能相抵，杀人应当偿命。不能因为黄克功是党的干部，又立过大功，就不依法处置。于是，他就给雷经天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依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的大院里举行黄克功情杀案公审大会。法官、陪审员、起诉人、证人、辩护人和法警进入了会场，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等人也各就各位。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随后，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然后等着法庭审判。
